询问美文-书梦重温丛书-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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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这几年来，我基本上在散文研究和散文创作之间涂抹，用在研究上的
“墨”重些，在创作上则淡些。读过我散文的朋友说我应该多写些散文，而
另外一些朋友和我的老师说我应该做研究并说有好的艺术感觉对研究有益。
他们都很了解我。我是否了解我自己呢？一次，有位作家朋友来苏州，闲聊
时大家请他“测字”，“测”后都说准。我说我想写小说散文但不知可否？
“测”了后说如果搞创作，成就在研究之下。现在回忆起来，我当时只是笑
了一下，好像说了什么又好像没说。
我没有选择的困惑，甚至觉得不存在选择的问题。现在分工太细，这也
是社会不断技术化的一种表现。灵魂很难分工。精神很难分工。分工多了，
残缺也就多了。我想做的是能够寻找到发挥学识与才情的结合点，在学也浅
才也疏因此不断充实自己的过程中，这样的寻找是不能放弃的。
书话，是我在寻找的一个结合点之一。在写作书话时我常有愉悦的感
觉。本书话的特色在这样几个方面：贯通现当代，时间跨度大；以史识筛选
经典文集，以解读经典作品来解读历史，筛选与解读的过程也就是重建20
世纪中国散文史的过程，由此书话又可以当史读；剖析作家心态；注重审美
分析、性情感悟，以免成为西方文论的“跑马场”；注重书内与书外，书人
与书事，述掌故话版本；以散文笔法出之，以“美文”注美文；书中的插图
当然是书话不可或缺的部分。
近几年来，山东画报出版社声誉鹊起，我为这本小书能厕身“书梦重温”
书系感到兴奋，重温书梦，岂不快哉！在此，我想感谢的是责编同志，我们
彼此是只闻其声而未见其人，这也给我留下了一个想象的空间。
王　尧
1997　年初夏于苏州大学
自　序
这几年来我对自己滋生出的怀旧的心绪不知所措。旧雨新知相逢，喝茶
醉酒，聊到后来，竟都有些怅惘。怅惘的不仅是我。所以大家喜欢用“世纪
末”这个人为的词。其实人人胸中都有“块垒”，“世纪末”只不过是所有
“块垒”的“共名”。怀旧或怅惘并不只是针对“商业主义”“技术主义”
什么的，大概一个真正的文人或知识分子无论在什么境遇下心中总有一片
云，也即香港董桥先生所说的“文化乡愁”。再想，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
得。
偌大的中国现在已经放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心平气静，书桌也就稳当
了，坐在书桌前，读线装书平装书中文书外文书，用毛笔铅笔圆珠笔钢笔电
脑，时光是逝去了，还是留住了？
作为一个职业的读书人写书人，10　多年来我的心思、行踪不外乎书里书
外书人书事，似乎也只有在这个范围之内还能有些自如的俯仰。一段时期内，
我的注意力又集中在20　世纪中国散文研究。我这样做，不仅因为我的“散文
化”气质，也不仅因为我试图改变在一般写作学层次上研究散文的格局，重
要的原因是在我看来，散文是知识分子精神和情感最为自由与朴素的存在方
式。这些年来我先后出版了《中国当代散文史》和《乡关何处—20　世纪中国
散文的文化精神》，依据自己的思路试图建立起散文研究的新范式。如果说
我做了些什么的话，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提出并论证了一个重要的命题：
散文是知识分子精神和情感最为自由与朴素的存在方式。在做了《乡关何处》
这样的“宏观”研究、《中国当代散文史》这样的“中观”研究之后，我体
味到了《询问美文》这样的“微观”研究的自由。从一部具体的作品进入一
个心灵的世界是那样的直接和亲切。我想在新的发现中，在文学场景的还原
中，展开我在《乡关何处》提出的思路：“如果散文创作是知识分子精神和
情感最为自由与朴素的存在方式，那么20　世纪中国散文则是知识分子审美化
的心灵史。作为知识分子的几代作家，以生命的个体形式和独特话语，询问
自我与民族的精神去路。这一在世纪初的晨曦中便开始的询问，没有随着世
纪末的黄昏降临而终结。20　世纪中国散文存活着一个民族百年的梦想。在梦
想的牵引下，对经典作家和作品的回顾、选择与解析，便是对精神家园的又
一次询问。”
我是把梦留在书中，抑或把书留在梦中？
《三叶集》
《三叶集》在现代散文中是独一无二的。一部“五四”前后青年知识分
子的通信集已经成为研究20　世纪中国文学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化石。郭沫若、
宗白华、田寿昌（田汉）他们所走过的道路也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各自在
自己领域作出的成就对这个世纪的影响也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他们，尤其
是他们当中的郭沫若、田汉在本世纪下半叶的微妙的变化也已成为历史的一
部分——人们在议论并将继续议论着他们；但不管怎样，《三叶集》是一段
历史的“起点”。关于通信的缘起、内容和书名的意义，田汉序说得很清楚，
不妨录于下：“‘Kleeblatt’是白华、沫若和我三人的通信集拢来的。写信
的时候原不曾有意发表出来，后来你来我往，写写多了，大体以歌德为中心；
此外也有论诗歌的，也有论近代剧的，也有论婚姻问题的、恋爱问题的，也
有论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我们三人，虽两在海之东，一在海之西，在海之东
的，又一在东京湾的上面，一在博多湾的旁边，然而凭着尺素书，精神往来，
契然无间，所表现的文字都是披肝沥胆，以严肃真切的态度写出来的。”这
末一句话颇让我感慨，现在的尺素书已经愈来愈少，电话之类的“技术”正
在改变精神往来的形式，文字正在逐渐从人的精神生活退出。郭沫若、宗白
华、田汉诸君若生在当下，恐怕就不会有什么《三叶集》了。契然无间、披
肝沥胆和严肃真切是多么令人向往的一种境界。至于书名为何取“三叶集”，
田汉说：“Kleeblatt，拉丁文作Trifolium，系一种三叶矗生的植物，普通
用为三人友情的结合之象征。我们三人的友情，便由这部Kleeblatt　结合
了。”《三叶集》1920　年由亚东图书馆出版，60　年后宗白华秋日谈往，老人
说：“以后我一直在大学教美学，随着时代的动荡，我们三人的见面机会少
了。但从青年时期种下的友谊的种子，一直开着不败的花朵。”宗先生的回
忆后来整理成文发表于1980　年10　月《北京日报》，上海书店1982　年6　月影
印《三叶集》时附录此文。近读李辉《落叶——关于田汉的随想》，觉得题
目、角度不错，对田汉心灵历程的分析深刻而透彻，并且由此牵引出20　世纪
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李辉另有一篇《太阳下的蜡烛》
写郭沫若，也令人思之再三。“三叶”写了“两叶”，不知是否有写另“一
叶”的打算？我没有研究过宗白华，也未读到相关的资料，我想知道，在田
汉写了《我们的自己批判》之后，那位“宗白华兄”是怎样想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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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影》
读大学一年级时，老师在现代文学课上讲到朱自清先生散文《背影》一
篇，不禁硬咽；一位同学因为远离父母，朗读这篇文章时大概也想到父亲的
背影于是泪流满面。这课上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可以说，《背影》是感
动过几代人的文字。在《背影》1928　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前，朱自清有上海亚
东图书馆出版的诗文合集《踪迹》，其封面简洁朴素，我十分喜爱。《背影》
也就成了朱自清的第一部散文集。开明书店版分甲乙两辑，并配有插图，其
中丰子恺为《儿女》画的《丫头四岁时》也惹人喜爱。后来出的《背影》单
行本有的有插图，有的干脆拿掉了。叶圣陶先生《朱佩弦先生》说他早期的
散文如《匆匆》、《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都有点做作，
太过于注重修辞，见得不怎么自然”。叶圣陶先生肯定的是他的知识分子式
的口语：“近年来，他的文字越见得周密妥贴可是平淡质朴，读下去真个像
跟他面对面坐着，听他亲切的谈话。现在大学里如果开现代本国文学的课程，
或者有人编现代本国文学史，谈到文体的完美，文字的全写口语，朱先生该
是首先被提及的。”唐彛�先生在《朱自清》中顺着这样的思路认为“到了《伦
敦杂记》，所用几乎全是口语？？圣陶先生说的知识分子的口语。逐句念来，
有一种逼人的风采，使你觉得这确是佩弦的话，确是佩弦的口气，那么亲切，
那么诚恳。”叶、唐二先生当然表达了一种文体上的价值取向，而在我看来，
似乎应该避免一下非此即彼或者“是”此而“非”彼的思路。也就是说，朱
自清散文给人不同的印象，其实只是他风格的前后差异，从艺术成就上讲很
难说“口语”的朱自清就一定超过“修辞”的朱自清。现在大家提到朱自清
的散文，恐怕更多的还是提他的《荷塘月色》和《背影》。因此“文学史”
中的朱自清似乎是个矛盾的朱自清。对俞平伯的评价也存在着这样的矛盾。
李素伯在《小品文研究》中则以欣赏的笔调写道：“我们觉得同是细腻的描
写，俞先生的是细腻而委婉，朱先生的是细腻而深秀；同是缠绵的情致，俞
先生的是缠绵里满蕴着温熙浓郁的氛围，朱先生的是缠绵里多含有眷恋悱恻
的气息。如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则俞先生的是‘朦胧之中似乎胎孕着一个
如花的笑’而朱先生的是‘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并说《背
影》中的《女人》《阿河》等篇给人以“芳醇的迷醉”。至于唐先生在《朱
自清》一文中批评朱自清早期散文“缺少一个灵魂，一种口语里所包含的生
气”，我并不完全赞同。我以为即使他的“修辞”可以推敲，但《背影》和
《荷塘月色》并不缺少“灵魂”。这些文章，朱自清是在用他的灵魂写也在
用他的灵魂打动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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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山灵雨》
《空山灵雨》是许地山生前编定出版的唯一的散文集。商务印书馆1925
年6　月版。收《心有事》、《落花生》等散文45　篇。许先生的散文，人们最
能记住的也许就是《落花生》了，这使我想起他自己说过的话：“凡美丽的
事物，都这么简单的。你要求它多么繁复、热烈，那就不对了。”（《海世
间》）《空山灵雨》“弁言”说：“自入世以来，屡遭变难，四方流离，未
尝宽怀就枕。在睡不着时，将心中似忆似想的事，随感随记；在睡着时，偶
得趾离过爱，引领我到回忆之乡，过那游离的日子，更不得不随醒随记。积
时累日，成此小册，以其杂沓纷坛，毫无线索，故名《空山灵雨》。”读此
“弁言”，觉得《空山灵雨》的写作和意味在“梦”与“醒”之间。陈平原
君把许地山散文（小说）归为哲理一类，大致不错。细味起来，许地山的散
文常常是情、理难分，而理与情又是以精巧的叙事为依托的。其笔墨也是两
副，或朴素如《落花生》，或华丽如《春底林野》。沈从文《论落华生》极
其“到位”，兹录于下，以为参考：
在中国，以异教特殊民族生活，作为创作基本，以佛经中邃智
明辨笔墨，显示散文的美与光，色香中不缺少诗，落华生为最本质
的使散文发展到一个和谐的境界的作者之一（另外是周作人、徐志
摩、冯文炳诸人当另论）。这调和，所指的是把基督教的爱欲，佛
教的明慧，近代文明与古旧情绪，糅合在一处，毫不牵强地融成一
片。作者的风格是由此显示特异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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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鳞爪》
“多面手”的人成了名以后，究竟戴上什么桂冠，就令人斟酌了。譬如
齐白石，别人说他画最好，而他自称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譬如汪曾祺，
有人说汪的散文比小说好，而汪曾祺自己呢，他认为这话“虽非定论，却有
道理”；再譬如，我们现在要说到的徐志摩，他的新月同人梁实秋先生在1932
年《新月》4　卷1　期上载文《谈志摩的散文》，开篇便说，“我一向爱志摩
的散文。我和叶公超一样，以为志摩的散文在他的诗以上。志摩的可爱处，
在他的散文里表现最清楚最活动。”连理由也说了。在文章的结尾梁实秋先
生又重申：“不过我觉得在他努力过的各种文学体裁里，他最高的成就是在
他的散文方面。”这很有趣。有时想想，到了齐白石、徐志摩、汪曾祺这个
份上，又何必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