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评 选集-第9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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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交织在一起。他可能作出新的、明智的重大选择，然而选择了这一新
路后他将不断面临新的问题，并极可能不断犯下一个个错误。没有一种
古老的办法可以帮助他解决这些新问题，他距离那种原初的动物与自然
界的平衡已经太遥远了。他只有靠想出新的办法去克服新的困难，而在
这之中又必然不断犯下新的错误。不管“进步”在当代怎样受到后现代
思想家有理有据地批判，人类已只能靠新的选择解决新的问题。他已踏
上了一条不断犯错误又不断去纠正错误的没有尽头的道路。他不能停
顿，停顿就是死亡。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是“会犯错误的动物”。

在进一步探讨人类纠正错误的方法前还须阐明人类的另外两大属


性。人是群体性动物。且这一群体不象蜜蜂那样靠生理特征将蜂王与工
蜂区分开来。其头领的产生远比动物复杂。而这一群体又是合作性最强
的群体，它要求起码的确定性、一致性、合法性。无论在哪一种社会形
态中，这些重大选择都起码要经历小范围的谋划与争执。第二，人与动
物的本质区别在于语言。人靠语言完成其一切交流，并靠这一符号系统
储存他的文化知识上的积累。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中，文化系统都至少
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政治、经济之外的一点独立性。

一个使用语言的群体，在不断解答新的问题，纠正新的错误时，靠
什么？只能是讨论。不错，还要靠经验，但一种使用语言的群体动物在
汲取经验时必然会讨论。在汲取哪一种经验时还会争论。密尔说：“借
着讨论和经验人能够纠正他的错误。不是单靠经验。还必须有讨论，以
指明怎样解释经验。”

从这个意义上说，“讨论”是人类的一种属性，是人类生活方式中
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人类生存中的重要内容，人类是一种离不开讨论的
动物。这样说，并非意味着每个人、每个时刻，都要讨论。有些成员可
以基于某种人生教训，固持“缄口莫谈”之箴言。有些时刻决策迫在眉
睫，人们会说：“别再讨论了！”这都会自然发生，都颇可理解。但就
一个整体社会的意义而言，“讨论”不可或缺。人类文明早就丧失了放
弃讨论仍可使该物种适应生存的可能性。我们早已走上了一条以“讨论”
作路基的独特的道路。容许一切讨论，不忽略每一支新鲜的声音，每一
支弱小的声音，——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从一种精神到另一种精神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再读解

王俊敏

一般认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称《新教
伦理》）一书的主题是“基督教伦理有助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
的确，《新教伦理》中提出或表述过类似的命题，甚至也可以说韦伯的
《宗教社会学论集》全书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使这一命题成立，但并
不能因此认为这也是《新教伦理》的主题，其实，这是对该书主题的扩
大和曲解。

正如书名所显示的那样，该书研究的对象是“新教伦理”（一种精
神现象）与“资本主义精神”（另一种精神现象）之间的关系，而不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由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制度和精神共
同构成的整体）之间的关系，也不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物质基
础”（一种物质现象）或“资本主义制度”（一种制度现象）之间的关
系。再提高一个层次说，韦伯研究的是“一种精神现象是否和怎样产生
了另一种精神现象”的问题，而不是“一种精神现象是否和怎样产生了
一种物质现象或制度现象，或者一个包含着物质、制度和（另一种）精
神的整体现象”的问题。作出这样的甄别并非是可有可无或无关宏旨的
游戏，正如后面我们要强调的那样，它有着重大意义。

首先看一下韦伯是如何限定《新教伦理》的研究主题的。

韦伯在为《宗教社会学论集》全书写的“导论”中说：“某些宗教
观念对于一种经济精神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或者说一种经济制度的社
会精神气质，一般来说是一个最难把握的问题。本书开头的两篇旧文即
力求从一个重要之点出发探求这个问题的一个侧面。在那里，我们所处
理的是近代经济生活的精神与惩忿禁欲的新教之理性伦理之间的关系
问题。”（《新教伦理》页16，黑体乃笔者为强调所变。后面凡不注明
引文出处者，均指引自《新教伦理》；凡不作特别说明的黑体，均为笔
者所变。）这里的“开头两篇旧文”就是指《新教伦理》，该书由上、
下两篇构成。

韦伯把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独特性用“理性主义”一词来统括和把
握（页15），并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
体发展的一部分”（页56）。而“理性主义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包含
着由各式各样东西构成的一个完整世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出理性思
想的这一特殊具体的形式到底是谁的精神产品”（页57）。由此，我们
也可以把资本主义视为包含着各式各样东西的一个整体，既有物质的、
制度的东西，又有精神的东西，或既有经济、政治的内容，又有文化的
内容，——资本主义精神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新教伦理》所要解决的
问题就是资本主义精神到底是哪一种精神现象的产物。

对“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精神”两个概念，韦伯分别给出了独
特而详尽的定义或解释。“导论”重点讨论了什么是“资本主义”（页8，
页11），《新教伦理》上篇专门用一章（第二章）来讨论什么是“资本
主义精神”（页32—57）。我们的兴趣并不在于弄清两个概念的含义—


—所以不必详加引述，——而在于一定要明白两个概念之间确实存在明
显区别，并进而明白韦伯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精神”而不是“资本主义”
如何发生的问题，对“资本主义”先作出解释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资本
主义精神”解释的铺垫。本来，这在韦伯那里是显而易见的，只是韦伯
的研究者大多忽略或混淆了这一点。

韦伯在另一处暗示了“资本主义精神”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区别，
并进一步说明他的研究主旨和观点。他说：“我们根本不打算坚持这样
一种愚蠢的教条主义的论点，即资本主义精神（就上述解释的指定意义
而言）的产生仅仅是宗教改革的某些作用的结果，或甚至认为资本主义
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是宗教改革的造物。相反，我们只是希望弄清楚宗教
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
量的传播。”（页67—68）

当然，正如本文开头指出的那样，“新教伦理有助于资本主义产生”
的观点在《新教伦理》中也被提到，甚至可以作为韦伯系列宗教研究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但是，在《新教伦理》中提出这一命题是有“新教伦
理产生了资本主义精神”命题作中间环节的，就是说，新教伦理是通过
资本主义精神对整个资本主义间接地发生作用，而不是对整个资本主义
直接地发生作用。韦伯在点明他的宗教社会学研究“从研究宗教信仰形
式和实际伦理道德观念之间是否存在和哪些方面存在相互关联开始”
之后紧接着说：“同时，我们将尽可能详细说明，宗教运动通过这些关
系影响物质文化的方式和总的方向。”（页68）在“导论”中，韦伯把
《新教伦理》所论述的主题视为“仅仅只是因果链条的一个环节”。“后
面几篇关于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的研究论文则试图对几种最重要的
宗教与经济生活的关系，以及与它们各自所处环境的社会阶层之间的关
系，进行一番略览，以在必要的范围内对这两种因果关系进行彻底的探
究，从而找出与西方的发展进行比较的要点。”（页16）这里的“后面
几篇”是指韦伯的《儒教与道教》、《印度宗教》等研究。韦伯还在一
条注释中补充说明他之所以有上述想法的策略性考虑（页252，注释

＇119＇）。以《儒教与道教》为例，韦伯没有从正面提出与《新教伦理》
中的“资本主义精神”相对应的“理想型”（比如“前资本主义精神”），
而只是从反面论证“儒教伦理”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
道教》页266、页271、页276），而且讨论的重点不再局限于“宗教伦
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而是扩展到经济、政治、教育、宗教（不
仅仅是它的伦理）各领域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因素与整个资本主义
的关系。显而易见的是，该书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来分析物质因素和制
度因素的作用，题名为“社会学的基础”；韦伯还在该书的结尾对这些
物质、制度、精神（“心态”）因素有利和不利于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
的复杂关系作了简明扼要的总结（同上书，页277—278）。然而，如此
种种迹象并不足以冲淡《新教伦理》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
系”的强式主题，甚至也没有抹掉“宗教伦理与某种精神（资本主义精
神或前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这条贯穿整个宗教社会学研究始终的红
线。
不破不立。接下来让我们考察韦伯为了使其立论站稳脚跟还破除了
哪些障碍，也就是说要解决“资本主义精神可能不是由什么产生的”问


题。对此，韦伯重点讨论了资本主义精神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
筑的关系，以及企业组织形式与企业经营精神的关系。

一般认为韦伯与马克思是根本对立的，但也有一些研究者注意到这
种对立并没有那么严重，因为韦伯也并不否认经济基础对资本主义的产
生所具有的根本性作用（页15），也多次指出经济、政治与精神之间存
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页46，页50—53，页68，页143，《儒教与道教》
页278），他只是反对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对精神的单向决定作用，后者
只是前者的映照或非决定性的反作用。值得强调的是，韦伯与马克思的
对立主要不是表现在普遍性上，而是表现在特殊性上，韦伯的结论往往
不是抽象的，而是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得出具体的结论。

针对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并进而决定意识形态的普
遍性原理，韦伯仅举一例加以反驳，他说：“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出
生地（马萨诸塞），资本主义精神（就我们所赋予它的意义而言）无疑
在资本主义秩序出现以前就已存在。。。这里的因果关系正好与按唯物
主义观点得出的因果关系相反。”（页39）他虽然承认资本主义秩序对
精神的制约作用，但强调那是“近代资本主义在它已经取得了支配地位，
已经摆脱了旧有支柱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现象。”（页53，还可参见页
141—143）　

对于近代企业组织形式与经营企业的精神之间的关系，韦伯并不否
认“资本主义商业组织的某些重要形式，这在宗教改革之前业已存在”
的事实（页68），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近代企业精神一定是新的企业组
织形式的产物或反映。进而言之，“固然，企业的资本主义形式和经营
企业的精神一般都处于某种相互适应的关系，但是，他们并非处于一种
必要的相互依赖的关系”，“两者也可以分别发生”。（页46）关于前
资本主义企业组织形式向近代西方理性资本主义企业组织形式的转变问
题，韦伯认为，支配这一转变的所有作法的“基础是这些商人群体的精
神气质”；“这场革命通常并不是由源源不断用于工业投资的新货币引
起的，而是由于这种新的精神，即资本主义精神已经开始发生作用了。”
（页48—49，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当然，资本主义精神也不是凭空发生的，它是另一种与其共处同一
文化脉络的精神现象——新教伦理的产品。《新教伦理》下篇着重回答
了什么是新教伦理、新教伦理又如何产生出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对此
一般不存在分歧，本文也没有必要把韦伯的论证过程呈现出来，所以，
这里不准备详加讨论，只想指出这部分，同时也是全书的结论：“在构
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中，以职业概
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
——这就是本文力图论证的观点。”（页141）

与此相关联，有两点需要说明。一点是在韦伯那里不存在因果链条
的最初起点，资本主义精神和新教伦理都是其中的中间环节点。另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