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评 选集-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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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诚后面有一无限可能的谎言世界一样，在个性与人格的绝对性后
面，又确确实实是一表现为相对性、条件性、偶然性和孤立性的可能世
界，“人对人的相互利用也越来越达到大规模机械化、软件化的程度。
对一个人自以为是绝对目的的东西，对另外的人却完全是一种手段，即
使科学、艺术、道德和宗教本身也不例外。”（页213）
所以讲真诚也好，讲自律也好，在这样一套话语后面所带出的，是
一种摆脱不了的凄凉与孤独，甚至可以说是负罪。
在此情况下的自由，就其现实性而言，不过是一种自由感。西方人
由于总在追求着普遍与绝对，任何意义上的自由感对他们来说总具有消
极的、负面的或否定性的一面；我们这里却不同，因为我们的自由感满
足于恬静自得，这里的“得”即“德”（礼乐皆得，谓之有德），所以
既无罪感（相对于儒家而言），也无自由意志的纷扰（相对于老庄而言），
有的只是完全世俗化了的对如何才“想得开”的内心体验（相对于禅宗
而言）。作者引用鲁迅先生的话说，“鲁迅看出了这种令人欲醉，欲眠
的‘自由感’的虚伪和险恶，并将树立自由意志，张扬个性人格作为拯
救国民性的第一步：‘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
尊个性而张精神’。”（251 页）
于是有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表演：一种是自由意志的设计人生，创造
角色，相伴随的只能是凄凉、孤独、负罪与忏悔，另一种是截断演员和
角色与他的面具之间的有机关联，企图排除一切表演，立足于人类“最
初一念之本心”，而其结果却恰好是造成了中国人情感意识的图式化，
非情感化和非表演的表演化，以适应中国两千余年宗法政治体制的僵化
与老化（页76）。当儒道释三家都把人内在本真的成圣成仙成佛当成人
生最高理想时，赤子般的绝对真诚恰好导致普遍的虚伪与自欺，这恐怕
是中国博大文化的始作俑者无论如何也始料不及的。
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是逻辑的，逻辑的彻底性以及人格表演
所要求的始终如一，都使作者尖刻到了挑剔的地步。这种尖刻，就看我
们“能否将西方文化最根本、最内在的东西吸收为自身的营养”（页253）
而言，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检验；然而这种检验又是以先吸收了西方文化
最根本、最内在的东西为前提，才对传统文化展开批判的。这就有了一
个理论上的两难：你不立足于西方那套经过惯常测试而习惯了的话语方
式就无法批判传统文化，而你所立足的彼一套话语习惯，又有何资格对
此一套话语习惯品头论足？
再说，文化与心理，文化与政治制度之间真有如此必然的联系吗？
读晓芒的这本书，许多地方都可以打上问号，但何以诘问，是举出另一
批例证（俯拾即是），还是先进入他那一套话语圈套跟着逻辑追究下去，
却让人在此止步不前，因为前面又是一个理论上的两难。
个体人格的表演性是否正体现在这里？
不管怎么说，什么才是只对思想而言的理论贡献？这个问题的尖锐
性对今日中国来说已到了非问不可的地步。
也正是基于这一询问，我才觉得这本不合时宜的书真有它难能可贵
的一面。
注释
［1］＇美＇L。德赖弗斯，P。拉比诺著《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 年
2 月版，页59。
［2］同上。
［3］《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页60。
［4］《哲学研究》，三联书店1992 年3 月版，页66。
［5］《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页100。
社会科学与知识类型
——兼评荷曼斯的《社会科学的本质》
邓正来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社会交易理论范式的创立者乔治·荷曼斯
（G。C。Homens），一生著述颇丰，其间比较著名的有《十三世纪的英国
村民》、《婚姻、权威和终极原因：单系表亲婚姻的研究》、《人类群
体》以及《社会行为：它的基本形式》等，然而引起我直接兴趣的并不
是这些历史学和行为主义社会学的论著，而是那本荷氏于1965 年应华盛
顿大学校长之邀前往所做的演讲、尔后以《社会科学的本质》（下文简
称《本质》）为名而出版的专集。我之所以对《本质》感兴趣，有两个
方面的原因：1，《本质》实际上是荷氏关于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的
本质性思考，它构成或反映了荷氏行为主义社会学理论的认识论和方法
论基础，因此，透过对它的把握有助于理解荷氏以其为基而提出的种种
社会学观点；2，亦是更为直接和重要的原因，多年来我一直对社会科学
规范化这个学术论题颇为关注，而《本质》所讨论的问题多少与此一论
题相勾连，其间的某些论点及预设又恐是研究此一论题时所必须予以检
讨和批判的。
一
近代自然科学自16 世纪始的成功发展，为所谓价值不涉（valuefreedom）的客观性认识论奠定了基础。到19 世纪下半叶，关于自然科
学所追求的客观性理想已然实现的观点，业已为人们普遍接受，似乎所
剩下的问题就只是如何将此一认识论原则拓展适用于人类的社会研究领
域。正是在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神话的笼罩下，孔德和马克思便一开始就
宣称他们的社会研究——尽管二者的研究路向不尽相同——为客观的
“科学”，从而在将社会科学建构成“研究社会的自然科学”（吉登斯，
1992，页9）的驱动下，促使形成了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社会思想领域
中的大分野：一是趋向于将哲学上的逻辑实证主义演用到人类社会生活
研究领域的实证论的社会科学解释模式，另一是形而上的阐释学传统
（hermeneutic tradition）；然而无疑，在当时主流话语的支配下，以
经验为基的实证社会科学取得了显势，并在某种意义上将阐释学传统割
断。实证的社会科学派透过对社会科学普遍性及客观性的强调而否定了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金耀基，1982，页99—100），或者说使社
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趋于相似或近似（吉登斯，1992，页10）。卢曼
（Luckmann）对社会科学学步自然科学的这种现象的评论不无道理，他
说，“哥白尼、伽里略和牛顿虽不是社会科学巨匠，但却是现代社会科
学的方法论的大师”（Luck…mann，1978，p。228）。
然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或“实证化”的往后进程，事实上
并不顺利，至少受到了来自三个方面的质疑和批判。第一，大体沿袭阐
释学传统、尊奉日常语言分析和现象学路径的人文社会科学派
（C。W。Mills 称其为“大理论”）认为，社会科学不必受到经典的科学严
格性的限制，因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逻辑上本来就大相径庭，一如
斯金纳（Q。Skinner）所言，“这些普遍的变革中最重要的或许是对以为
自然科学可以为社会科学提供充分或者那怕是相关的模式的设想的广泛
反抗。日益增长的怀疑最明显的反映是这样一种启示的再生：解释人类
行为和自然事件是两种逻辑上截然不同的活动，因此所有成功的解释都
必须符合同样的演绎模式这一实证主义观点一定是根本错误的”（斯金
纳，1991，页4）。
其次，一些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根据荷氏《本质》一书的归
纳，从社会科学研究的结果不如自然科学这一点出发而对社会科学的科
学性提出了怀疑。这派学者认为，科学研究的结果乃是要对自然世界事
物之间的关系做出精准解释并进而给出有效的预测，然而，社会科学却
在这两方面表现乏力，因此社会科学很难说是一门科学（《本质》，页2）。
复次，根据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以及新形式的科学的哲学的出现，
一些学者，主要是自然科学家，从前提上对科学性本身做出了否定。哥
本哈根量子力学学派以微观世界不存在完全独立于认识者操作的“纯客
体”的发现为基础提出了“测不准原理”，该原理后经围绕“贝尔不等
式”所做的一系列实验的证明，而动摇了自然科学客观性的原则。他们
强调对象客体对主体观察操作的依赖关系，认为离开了人的观察而讨论
纯客体是毫无意义的。另一方面，科学哲学的发展亦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卡尔·波普尔指出，“我一直与社会科学步自然科学后尘这桩事战斗，
我一直为一个信念战斗，即实证主义的知识论，即使在自然科学的分析
中，也是不足的。自然科学的分析，事实上，并不如一般所相信的那样，
是从观察中小心地引伸出来的，它们主要地是猜测的与大胆的。不宁惟
是，我已经讲了三十八年了，所有观察都是‘孕胎于理论的’，它们主
要的功能是检察和拒斥，而非证实我们许多的理论”（吉登斯，1974，
p。18）。
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本质》一书并不试图对上述三种批评
观点做出全面的回应，而是从实证的社会科学立场出发并以此作为该书
的限定，仅仅对上述第一及第二种批评观点予以回答。《本质》指出，
尽管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尽相同，前者所讨论的主题和解
释的内容乃是人类社会世界中那些“可观察或可量度的人类行为”，而
后者所关注并力图解释的则是自然世界中物质现象间的关系；荷氏甚至
认为这两类研究对象的差异乃是一种本质上的差异（《本质》，页22），
但是《本质》针对上述第一种批评观点严肃指出，“有些学者认为，如
果社会科学算是一门科学的话，则它与其他科学有很大的区别。假定社
会科学与其他科学一样，那他就大错特错了。可是我偏偏就不信这一套，
社会科学所讨论的命题和解释的内容的确在其本质上与其他科学不同，
因为两者所讨论的主题就不一样。然而，建立命题及解释所需的条件两
者都相同”（《本质》，页22），而且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同自然科学方
法一样，也是客观的；因此，尽管“社会科学家——他们是人，而且对
人类有强烈的兴趣——会使他们的主观观念影响到他们的客观立场，
（但）我不认为情况会如此严重，不错，社会科学家的态度会影响他们
偏重某些现象而忽略了其他现象。。，也有许多科学家强迫自己不受主
观意识的影响，而忽略了其他现象。虽然如此，也没有造成很大的‘灾
难’”（《本质》，页56—57）。
《本质》基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以及社会科学自身研究对
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进而认为社会科学在实践其两项基本职能“发现”
和“解释”方面，要比自然科学困难得多，例如在自然科学中，有时通
过两项变量的分析便能了解研究主题的真相，然而在社会科学中这往往
是不能够的；再者，自然科学可以用实验方法操纵变量和控制其他变量
进入某一个实在现象之中，使其在科学家研究他所感兴趣的变量关系的
过程中得以清楚地表现出来，然而社会科学的变量则不易控制，用荷氏
的话说，“这乃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最重要的不同点”（《本质》，
页5）。部分是由于这些困难，社会科学在解释方面不如自然科学那般精
准，在预测方面不似自然科学那样有效，可以说“社会科学在某些方面
并不如自然科学那样有卓越的成就”（《本质》，页4）。然而，荷氏指
出，我们并不能象上述第二种批评观点那样籍此而否定和怀疑社会科学
的科学性，因为有效预测和精确解释等科学构成因素虽说对于一门科学
而言极为重要，但它们只是社会科学的目标而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一
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虽说它并未精确地叙述进化的过程，也未从其理
论中引伸出有效的预测，但没有任何科学家会否认进化论在科学界中的
地位以及它对现代遗传学的贡献（《本质》，页2）。
透过简单分析《本质》在实证论的社会科学范式下对上述第一和第
二种观点的回应，我们可以得到初步的结论：1，社会科学有着客观有效
的统一方法；2，精确解释和有效预测乃是社会科学诉求的目标，这些目
标之所以未能达致，并不是因为社会科学本身的科学性问题，而是社会
科学的客观方法未被严格地采用。同时我们也发见了《本质》与经典的
实证主义科学观稍有不同，即它并没有象法国一脉的孔德、涂尔干那样
干脆把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直接等同于自然现象而作为研究的对象。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本质》对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