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评 选集-第1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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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狭义的经验性科学，而不含德文中Geistesswissenschaften　之意。有
人担心，如果有这种意思，那么经验科学中的方法、程序、标准将被搬
到社会人文科学之中，当代西方国家中一味追求精确化、数量化、公式
化的计量经济方法就会成为多门学科的理想和范本。这是否办得到，万
一做到了对于社会及人文科学是祸是福？人们当然有理由对此表示关切
和忧虑。

我不知道大力提倡学术规范的人中是否有人有上述倾向，但若以进
入这场讨论的多种文本为依据，我至今尚未看到存在这种倾向。没有人
主张，学术规范化意味着（或者包括）多门学科以经验科学为楷模，经
济学，尤其是以精确化数量化相标榜的某派经济学应该成为做学问搞研
究的样板。

其实，就算有人提倡科学化，我看也不见得就不言而喻地站不住脚。
“科学化”这个概念，只有在个别的、特殊的场合才具有向经验科学看
齐的意思。它在一般语境的基本含义是：反对主观性、任意性；用符合
该事物特征，体现该事物本质规律的精神和方法处理该事物；处理事物
应按一套合理的程序进行，在过程中和过程结束时应有评价、检验、纠
错机制等等。比如我们提倡决策科学化，它显然是针对长官意志，瞎指
挥而言；又如我们说，把“与其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军事原则
应用于经济建设就不科学，指的是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规律与方法，在
以上两种常见的语境中，完全不包含照自然科学方法办事的意思。在这
种意义上，科学化和规范化同义或近义。

本世纪世界学术进展最突出的特征和最强有力的趋势是各门学科的
交叉、渗透，尤其是自然科学方法向社会科学领域的扩张应用。中国整
体学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有一定差距，其显著标志之一就是对于自然
科学方法应用不够，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人员科学训练不足，不但
谈不上创造性地、熟炼地运用科学方法，甚至在文科论文中得出违背自
然科学知识的结论，引论中违反自然科学常识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据
说，在西方发达国家，有一种过份夸大科学的作用和方法，企图对精神
科学提出苛刻的精确化要求的倾向，这种科学和理性无限制扩张的情况
引起了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文大师的抗议和呼吁。他们对所谓“科
学主义”的敌视与抗拒的声音，在遥远的东方大大地引起共鸣和喝采。
依我对西方当代精神文化的了解以及在西方社会的生活经验，我看不出
所谓科学主义的横霸和威胁，这一点现在姑且勿论就算在欧美有科学及
理性过度膨胀的倾向，但在中国呢？我们是重视应该有过而远远不足的
东西，去学习，去尝试呢，还是把注意力放在警惕和抵制一种在发达国


家才有，在中国显然还不具备条件有的倾向呢？

要把话说得周全并不难。我们在理论上显然应该承认，社会科学领
域中既有应该清晰和精确，适宜引入自然科学方法的地方，也有不能清
晰和精确，不适合应用自然科学方法的地方。在原则上我们肯定会主张，
最好的做法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让各门学科各种方法各得其所。现在，
我们应该就中国学术的现状和水平发议论，而不是抽象地或凭自己的爱
好去倡导或抵制某种东西。请大家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社会科学
界，主要的问题是该精确该清晰的东西未能达到精确清晰，该规范该科
学的地方未能规范未能科学，还是相反？不用说，答案是一望而知的，
因此，对于我们该怎么办的结论，也是不难得出的。

注释

＇1＇　L。Wittgentein，　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Oxford，　Basil　Blackwell，1958，。。　
§82，　83。

人文研究的逻辑是什么？

许明

1。这是一个被人们普遍忽略的问题。
八十年代的学人被思潮和观念变革所吸引，人们无暇顾及这样“具
体的”“技术性”问题。但是，当思潮的浪头退落以后，当你再别出心
裁，观点也没有什么吸引人之处以后，写作的疲倦以及掩盖在这疲倦之
中的逻辑苍白，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这种感觉是实实在在的，它包含
的问题属于我们自己。

人们通常将人文学者与知识分子概念等同起来，将知识分子应有的
济世拯民的情怀与人文工作的职业特点相联系，这不错。但是，人文知
识分子如果脱离了自己学术发展的本职，那么，他的言论将是无根无底
的。现在的情况是，发表一些观点容易，而推进学术发展却是难而又难。
什么叫推进？——由“推进”两字我联想到“知识增长”，西方的科学
哲学家所作的所有工作，可以这样概括：寻求科学知识增长的动力、机
制、逻辑线索和前景，并为知识的增值过程作出论证。从这个角度看问
题，科学与科学哲学的发展呈现一种同步状态。在这种同步发展中，随
着科学的发展，科学发现的规律被逐步发现出来并构成了历史。

作为自然科学的一般科学活动有一个“知识增长”的标准和探讨这
种增长的历史，人文科学具有这种特性吗？

为了证明这个问题的极端的重要和它的现实意义，让我们回到人文
研究的现状，并以文学研究为例。

在文学界，我们在许许多多的研究论文中看到，“真理”的获得何
其容易：要么根据某一种公设（自以为是的公设，如把伽达默尔的某种
观点作为出发点），要么根据某几个事例（相反的事例往往被遗忘）。。
一篇论文、一部著作的结论往往是：“我以为。。”，“我们可以这样
说。。”作为导话。论证手段简单，以致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不带
偏见地说，在我们的文学界，阅读只能获得观点、看法，而根本就可以
遗忘逻辑——因为从根本上讲在文学界很缺乏现代逻辑的意识。

这种研究工作的直接的结果怎样呢？同一水平的重复是最稳妥的评
价了。在相互均缺乏方法意识的情况下，不同观点的双方往往仅仅因为
占有材料的侧重不同，选择的理论点不同而互相攻讦。其实，两种观点
往往并不是对立而是“都有一定的道理”，于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学
术会议上有“三种观点”，这恰巧应了黑格尔“正、反、合”的咒符。
真是死气沉沉的重复。

意识到自己处在这种重复的逻辑中，怎不产生职业的困惑呢？在自
然科学发展史上，知识的增长是以新的公理、新的理论、方法提出为标
志的。新知识对旧知识构成了扬弃，但它的增长测度却是可以验证的。
文学研究是有特殊性的，它不同于文学创作，它属于逻辑思维范畴；它
又不同于一般自然科学，它具有人文学科的特殊性。但是，它不可能与
其他科学研究毫不相关。从历史的眼光看，它不可能没有一个知识增长
的问题。

一切入这一问题，有必要澄清一下中国文学界对科学精神的拒斥。


也许是二、三十年代科学论战的不详阴影，文学研究对“科学主义”似
乎视若洪水猛兽。其实，有些人是自赏地拒斥一切称之为科学主义的东
西的：方法、思维、逻辑。。；但是，我们饶有兴趣地看到：在这种气
壮如牛的拒斥声中，却自觉地躲在伽达默尔、利科尔等现代西方美学家
的具有科学主义色彩的背景下写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笑话。其实，二、
三十年代吴稚辉热衷的拉美特里和机器崇拜与今天我们讲的科学精神已
经有遥远的距离，“人文科学中的科学精神”这样一个严肃的命题，当
然首先包括着历史上一切挚着地追求知识和科学进步的学者有价值的思
考，包含着现代科学哲学家对人类的科学知识增长的内在规律的揭示，
当然，也包含着人文科学已有的历史性进程所蕴含的价值。人文科学研
究如果有历史（诗经研究如果有历史、老庄研究如果有历史、唐代文学
研究如果有历史、鲁迅研究如果有历史。。），那么，历史能够确立，
它本身就是科学，也就是说，它必然地包含着知识增长的问题。

以此为座标，文学研究作为科学研究，衡量它的尺度就应该是明晰
的概括知识增长的各要素。当然，我们根本无法发明一种检验器，以数
学的准确性来获取答案。人文科学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属性、价
值内涵，都会影响它的评价。但由此就可以使人文科学成为任意解释的
东西吗？就可以使它成为真正的无权威性的游牧场吗？如果客观地、尊
重历史地看问题，在大致相同的研究路向上，知识增长的标志是以新概
念、新范畴的提出，甚至是以新的思维框架的提出为标志的。以伽达默
尔的解释学美学为例。本世纪六十年代诞生的解释学美学在回答审美理
解何以可能时，创造性地在理解者与“艺术本文”之间设置了一系列的
思维矫正器（或曰思维的拐杖），如“合法偏见”、“传统”、“时间
距离”、“视界融合”、“效果历史原则”等。这种科学主义色彩极其
浓厚的智力设置，使主客体之间的行程变得复杂，从而也更真实了。这
一系列范畴在历史发展座标上，当然有它的前瞻性。比之亚里士多德的
“模仿”，康德的“无目的的合同的性”，黑格尔的“显现”。。，它
至少是一种有差异的，能深化问题本身的概念和范畴链。于是，不管你
是否认可，伽达默尔以解释学原则对美学与人文学科的独特贡献，就可
以是确切无疑的了。

当然，我们不是要求每篇论文都应有伽达默尔式的独创。暂时做不
到这一点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至少应当在研究论文中高度体现方法意
识。只有当思维明晰时，论述的问题本身才能算是明晰的。所以，不要
误会我们上述阐述对文学研究者提出了不切实际的空想。问题的全部意
义在于应当力求确立一种信念：文学研究以“知识增长”为尺度的科学
精神，是每个研究者应该努力去追求的。

2。文学研究论文的一般模式与它的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领域的划
出，无疑是学科推进的前提。把“文学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
我们看到当代文学研究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它的根
本弱点的暴露。我们只要从思维角度做一个有心人，对已发表的文学研
究论文作一番研究，而且不管它打着什么牌子，就可以发现思维模式有
着惊人的相似。大量的文学研究论文透出这样一种规律，在思维手段上，
大致有两种倾向：①有限材料的归纳法。对某一个问题，如文学史上的
某个现象，某个作家，研究者往往根据自己所能掌握的有限材料作出结

论。而所谓材料的全面性其实往往是一种自我欺骗。极端的是抓住一点
不及其余，虽然是个别的例子，但也颇能说明问题；②从某一命题出发
的演绎法。在论题本身的系统内，由于演绎法的自身逻辑的合理性，使
某种问题的论证显得颇有说服力。如对艺术的非功利性的论证往往采用
这种先验演绎主义。但一旦对其出发命题发生怀疑，其全部结论的真实
性就颇为可疑的了。

能标志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的增长”的文学研究，到底内含着什么
样的规律，我们放到后面去讨论。在这里，诚实的态度是先解剖我们面
对的用简单思维手段，用最省力气的习以为常的办法制造出来的“论
文”。对这些论文的自以为是、自我满足、没有丝毫危机感甚至让这些
心态习以为常地形成一种文化人格，已经或正在危害着当代中国的人文
研究。而最可悲的是，事实上在这种陈旧的前科学的特殊方法之上，都
被我们冠之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冠之以“历史的与逻
辑的统一”等辉煌的名词。历史是什么？逻辑是什么？在文学界根本就
是不甚了了。这一切均在模糊之中。一次次的重复（研究方法上的重复，
结论上的重复），对科学研究来讲，都是不可原谅的智力浪费。

所谓文学研究中的归纳思维，就是指在掌握一定材料基础上的提
炼。这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常见的思维类型。在这种思维类型下，高
手与新人之间的差别只是体现在对材料的掌握的多少和熟悉程度上。要
否认在研究中采用归纳法，在目前中国文学界来讲，如同引爆一颗原子
弹。没有别的思维类型更为中国的文学界熟悉了。失去它就会有一种“真
空”。但是，归纳法已经具有自己的历史。它的古老的形态与新生的含
义之间已经有很远的距离。归纳思维的萌芽，在西方最早是由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