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评判-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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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正发生在温州“效能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刻。
外地一记者在温州采访中了解到这样的故事。有一家企业，想来温州投资10亿元建发电厂，因为温州一向缺电。但是，到了温州之后，政府方面却无人接待，最后原本想投资的企业改投其他地方。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项目，出现在内地的市县，也许当地一把手会亲自出面接待。
长期以来“宽松管理”，固然释放了民间的创业激情，但同时也使自己养成了惰性，没有像苏南的许多地方一样向服务型政府靠拢，尤其是基层政府，服务的意识还比较差。
温州的企业主也反映，这几年，温州的城市建设、道路建设进展非常快，但是政府的服务意识却似乎没有跟上。这也正是许多人抱怨温州投资软环境不理想的原因。
同时，由于温州民营经济在全国经济中的发展超前性，由于温州政府财政投入少，也由于温州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权力能力限制，也由于全国大形势下出现的政府官员腐败现象，与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需求相比，政府的作用还是肩负着十分艰巨的任务。
此前，温州也曾开展“百家企业评政府”等活动以推进政务公开，提高办事效率。政府也有过大刀阔斧地简化和减少行政审批手续。时下，一场被称为“铁腕治吏”的效能革命正在深化之中， 而“画眉深浅入时无？”，还得问问老百姓。
第七章 有为温州又将何为（2）
“信誉”
如果以为温州品牌在信誉上可以高枕无忧，将会铸成大错。
尽管温州官员与民间的正名之举不绝于耳，1995年，温州产品质量合格率就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可全国的消费者没那么容易被说服。
就以鞋为例吧，它是温州质量的最醒目“标签”和最敏感的“神经”。
2001年，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栏目要录制一个名为“新鞋子旧鞋子”的专题。
可以想象得到，这时的“温州鞋佬”是如何的躇踌满志。驰名商标、真皮标志、免检产品，样样出尽风头。
可是，2001年2月18日，名嘴崔永元与现场观众的对话给温州人和温州货当头一盆冷水。
主持人： 我最近听到了一个数字不太相信，说温州产的鞋每年有10亿只。10亿只，我算了算，如果有10亿只的话那咱们每一个人脚上都应该有一只鞋是温州出产的，那我就在现场做个调查好不好？您好，穿鞋来的吗？噢，穿着呢，哪个鞋是温州产的呢？
观众： 我原来买过温州的鞋但是早就没影了。
主持人： 原来是什么时候？
观众1： 头两年的时候那会儿挺火的，那温州鞋在市场上买的。
主持人： 是因为它便宜是吗？
观众1： 便宜，可是穿了也就没有几天吧，20来天就没了，就坏了。
主持人： 天天穿着它爬香山是吧？
观众1： 不是，因为我喜欢活动，我喜欢跳舞，我觉得那鞋样子挺好看的，结果跳了几场舞就完了。
主持人： 当时正在跳舞的时候鞋坏了挺尴尬的吧。
观众1： 对，是。
主持人： 还是穿着那个鞋走回家了是吗？
观众1： 对，就是开了不知道，还在那儿傻跳呢。
主持人： 我跟您说，您是幸运的。我听说过这样的事，下着雨，穿着这个鞋走，后来，人还继续走鞋底不走了。您好，是哪儿的鞋这个？
观众2： 我这鞋不是温州的，上海的。
主持人： 您从来没穿过温州的鞋吗？
观众2： 我没穿过，听说那鞋不好我就从来不穿。
主持人： 如果我告诉您一个消息，您穿的这个是上海产的鞋有可能就是温州生产的，您信吗？
观众2： 那可能。
主持人： 可能？
观众2：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那儿产的，但这上面写的是上海的。
主持人： 问问这位小伙子，穿过温州鞋吗？
观众3： 穿过。
主持人： 什么时候穿过？
观众3： 去年。
主持人： 去年还穿过？
观众3： 去年穿过，就是不好。
主持人： 啊。
观众3： 就是不好，别的什么也没有，就是不好。
主持人： 有什么不好呢？
观众3： 穿穿就坏了，断底开胶，开胶断底。
主持人： 是温州产的吗？
观众3： 木樨园买的，浙江村啊。
主持人： 那以后还会不会再买温州鞋？
观众3： 再买就傻了。
主持人： 我告诉你温州的鞋现在已经变好了你信不信？
观众3： 好了也不能信了，一次上当全上当了，听这名都害怕了。
……
中国•；奥康集团总裁王振滔是应邀参加录制的唯一“鞋佬”，他在自己产品包装盒上打上的产地是“浙江永嘉”。可崔永元不依不饶：“为什么不写上温州永嘉呢？是欺负我们不知道永嘉在温州吧？”
节目播出后，大为震惊的温州人连叹“比窦娥还要冤”：没想到，北京人对温州货还是十多年前的印象！
王振滔还透露，当时也有不少为温州正名的声音，但并未引起“小崔”更大的兴趣。
明明是自己的优质产品，别人却不知晓、不领情——当年温州货触目惊心的假冒伪劣在中国人心中打下了太深的烙印。
参加该期《实话实说》对话的原中国消费者协会主席武高汉概括了五句话：第一句，先入为主；第二句，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第三句，请神容易送神难；第四句，城门着火殃及池鱼；第五句，信誉是经营者的生命，一个企业或者一个经营者如果舍弃了自己的信誉，他必将为此付出代价。
令人心忧的是，即使到了今天，温州一家知名女装老板还说：“直到今天，外地一些商场，一听说是温州的品牌，还是不让进。”
第七章 有为温州又将何为（3）
“成本”
2003年入夏以来，缺电呼声逐日增强。
中国最缺的是浙江，浙江最缺的是温州。市区一周两天停，县里隔日一停。
中国鞋都工业园一企业负责人说，因为缺电，企业已到火烧眉毛的境地，20多个国家的订单做不出来。
当地部门官员说：短时间内可能不会改变，预计2004年的用电缺口是20亿度。
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使得人、物、信息、资金流通成本居高不下。
温州水、电、土地、交通和通讯的价格，缺乏比较竞争力。土地的价格，目前要比苏南、杭州、上海郊区一带高出许多。
居住成本大幅飙升。市区几乎见不到每平方米7000元以下的楼盘，有人考证说，比美国洛杉矶的房价还要高。
交通的成本也是如此。温州至广州的机票比上海、杭州至广州的还要贵，北京至温州的机票要比北京至厦门、福州的要贵。仅此两条线，让来往温州者一年就多花了千万元！就连公交车起步价绝少2元以下的。
温州民营企业的投资来源主要靠自身积累和民间借贷，融资效率虽高，但成本要比其他地方高。迄今为止，中小民营企业发展融资难依然未有彻底缓解。
“秩序”
市场经济呼唤公平、自由、有序的经济和社会秩序。
鉴于社会环境的关系，温州的行政、执法、司法部门，易受“人情关系”的影响和干扰，在针对企业的外部行为方面，依法不作为和依法作为的概念相对薄弱，权利的概念过强，违法、违纪作为和不作为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政府的形象和威信。
民营企业的税收也相对较重，在银行也不能获得平等待遇。
近年来，温州产品的出口大量增加，但是，国家关于出口退税的规定却难以贯彻执行。曾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温州企业有22亿元的出口退税退不回来，令国家法令和政府威信大打折扣。
健全的信用制度和评价体系、备受尊崇的商业道德规范、政府和司法的权威、民营经济的同等待遇、安全有序的社会生活秩序，这一切与温州还有多远？
“多边化”
温州的“多边化”是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浙江省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委员史晋川教授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专门说到的问题。
“我们观察到的另一个现象，是温州吸引不到外资。”史晋川说，温州现有的所谓外资，几乎都是温州本地人到国外闯荡一番，然后拿本护照回来开办企业，所从事的产业与当地也没什么区别。“不仅如此，温州连‘内资企业’都没有，温州以外的中国人，甚至温州以外的浙江人都不会到温州来办企业。”
这又是为什么？在这块充满商机的土地上，为什么没有人愿意来投资？除了现有的产业里，温州人已经做到了全国第一，甚至世界第一，外资进来几乎没有竞争力这一因素外，史晋川认为温州地方政府的公共权力，与温州的私有财产之间，已形成了一张“不可触摸的网”，这张网你看不见摸不着，可是一旦进入这个地区，你就会感觉到它的存在。
外地人不到温州投资，温州人的投资却遍布全世界。史晋川将温州人这种生意活动，归结为类似于多边声誉机制（惩罚机制）为主构建的机制网络关系。
所谓多边化的声誉机制（惩罚机制），是指一种人格化的交易执行方式。在一个范围较小的乡村或城镇，一个人的行为好或者不好，通过口口相传，会使这一区域中几乎所有人同时得到信息，并对此作出比较一致的反应。与多边化相对应的，是在现代社会中日益盛行的双边化机制，就是在两个生意伙伴之间出现问题，只需通过法律就可解决契约中产生的矛盾，而不会在整个宗族或一个区域中引起更大的反响。这是一种在规范和法制的基础上进行的非人格化的交易执行方式。
史说：“原来经济学者们讨论这种机制，都是在讨论商人和商人之间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个人认为，经历了改革开放的20多年，温州当地的一些政府官员，已逐渐成为了多边机制的一部分。”
在温州，不少地方干部的亲戚朋友都在经商，或者他们本身就在企业中有股份。过去温州县里的干部可以拿到土地在城区造房子，二三楼是住家，一楼就是铺面做生意。史晋川说：“当年苍南县打假，始终执行不彻底，原因何在？假如打假力度过大，造成当地工商业的衰落，干部们自己商铺的租金就会大幅下降。房租的收益可比他们在政府里的工资高很多倍。”
多边化原有的特点，就是以亲缘、地缘、宗法、家族、历史文化传统为基础，一旦政府官员卷入多边化，在产权的保护上就不会一视同仁。一些与之有利益关系或者大的资本就会得到保护，但是例如正泰、德力西这样规模的大资本的企业，由于经营规模不断扩张，在温州当地没有办法获得它所需的要素市场的支持，贷款数量过大，温州当地支行就无权放贷；企业要自我提升，外地的人才又不肯来，此外还有市场、技术、信息渠道等因素，温州都不具备优势，这些都会引起大资本向外流出。
部分政府官员卷入多边化的结果，就是温州本地的经济在现有产业结构下被锁定，资本大量外流，甚至可能出现产业空心化，使当地的经济失去竞争力。
多边机制在它的原发地温州出现衰败，而在温州人拓展的地区，他们的经济网络也会逐渐被以现代法制为特征的双边机制所消解。
“有意思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你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温州人正在声势浩大地向外迁移和对外投资，多边机制似乎正在向海外扩张。这种局面的形成，恰恰印证了当地政府一些官员被卷入多边化机制这一现实。”史晋川估计，多边化机制在其中心地区的消退已经显现出来，如果再没有及时有效的措施，温州人经济就有可能像今日的温州经济，逐渐丧失它以往的活力。
探索中的温州市政府还必将继续探索下去。在本章作结之时，有必要重温弗•；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的一段描述——
国家这一强制性力量与过去的部落方式最大的不同，是它没有必要再为整个共同体制定统一的目标并集中财富去实现这一目标，而只需要把自己的功能限制在提供公共安全和保障产权与公正规则的实施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