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变数-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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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政治变数沉默中的变数（1）
如上节中的政治活跃度图所示，中间阶层既是保持政治稳定的力量，也是一支政治活跃的力量，主要决定于阶层力量与期望张力两个因素。在第五章中我们已经讨论了中间阶层的兴起及其冲突，发现中间阶层的力量成长是一个变数。本章前面三节分别从理论和国外经验两个方面分析了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发现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也是一个变数。这一节我们具体分析当前中国城市中间阶层，看一下其期望张力是否也具有这种变数特征。分析发现，当前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虽然还保持在一定的容忍范围之内，但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并不能保证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不会显性化，甚至达到紧张的程度。也就是说中间阶层除了具有政治消极的一面之外，其期望张力的作用也有激发政治活跃的一面。
一沉默与疏离
相当部分的中国城市中间阶层表现出了政治冷漠的特征。这种政治冷漠首先当然是所有现代社会中各个阶层的普遍现象，并不是我国当前城市中间阶层所特有。对于大部分公民来说，政治生活只是各种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除非发生大的社会事件，他们日常中并不会对政治特别关注。中间阶层同样如此。他们作为社会的骨干，往往背负沉重的生活、工作和事业压力，忙碌中很难对与个人联系并不紧密的政治生活投入太多的热情。如果说中间阶层关注政治、参与政治，在多数情况下也局限在行业或专业领域所涉及的具体政策动向。然而，在前文对政治关注程度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中间阶层政治冷漠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假性政治冷漠”，即被动的政治冷漠。从更准确的意义上看，这种政治冷漠可以称之为“政治沉默”。
虽然这种政治沉默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冷漠相似，却并不完全相同，具有政治疏离的特征。一般的政治冷漠是面对政治事务视而不见，是一种“不作为”；而政治疏离则是主动远离政治，是一种“作为”。从某种程度上，政治疏离类似于政治文化中的村民类型，即民众与政治之间缺乏联系，政治系统不需要民众的支持作为输入来维持其合法性，而政治的输出也远离民众的生活与视野，民众并不期望从政治生活中得到或失去什么。政治疏离甚至比这种联系的缺乏还进了一步，表现为民众主动回避政治，对政治生活不耐烦，直至厌恶政治生活。比如，一些被访者在谈到每年春天的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会议，不是津津乐道“两会”的议题与政策动向，而是对“两会”带来北京市区交通堵塞、市民出行受到影响的不满。如果说政治冷漠是中间阶层对政治系统的单向行为，其主体只有中间阶层自身；那么政治疏离则涉及中间阶层与政治系统两个主体，是两者之间的关系状态。因此，要分析政治疏离就不能仅仅讨论中间阶层，还要讨论中间阶层与政治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
对于中间阶层政治疏离的原因，除了通常的解释，被访者还给出了另外两种说法：
①无能为力。许多被访者明确表示，自己根本不能对政治事务产生影响，即使个人对政治关心也没有用。这种声音的实质是中间阶层与政治系统之间缺乏互动机制。对于政治系统而言，在提供中间阶层政治参与途径上“不作为”，中间阶层不得不成为政治上的局外人。实际上，政治系统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政治参与渠道，以中间阶层的社会地位完全可以利用这些政治参与渠道。比如，2003年的北京市各区县人大代表选举就是一个很正式、而且得到政府部门大力推动的参政渠道。其他各种正式社团组织也提供了一般公民的参政机会，比如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各级政治协商会议、共青团、工会、妇联、工商联、青联、学联、行业协会、学术团体等等，这些都和政治有着某种或强或弱的联系。在日常政府决策过程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听证会、意见征集、政府信息公开等。理论上，这些参政平台可以将所有的中间阶层囊括其中，甚至还有很多中间阶层个人可以在多个团体或参政平台中找到归属。那么，为什么中间阶层仍然声称在与政治系统间的互动中“无能为力”呢？我们只能解释为：这些社会与政治间的互动机制缺乏实质性的中间阶层参与。比如，有些被访者认为人大代表选举并不完全反映民意，而且人大代表缺乏实质性的政策影响力。有些被访问者提到交通管理部门从各种形式上征求社会对改善北京市交通环境的建议，但同时认为这些做法的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有些被访者提到一些政府部门组织的价格听证会（主要是提价听证会），但听证代表缺乏民意基础，也不能左右政策结果。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沉默中的变数（2）
②避免伤害。许多被访问者表示应该主动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对政治过于关注并不一定是好事，可能会发生对自己难以预料的伤害。为了明哲保身，最好不要太多关注政治。这种声音的实质是政治系统并不希望中间阶层真正参与政治事务，除了所提供的现有的正式政治参与渠道，其他一些更有实质性的政治参与是不被提倡或被禁止的。与上文所提到的“政治不作为”相比，这种倾向是政治系统的“作为”，是一种主动姿态。这种疏离的政治文化的形成也需要一个长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使得中间阶层在面对政治的时候宁愿选择逃避。在访谈过程中，经常可以体会到这种中间阶层与政治的疏离特征。而且，这种特征并不局限于本身比较敏感的公务员职业群体，而是所有的中间阶层群体都下意识保持着这种戒心。比如，在联系一个从业律师的访谈时，他显得顾虑重重，在得到作者的一再保证之后，才接受了访问。在和一对外企白领夫妇的交谈中，男士在说到一个话题时逐渐兴奋起来，但后来突然停了下来，并一再叮嘱要将这段话从录音中删除。在访谈一个在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士时，他因为临时原因还约来了一个朋友，在访谈中这个朋友一直陪在旁边，但几乎一言不发。后来知道他在政府部门工作。在作者的努力下，这个朋友也开始谈到一些自己的看法，但后来一再表示刚才的话都是“信口胡说，千万不要记录”。这样，政治参与无形中受到了压抑，使得政治参与不仅要付出时间、精力，甚至还要冒一些不可预测的风险。因此，中间阶层即使存在一些非正式的政治参与形式，也往往处于一种谨慎的隐形状态。访谈中许多被访者表示，很多时候他们并非不关注政治生活，甚至希望有政治参与的机会，但在现实中他们表现得很低调。
政治冷漠与政治疏离都是政治不活跃的形式，不会对政治秩序形成直接的冲击。但是，政治疏离是被动的政治冷漠，相对于通常的政治冷漠，政治疏离并不稳定。更直接一点，政治疏离本身就是一种期望张力，是政治期望没有得到释放的隐性状态。封闭的政治秩序可以压抑政治参与的热情，同时也可能为未来政治参与热情积累着力量。也就是说，中间阶层政治参与热情是个变数，他们现实中的政治消极并不能说明中间阶层没有政治参与的热情与潜力。一旦政治疏离显性化为政治参与，其对政治秩序的压力可能比通常的政治参与更加剧烈。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疏离中的热情
既然中间阶层具有政治参与的能力与期望，那么，即使其政治参与受到约束，他们的这种参与热情也可以找到一定的途径寻求释放。这方面，最令人感兴趣、甚至感到困惑的是，中间阶层在政治冷漠、政治疏离的同时，他们还普遍表现出对“国家”、“民族”等这些抽象政治事物的认同。这种情感很容易在一些特定场合与环境中被激发出来，也就是平常所说的“爱国热情”、“民族情感”等。中间阶层具有强烈的国家观念，可以在一些特定场合与契机——如体育比赛、出国生活、国际交往、国际事件等——中被激发出，甚至有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许多被访者提到了在体育赛场为国家、民族情感而热血沸腾的体会，身处异国时作为中国人的强烈责任心和荣誉感。与对政治的回避不同，中间阶层对于表达这种情感不仅没有掩饰，反而为这种经历而自豪。甚至有一位看来非常理性、稳重的被访者声称，如果“台湾”发生战争，他会毫不犹豫地要求走上战场，为祖国的统一而战。当这种爱国热情如果超出了理性的界限时，就演变成了有狂热倾向的民族主义。如果把民族主义理解成为一个中性的词汇，则所有的爱国热情都可以归为民族主义，区别只在于其热烈程度。与政治冷漠相似，中间阶层在日常忙碌而平淡的生活中，也不会总去思考国家、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然而，与对国内政治的回避不同，中间阶层谈论国际政治，特别是地缘政治的频率要高得多。
无论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都属于通常的政治范畴，而且，当没有出现大的国际冲突的时候，民众对国内政治的关注热情通常远远高于国际政治，这在西方国家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那么，为什么在当前中国城市中间阶层中出现了政治疏离与民族国家认同强烈并存的情况？
这种现象仍然是长期政治社会化的结果。如上文所述，政治系统从“不作为”方面没有为中间阶层提供太多实质性的政治参与途径，从“作为”方面不提倡中间阶层的政治关注和政治参与。而爱国主义一直被大力提倡，政治系统甚至不遗余力地进行各种“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将政治生活中的许多内容与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也就说，政治系统从“不作为”方面，并不禁止爱国热情的释放——只要不超过一定的限度、不偏离纯粹的爱国热情方向；从政治系统的主动“作为”方面看，爱国热情是受到鼓励和推动的。这样，政治参与经历对于许多中间阶层来说并不熟悉，而爱国主义的经历却是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得到的。经过这种环境的长期熏陶，“回避政治”成为许多人下意识的生活经验，最终形成了对政治的疏离；而爱国主义也成为许多人下意识的生活经历，在不断被激发中保持着热情。这样，同为政治关注，其内容被人为地分割成两个互不相扰的领域，一个是身边具体但“危险”的国内政治关注，一个是遥远抽象但“安全”的国际政治关注。
为什么这种分裂化的政治热情与参与得以维持？关键在于维持政治合法性的两难。政治冷漠与疏离有利于降低民众的政治参与，增加政治秩序的稳定。同时，政治参与是重要的政治系统输入，是政治系统必不可少的合法性来源。而政治参与会带来政治稳定的隐忧，这样，政治系统就处于政治合法性与政治稳定的两难之中。为了解决这种两难，在继续保持政治冷漠与疏离的同时，政治系统就通过其他途径补充政治参与的缺乏。一种是维持形式上的政治参与，甚至不断创新形式上的政治参与渠道；另一种是通过维持和激发“外向”爱国热情，来补充“内向”的政治参与不足，增加政治合法性，同时也分散对政治参与要求的压力。
但这种解决方式并不可靠，特别是对于中间阶层尤其如此。首先，形式的政治参与并不能代替实质的政治参与。当前的城市中间阶层大多具有高学历、接受了许多现代政治理念，形式参与和实质参与的辨别对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