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变数-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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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椋⒕倭艘桓隼樱何姨嵋蟮氖焙蚩隙ㄓ械紫摺１热缯∨獬ナ蔽姨�100万，可能我的底线只有30万。如果他给了我50万，虽然没有达到我的要求，但超过我的底线了，我也就罢休了。有时候虽然事情不会那么让你满意，但差不多就可以了。可以妥协、灵活一些。周燕（04）读过MBA（工商管理硕士），把商务知识运用到和物业公司谈判的技术上来，核心利益是她认为是必争的，其他可以妥协：看他妥协的那部分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如果不是，我们还要坚持。如果核心的东西已经妥协了，就可以了。其实和物业的谈判和一般的商务谈判是相通的，大家要达到一个双盈。关键还是他妥协的是不是我最看重的地方。这种懂得妥协的特点往往使中间阶层在冲突中避免两败俱伤，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专栏“汽车旅游”摘自卢嵘：《业主在行动》，载《南方周末》，2003年8月14日。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行动的理性（2）
2003年7月4日，一支浩浩荡荡的汽车队伍引人注目地行进在北京的主干道上。车内玻璃上一律贴着标语：方舟苑业主声讨奸商。“我们这不是汽车游行，是汽车旅游。”开头车的是一位30多岁的年轻人，他一再“狡猾”地对警察申明。
在和开发商发生一场暴雨般的“石块战”并导致双方都有流血之后，方舟苑的业主们筹划了这次行动。
这是一次纹丝不乱的行动。
集体开车去北京市规划委讨说法的通知提前贴在了各楼门前的告示栏上。当天早上8时，包括老人和孩子在内，有200多个业主自发参加了出车行动。他们在汽车玻璃上贴上了各种维权标语，还穿上了统一的白T恤，上书红色大字：方舟苑维权业主。
8时10分，车队从方舟苑出发，48辆车子排成了整齐的500米长的车队，打着双灯，慢驶前行。由于是上班时间，引来了沿途很多市民的关注。走到四元桥的时候，交警拦阻了车队，但业主们表明自己去有关部门反映问题而非游行后，交警放行了。车队沿着东四环开到国贸桥的时候，又被阻拦了一次，车队还是守规矩地停下来，耐心等待。最后，在公安部门的关注下，车队一直沿长安街到了西单。由于怕妨碍交通，车队没有开进只有两条车道的礼士路，业主们很听指挥，被引导到一条比较偏僻的马路上。
北京市规划委和建委的人士赶来听取业主代表的意见，上午谈了两个多小时，下午又谈了4个多小时，200多个业主就在车队附近等待。中午的时候，大家就吃面包，喝矿泉水。下午业主代表表示事情有所进展后，6时左右，他们清点了车辆和人数，车队又有序地返回了方舟苑。
“那天，我们没有丢掉一个老人和孩子。大家都很理性、守秩序，我们只是想合法合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参与了那次“汽车旅游”的一位业主这样表达感受。
业主和开发商斗争的导火线是多出来的两座楼。原来要盖3座楼的地方变成了5座，规划更改了。此前，业主们已经用了很多手段表达不满，他们本不想采用游街这种方式，但现实是似乎不闹出一点更大的动静来，业主们和开发商就会无休止地激烈对抗下去。
果然，“汽车旅游”之后，事情似乎有了转机。专栏
理性派：成功来之不易*
“你要是能在北京找到一个测量队，敢复测我盖的房子的面积的话，这笔测量费我给你出！”开发商曾经用这样的口吻表示对于亚菲努力讨说法的不屑，但是一年多之后，她成功地在和开发商的斗争中取得了“部分胜利”。
于亚菲用面前一尺多高的文件证据，20分钟慷慨陈词，终于为自己也为所有国际友谊花园业主赢得了测绘单位的认错和开发商的退款。
于亚菲把自己取得的胜利归结为理性的、有证据的斗争的胜利，她认为大部分业主在和开发商斗争中的失败是因为热情有余而证据不足。
作为公关行业的高级白领，10年前于亚菲每小时公关活动* 摘自汤涌：《那些领导者》，载《南方周末》，2003年8月14日。的标价就是2500港元，行业特征塑造了她面对棘手问题时的手腕和能力。
开发商提供的测绘结果是政府有关部门的测绘队做出的。一位业主在发现房屋实际面积有严重问题后，寻求法律诉讼却遭到失败。消息传出去，业主们开始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在一次业主聚会上，于亚菲被公推为业委会的主任。之后，她给一些朋友发了邮件，说她今后有一年的义工要做，要为小区的业主们讨还一个公道。今天回忆起来，她没有想到收集证据、和政府和开发商交涉的过程这么辛苦：“如果重新选择的话，我可能不会挑这个担子了。”
2002年3月18日，业主委员会批准之后的“房产维权互助行动”正式开始。于主任的打算是测量整个小区的面积，而不仅仅是几家的房子，在这个过程中她又发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开发商甚至把人防设施等归国家所有的部分面积也摊在了业主们的身上。
请律师，审计师，找新的测绘队，无数波折。在经历了很多测绘队的拒绝后，他们终于成功地请来了一支上海的队伍。测绘结果：整个小区和大产权证上相比，缩水了8000平方米的面积。
事情找到房产管理局，没有被受理，于是于亚菲就改找消费者协会，消协介入后，局面一下子打开了。同时她发动大家尽力联系各种媒体，电视台，报纸。
“开发商有专业知识，有人力，有钱，我们跟他们斗太辛苦了。”于亚菲一直觉得这是业主处在弱势的原因。
维权行动理性而缓慢地进行了一年多，政府部门终于答应出来协调。今年2月，在北京市房地产局举行了座谈会，本来的安排只有开发商、政府和业主参加，于亚菲通知了消协的工作人员和媒体记者到会，她坚持事情要公开解决，而且她和几个业主代表也需要这些后台。
终于，政府部门的领导代表测绘单位向业主们认了错，开发商表示这个“误测”和自己无关。“我们听政府的。”他们被要求向大家退回多收的房款，原来的房地产证作废，根据实测面积重新核发新的房产证。
“这真是一个难得的胜利，这只是我们所有维权要求的部分成果，但我感觉已经没有辜负业主对我的信任。”于亚菲欣慰地说。
小结政治参与及其理性线索〖1〗一民主政治研究中的政治参与视角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宏伟目标，其中一个就是民主政治文明。可以说，民主政治成为整个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落脚点。从世界范围来看，当前几乎所有国家或地区至少从名义上将民主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源泉。从而，当前以民主政治为课题进行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行动的理性（3）
然而，“民主”本身是个难以把握、充满争议的词汇，几乎每个人都有各自对民主的理解。所以我们看到，虽然如此众多的国家都宣称是民主的，但其各自的形式和内容都有着很大区别，甚至本质不同。正如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所言：“对于民主理论来说，存在着如此之多不同的思路……而且在涉及民主的问题时，对于几乎所有的可能性，人们都可以找到一个良好的例证来加以证明。人们试图借以发展一种民主理论的可替代思路如此之多，以致开列出这些思路的清单是一件相当令人恐怖的事情。”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三联书店，1999年版，导言第2页。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也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以民主观混乱为特色的时代里。”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从大的方向上来看，对民主有两种理解。
一种是作为价值的民主，即将民主本身看做目的。正如林肯所提出的：“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在地球上永世长存。”鲁特维克，艾密尔：《林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478页。“民有”、“民治”和“民享”，就是对价值意义上民主的一种理解。概括来讲，民主的价值理念包含人民主权、自由和平等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另一种是作为工具的民主，或称方法、形式、程序性的民主，这种看法把民主看做一种具体的制度安排。比如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就把民主看做一种政治方法，并具体化为选举制度：“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做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的选票取得做决定的权力。”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正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5~396页。
那么，我们如何把握民主研究的线索呢？可以认为，这些争论根本在于民主是一个“本质上可争议的概念”。然而，无论采取哪一种诠释，都会同意民主政治具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否则就都离开了民主的本意。这一核心就是政治参与，或者是公民政治参与。
例如，在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其民主政治的核心制度，根本上就是所有公民都有权利参加“公民大会”，而直接决定重要政策。除此之外，全体公民也有资格参加抽签，以期出任“审议委员会”委员，从而按月轮流主持“审议委员会”，决定经常性的政治事务。简单来说，公民直接参与政治，正是古雅典民主政治的核心部分。这样的政治参与，也是古罗马共和国的核心制度。
在民主政治长时间销声匿迹之后的近代，政治参与成为西方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内容。无论西方各国主要政治制度如何变革，比如从转制政体变为民主政体，朋党倾轧变为政党政治，从有限选举权改为普遍选举权，几乎都是以政治参与为枢纽，从而建立起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各种关系。可以说，从19世纪以来的欧洲政治史，本质就是一部政治参与制度的发展史。西方民主政治的演变，实际上存在两条发展线索：一条是政治参与权利项目的增加，例如选举权、请愿权、申诉权、出任公职权、结社权等逐一增加。另一条线索是政治参与人数的增加，例如选举权的发展史，就是逐渐取消经济能力、教育程度、种族及性别等限制条件的历史，从而使得享有选举权的人数逐步增多，直到全体公民都能够享有这些权利。
显而易见，无论在初期的民主政治中，还是在民主政治的转型中，还是在成熟的民主政治中，政治参与都处于核心地位而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
在当前，学者们探讨了民主政治建设的具体途径，比如人大选举制度改革、法制国家、宪法审查、司法改革、党内民主、基层民主、行政体制改革、市民社会发展、中间阶层培育等。在这些具体途径中，都能够找到政治参与这个核心线索。
二行动取向中的理性线索
在上一章的讨论中我们看到，对政治的认知比较少，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政治冷漠。除了中间阶层专注于个人生活和职业的自身原因之外，政治系统的封闭性是关键因素。社会与政治之间互动机制的缺失，使得中间阶层感觉与政治的距离较远。而且，政治系统还相当程度上保持着对政治关注的约束，抑制着社会力量潜在的政治热情。
中间阶层的消极不光表现在意识上，还直接表现在社会行动取向上。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得到了强调。参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但同时我们不能不承认，真正能够提供给中间阶层的政治活动空间仍然十分狭小。除了政治动员之外，自改革开放以来，至今我们可以找到的中间阶层政治集体行动的形式和事例并不多。
如果就此分析得出中间阶层政治参与消极或缺失的结论，则未免失之浮浅而仓促。整个世界的政治文明在进步，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也对传统政治领域产生着强烈冲击。政治合法性是所有执政体制曾经、正在或将来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在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期更是如此。其中，政治参与是衡量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内容。面对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压力，政治体制必然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这些新的变化。而中间阶层也会在越来越开放的环境中受到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