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香识女人-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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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上尉法乌斯托是本书的主角,他是一个在和平年代而不是战争期间因一次事故双目失明并失去一只手的军官,是没有“白鲸 ”的埃哈伯船长,是黑暗世界的囚徒,是没有“伊利亚特”的奥德修斯。对于他来说,剩下的只有一种可能,即进行一次小小的“远征”(只有一周的时间,如同军营中所说的,五天加两天)。这次旅行从热那亚开始,先到罗马,最后到那波利。在那波利(正是那个有阳光城之称的那波利),等待他的是与死神的约会。
就是这样一个人物,这样一个任何杰出演员都希望扮演的人物,从他的恶毒、他的挑衅的兴致、他对希望和怜悯的拒绝来看,都不太像一个意大利人。更不像意大利人的是,在他和受命陪他旅行的那个士兵(他给他起的外号叫胖子)之间自然形成的友谊(但不是这个词的正确含义)。
这是一种奇特的、难以把握的情感,是一种还没来得及把握就已经失去了的情感。这种情感不是靠目光沟通形成的,也不是通过语言表达形成的,而是由深藏不露的默契形成的。
本书的主角双目失明,即使撇开这一点,该书也是一本神秘晦涩的书,又正是由于这一点,它在图书馆中只能被束之高阁,在战后意大利文学史中也无人提及。但它随时会被搬上舞台,不断被重新搬出来(其作者在职业生涯中也经常慷慨地这样做),所以要了解它的神秘就必须从它的最后几行出发:“随后而来的明亮空间仍然不是死亡。”《 闻香识女人 》这本书就是以这样一行字结束的,它拒绝以现实结束。
这部小说看来不想同其他书一般所遇到的那样听天由命,它不想委身于一种定式,不想被束之高阁,不想被一种定论所埋没,而是想成为一种纪念,而且是被一个偶然间随意读到它的读者当作纪念。这是一本叛逆的书,是对死亡的叛逆的一本书,而且也是 —— 或许更是 —— 对生的叛逆的一本书。
作品相关
献给拉法埃莱·马蒂奥利
我欠你的,我能够用语言部分地偿还……
……我们的任务是同这个不牢固的、不稳定的地球如此深入地、如此痛苦地、如此充满激情地相互渗透,是让它的真谛在我们身上无形地再生。我们是不可见的蜜蜂。我们不停地采撷可见的蜂蜜堆积到不可见的金色的大蜂房里。
—— 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奥地利诗人)1925年的一封信
也许每一次不是来自危险之地的救赎仍然是灾难。
——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德国哲学家)《 诗人们为什么?》
本书(原书名直译为《 黑暗和蜂蜜 》,发表于1969年)是作者后期作品中探索个人与社会冲突,尤其是探索个人内心较为出色的一部。书中人物之间精彩的对白,时时闪烁着对爱与孤独、生与死亡的洞见,锐利而深邃,直探人性之幽微处。
本书曾两次被改编拍成著名影片《 闻香识女人 》,分别由世界级大明星维托里奥·加斯曼和艾尔·帕西诺担纲主角,演绎生动深刻,令人难以忘怀。奥斯卡影帝艾尔·帕西诺主演的电影获第65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及最佳改编四项提名,并最终获得最佳男演员奖;还获得了第50届金球奖最佳影片、最佳编剧奖。中译本借用影片之名谓之《闻香识女人》。
—— 译者2006。6。1
院落里空无一人
一只绿头大苍蝇在楼梯平台的玻璃窗间飞来飞去,发出嗡嗡的声音。墙壁散发出新近粉刷过的气味。大苍蝇突然换了一个方向,像是从虚掩的窗缝间嗅到了外面的清新空气,转眼就从那里飞走了。我也来到窗缝前,把烟头扔了出去。楼下的院落里空无一人,8月末的阳光下,两小块水泥地泛着白光。远处,河对岸覆盖着丘陵的绿草已显出枯黄,渐渐消失在远处模糊不清的天际。我将头上的船形帽戴好,整了整领带,然后按响了门铃。
门立刻打开了,仿佛那个女人一直就等在门后。
那是一个老妇人,脸色红润,红得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她身材瘦小,穿了一身灰白色的衣服,笑容满面,脸上的皱纹中充满亲切和宽厚。她示意请我进去,她的身后是一条黑黢黢的长廊。我们很快就拐进了厨房,两把椅子已经从桌边拉开摆好了。
“好样的,真是好样的,很准时,这可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她叹息着,可依然是满脸微笑,双手绞在一起。
我报上了我的姓名,小心翼翼地摘下船形帽,局促地放到膝盖上。
“您也还是个大孩子,我的天啊。”她伤心地闭上了眼睛。我觉得我的脸红了。“做这种事情,不知道像您这样的小伙子是不是有耐心……留在这儿,确实是需要耐心的。”
她闭上嘴,停下不说了,嘴里的假牙也看不到了。
我抓住她感叹的间隙说,在军营里的时候,我的长官已经把所有的细节都告诉我了。
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一边用细长的左手摩挲着右手背,一边表示听到我所说的话了。她有一双非常漂亮的手,像上等羔皮纸一样透明。这双手与她的身份很协调,与整理得一尘不染的房间,还有桌上花瓶里插的两枝鲜花也都很协调。
“我觉得,您是个大学生。是独生子吗?”
我告诉她一些关于我的职员父亲和我的母亲以及妹妹的情况。在我寻找合适的语言介绍他们时,三个家人的面目有那么一瞬间不似平日那样模糊,像突然褪去了薄雾般清晰起来,不过很快就又隐匿不清了。接着我讲了我的年龄,我今年20岁,在大学里注册的是经济贸易专业。
我觉得我的声音有些陌生。
我的话并没有让她感到轻松。
“现在的年轻人我一点儿也不了解。”她掩饰道。“也包括他,就是在那边的他,还有他的那场巨大的灾祸,我根本就无法理解。可能是因为我太老了。再说了,明白了有什么用?同情、怜悯,这倒是应该的。”
她又站了起来,立即控制住激动的情绪,转而微笑起来,脸部表情变换得飞快。“有些冷咖啡,您喝吗?味道很好的。噢,或许橙汁更好些?您可千万别拒绝。”
她径自转身走了。我觉得她动作还挺敏捷,像松鼠一样。很快她手捧着一杯咖啡回来了。
“我可以吸烟吗?”
她平和地笑了:“请吧。他也吸烟,一支接一支。你们男人啊。”
随着那个“他”字,她用手轻轻向背后指了一下,好像那个人就藏在黑黢黢的长廊中。
她把两手叠在面前,又开始评论起来:“不管怎么说,您给人的印象是,您是个好儿子。是的,是这样。”
我们又是相对无言。我克制着自己,不先提出任何问题。
不幸发生的那天
“我是他的表姨妈,”她终于决定说话了,声音很低。“他说,我只不过是他妈妈的一个表姐妹。可实际上我不仅仅是表姨妈,如果不是我,谁来照顾他那个可怜的妈妈?谁给那可怜的老太太送终?她没有受那份罪,真算是她的福气。再说了,那时是多么难啊,谁都想象不到。直到不幸发生的那天,我对他都不是很了解。他总是在外面转,忙于社团、研究院、军营。出了那场灾祸之后,一切就得由我来操持了,看来这是天意啊。已经9年了,明白吗?”
我喝完了咖啡,杯子还捧在手里。那杯子依然显得干净清亮。
“9年啊。”她重复着,声音越来越微弱低沉。“现在什么都过去了,可是刚开始的时候,唉,最初的情形我都不愿意再去想了。一个像他那样的年轻人,一双眼睛瞎了,还丢了一只手。这只能说是,在这个世界,上帝不愿意让任何人快活。演习,动用的竟然是炸弹。我是说,在现在的这个世界上,动用炸弹,每天搞那些演习,都是为了什么呀?把杯子给我吧。”
“我们司令都告诉我了。”我说。
为了显得自信,我紧盯着地板。地板是拼花的,每4块砖组成一个蓝色的图案,白的底色上构成一种复杂的特别花样。从半透明的窗帘透过来的光线照在那些花上,形成的光晕凸现了那些花的娇弱。
“一个像他那样的男人,”她继续慢慢道来,脸上的皱纹逐渐舒展开来,“是啊,他有钱。他是个富人,我不是。我有那么一点点退休金,是个寡妇。他可是个富人,还不到40岁,壮得像头狮子,孤零零地活在世上。”
我在小碟子里揿灭了香烟。那个小碟子是她给我当烟灰缸用的。
“记住,这几天您一定要好好跟着他,”她又说,“一刻也不能离开。这一点您懂,对吧?要有耐心,孩子,要特别特别地有耐心。要顺着他,千万别啰嗦,要说他总是对的,即便他是在胡说八道。您能做的,就是永远对他说是,永远说是的,先生。懂了吗?”
“当然,夫人。”
“那个叫胖子的小兵现在躺在医院里。直到前天胖子还在陪着他。胖子是卡拉布里亚人,一个傻瓜,不过很善良,在一些事情上还挺狡猾。很快他就明白了,他应该只回答是,只能说是的,先生。可是,胖子偏偏在这几天得了伤寒。就在要动身的这个时候生病,您觉得这是不是他的运气?”
“在我们军营里也有3个人得了伤寒。”我说,但我立刻发现她并不感兴趣。
她的眼睛似乎过于湿润,盯着我,像是在琢磨我。
她像是终于豁出去的样子,用刚能听见的声音悄悄说:“说他坏有点儿过分。我并不想说他是个坏人,但是,事情都发生在他身上,和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没有关系。真是多灾多难啊!在那场大难之前就已经是这样了。上帝啊,要知道,他母亲把他养大受了多少罪啊。真让人痛心。我相信您,才和您说这些,孩子,明白吗?”
“谢谢,夫人。”
她温柔地看了我一眼,但随即又流露出一丝不信任。她放下杯子,仔细地抚弄着袖口,纤细的手指一下又一下抚平那些根本看不出的褶皱。
也许她担心自己说得太多了。
“不管怎么样,对您来说,这也是一个美好的假期。”她眼望着别处接着说道,“就像你们说的,五天加两天,是一个星期的旅行,到那波利结束,有一周的自由,和军营没有一点关系。”
她说的有道理,所以我赶快说些让她放心的话。
“好了,好了。”她突然不高兴地打断了我。“你最好现在就过去。就在那儿,门外放了些碎布头,是给你们的军靴打蜡用的。就是走廊尽头的那扇门。要先敲门,进他的房间永远要先敲门。我最好还是留在这儿。愿上帝宽恕我,我总是多嘴。”
她不再管我,一手支在桌上撑着头,眼睛看着花瓶里的花,右手指一瓣一瓣地抚弄着花瓣。
“千万别叫他上尉,永远只称呼他先生。”她再次警告我,但没有再看我一眼。
“我就叫你胖子好了。喜欢吗?对你们这些人,我都叫胖子。你不愿意?你觉得像是一条狗的名字?如果不愿意,你就告诉我,尽管说。”
他让我坐下。他那张坑坑洼洼的脸距离我还不到一米。黑色墨镜几乎连额角都遮住了,僵硬的左手戴着手套,在昏暗中反射出微弱的亮光。他脸上的微笑突然之间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张脸上只有发际处和戴墨镜的地方没有伤疤,只有那些地方还算光洁。他的脸色极其苍白,一点儿血色也没有。
虽然拉着窗帘,外面街上的嘈杂声还是隐隐约约地可以听见。
“热吗?喝点儿什么吗?喝的东西就在那边。你说话呀。你是不是大学生?聊聊吧。”
他笑了笑。
“是的,先生。”我说。
我得走很多路
他的右手伸到我们两人中间的小桌上,从盒里拿出一支香烟。在我划着火柴之前,那只手已经飞快地打燃打火机,准确地点燃了嘴上的香烟,然后熄灭了打火机。打火机像只飞虫一样悠然地落入他膝盖上戴着手套的那只手中。
“你走路行不行?你能走吗?去年给我派来的那个胖子根本不能走路。我把他打发走了。刚走一个小时他就气喘吁吁了。可我得走很多路。马都走不过我。你们都觉得自己能行,但是,你们试试看,那简直是在受罪。”他笑了,轻轻地吹着烟。
“走路我能行。在军营……”
“军营里那些愚蠢的行为根本算不了什么。”他抬手打断了我的话。“也许,值得一说?那就跟我说说看,说吧。”
“那种事其实也没什么意思。”我不打算说了。
他一阵大笑,呛得咳嗽起来,前仰后合地在椅子上都坐不稳了。后来他掏出一块手绢将嘴角擦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