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旋的思想(汪丁)-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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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轮一轮政治改革完成以前的较长时期，也还只能如此。自然其前提必须是有责任伦理和人权观念的政府。如其不然，一旦放弃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的建立，不立此为本，那么，必将流为新权威主义，这是与现代民主政治精神泾渭殊途的。”此处，元化先生承认民主政治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故不愿“坠入空谈高调”，他所希望的，是那些保持了责任伦理和人文观念的政治家们或许在追逐私利的政客们的权力格局内逐渐占据优势，至少，在实现民主政治之前不要完全被追逐私利的政客们压倒。

盘旋的思想——知识、秩序、自由（二）　简论王元化先生自由主义思…

　　　　他还注意到：“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在危难时刻所显现的美好人性，倘不加珍视、培育、巩固，是会稍纵即逝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不注重人文精神，很多不好的现象也在危机中暴露出来。一些人不讲公德，随地吐痰。有的患者明知自己有病，还出来游玩。甚至还有SARS患者从医院逃出来，到公共澡堂去洗澡。这是我们长期以来蔑视人文精神，缺乏由人文精神所培养出来的责任伦理、公民公德、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等等，必然产生的恶果。我希望通过这次SARS的经历，全社会都能够重视这个问题，思考这个问题。”

　　　　最后，元化先生论及社区的性质：“现在我们的社区还不是民间社会团体。民间社会组织的根本精神是自治，是市民或村民按照自愿的意志自发组织起来的团体。这里且以美国的社群为参照，美国每一个镇都是一个社群，它有自己的通过选举所产生的管理机构，镇并不对县或州负责，它只对自己的选民负责。在镇、县、州和联邦之间，并不是一般我们所理解的上下级关系，每一个都是相对独立的社群，只是通过明确的法律联系在一起，比如州的立法不能违背联邦的宪法等等。我们现在的社区，在历史传统上与保甲制度有关。1949年之后，我们采用的是街道里弄组织，它们都是区行政部门的派出机构或政权机构的延伸，实际上是政府的基层单位。它们是以贯彻上面的政治任务和领导意图为主要目标。它们不是自治的、服务性的，更多的是管理、控制的功能。……当前社区改革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它应该是从大政府转向大社会，使社区更多体现出服务和自治的性质，让政府对社区的管理由指令式向指导和辅助式转化，由原来作为社区派出机关的基层单位向民间社会自治性组织逐步过渡。”

　　　　数年后，2005年10月3日，《财经》杂志发表了元化先生与林毓生先生关于西方与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的通信。当年3月2日，他们的讨论从现象层面开始，元化先生口授：“这里乏善可陈，令人郁闷。现和你谈点文化方面的事，去岁12月中旬，几位热心朋友倡议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一次‘清园书屋笔札展’，我同意了。展品是我用毛笔书写的拙著中的各片段，每幅二百字上下。目前媒体上所报道的文化活动不是为了炒作，就是带有广告性质。充斥在报纸、杂志、戏剧、电视、舞台上的，大都是一些低级庸俗的文字和图像。我已经老了，没有力气再做什么事，我想通过这次展览，也许多少可以显示出一种和只顾向钱看的消费主义和娱乐文化有所不同的文化氛围，但是我失败了。……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袭上心头。……前后不过十年，这里的文化衰败和人的素质下降就这样迅速，我不禁想到赫尔岑那样的问题：‘这是谁之过？’作为一个知识者，我们自然是有责任的。但这不能仅仅责怪知识者，这是我以前跟你说过的那种决定文化导向的力量所造成的。每一想及此事，真是令人悲从中来。我已入耄耋之年，一无所求，但是想到我们的后代，想到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倘听其毁于一旦，实在是于心难堪此劫。”

　　　　同年6月30日，林毓生先生答复元化先生：“……文化庸俗化现象，在港台的年轻人身上随处可见（当然，也有例外），在那边，大家好像已经见怪不怪了。目前塑造年轻人‘无意识’与‘无品味’的最大力量，是媒体的与政治的炒作。各国制度尽管不同，许多年轻人趋向享乐，趋向低俗的情况，大同小异。我本来以为欧洲历史比较悠久，文化底蕴比较深厚，对于人性物质化及动物化的浸蚀，应该比较能有较大的抗拒力。但，事实不然。欧洲文明世俗化，物质化与动物化的程度，有些地方比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非西方文明，一旦遇到了史华慈先生遗笔中所指谓的当代西方‘排他性物质主义的宗教’（theexclusivereligionofmaterialism），虽然各地反应有些不同，但都显得招架无力，其精神传承都被这股强劲的力量排挤了。……全球化的经济，一方面给世界各地的许多人带来了生活的改善和便利；但，另一方面，各地互通有无的经济，使得整个世界变成了市场，一切以赚钱为目的，精神、境界、格调、品味当然都顾不到、谈不到了。人在资本主义笼罩之下，只有异化之一途。早期马克思，受到了黑格尔的影响而形成的这项对于资本主义病态的理解，确是看到了真相。不过，他后来提出的解决办法，却是建立在历史具有进步性的假设以及科学主义的迷信和乌托邦的想象之上，则显得太过天真！……针对资本主义产生人的异化问题而言，世界上其他思想家也都尚未能够提出真正有效的解决办法来，人类正处于‘无解’的状态！（适当、有效的思想还需要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的配合，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不过，思想终究是不可化约的诸多相关因素之一。）……从韦伯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所主导的社会，其最大的特征是，它赖以发展的‘工具理性’有自我推展至极致的内在动力。这种内在动力排斥一切阻挡、抑制其推展的思想、文化、道德、社会素质，使它们无法产生效用。……韦伯所形成之资本主义的异化观，其所以比黑格尔、马克思的异化观更为深刻，恰恰是因为他认为它本身没有自我超脱的能力。异化了以后只能继续异化下去。这样的异化最终切断与“超越”的联系，而人的精神和呈现道德与美的品质的境界与格调，必须与‘超越’相联系才能有源头活水。而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异化观，由于深信‘正、反、合’的逻辑，则蕴涵了自我超脱，甚至自我超升的能力。……这封信起草了几次，都不能成篇，主要是因为想到人类的未来，心情甚为沮丧，而自己除了肯定韦伯，也并没有什么新意可陈。……韦伯接着说：……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也许的确可以这么说：‘专家们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却在自己的想象中以为它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文明水平。’……先生信中所说的，除了受到前述被西方文明所支配的普世现象的影响以外，当然还有国内的特殊原因。两者加在一起，情况比西方还要严重。您对未来大概也是感到悲观的。……在这‘排他性物质主义的宗教’日益猖獗，将逐渐席卷世界的时候，个人所能为力的，实在相当有限。我看只能把分内的事情尽量做好，友朋之间相互慰藉而已。”

盘旋的思想——知识、秩序、自由（二）　简论王元化先生自由主义思…

　　　　2005年10月31日，元化先生在《财经》发表《〈约翰·克里斯朵夫〉书评》，他指出该书第六卷表达的爱和美，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因反抗而有的偏激心态：“……过去我爱读的是这部书的第四卷‘反抗’和第五卷‘节场’。克里斯朵夫不顾一切想要去涤除艺术界多年积存的油垢，向那批用艺术以外的手段去骗取金钱、地位和名誉的文士进行挑战，那时我是多么倾倒于克里斯朵夫啊！我觉得他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都成了批评的正义和艺术的真理。可是，这次重读，我发现，他的批评并不总是对的，有时他做过头了，把值得肯定的作品和值得尊敬的前辈也一概践踏在脚下。……这次重读，我最喜欢的是第六卷‘安多纳德’。……安多纳德在上一卷和克里斯朵夫在剧场偶然相遇，接着就消失了。第二次再见，是驶往相反方向的两列火车的车厢窗口，他们认出了，但是来不及相互招呼一下，火车就开走了。过了很久，第三次再见，是在喧嚣、嘈杂的巴黎大街上。他们又偶然见到了，都挣扎着企图走向对方，但被车马人流冲散了，像两个流浪星球似的接近了一下，又在无垠的太空中分开了。这样的主题出现了三次之后，紧接着，书的第六卷就是‘安多纳德’。我读到这一卷所感到的女性美、人性美、人间的爱，是我在前两次读这书时很少感到的。”接着，在2005年11月28日发表于《财经》的另一篇书评里，元化先生告诉读者：“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我就对将政治外加于文学而提出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之类的理论感到格格不入，后来甚至产生一种厌恶感。但我也不赞成现在颇为流行的所谓纯文学观点。古往今来，能够震撼人心、垂诸后世的巨著，都不像现在流行的纯文学观理解的那样，是绝对排斥作家对民生疾苦的关怀、对人类文明前途的焦灼这类内容的。……抗战前有人认为，随时随地都不要忘记国难，例如吃西瓜就要想到山河破碎。鲁迅曾讥笑了这种观点，认为，果真如此，那么连西瓜也吃不下去了。……当然，也有浑身都是闲适、毫不关心其他问题的纯文学之作。目前有人正在吹嘘这类作品，而不见其低浅，反沾沾自喜，自以为高。”我们看到，这里出现的，是对人生和文学所持的正确态度因依赖于不同情境而不能不有的复杂性。

　　　　在发表于《财经》2006年2月6日和3月6日谈京剧“伍子胥”的文章中，元化先生进一步阐述他自己的复杂的自由主义思想：“……春秋时代把他视为忠的表率，是以他对吴王夫差来说的。这同样和后来对忠这个概念的理解大相径庭。为什么会出现这类问题呢？我想主要是对早期儒家的道德规范并不理解。后人多以为孔孟倡导的是愚忠愚孝，这乃是后人的一种误解。以君主为本位，倡导君主专制主义的不是儒家，而是法家。孔孟的君臣之道是建立在双向关系上的。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则进一步说：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杀掉昏主暴君，孟子甚至认为不是弑君，而是‘诛独夫’。钱穆曾说儒家有民主思想。如果认为这评价过高，那么至少也可以说早期儒家是以民为贵的民本主义者。但直到今天，某些人却并不这样看，他们开口闭口说孔老二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代表。我曾经和持这种主张的一位老友说过，我不同意他的意见，我愿意和他讨论这个问题。倘他不同意我的看法，希望他直言批评。他一直殚精竭虑为民主宪政而呼吁，我想他会接受我的意见的。不料，他说不能再花力气做这些事而拒绝了。这使我很失望，我觉得他在坚持一种长期形成的既定观念，这种既定观念对他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不容反驳的，这就是‘五四’的反传统精神。其实这种反传统精神早在明末何心隐、李贽等人那里就已形成，‘五四’只是将其推向极端罢了。15世纪的文艺复兴以恢复希腊罗马文化为宗旨，‘五四’虽因袭文艺复兴之名（最明显的是‘五四’代表刊物《新潮》即以Renaissance为英文译名），实际上却恰恰背道而行，以反传统为纲领。‘五四’的反传统就是‘五四’思潮和‘五四’精神的主要内容。谁如果对‘五四’思潮、‘五四’精神的某些消极因素或错误观点（如意图伦理、庸俗进化观、功利态度、激进主义）加以质疑而进行反思，那么他就一定是在倒退复古。因此，这些不容对‘五四’进行反思的人采取了一种非理性超批判的信仰主义态度。‘五四’自然有它伟大的历史意义，直到今天，也还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但是，真正要做一个启蒙者，就要不怕把思想、哪怕是自己最心爱的观念，放在理性的法庭上加以审判，重新估量它的价值，判定它是否应该继续存在下去，这才叫反思。17世纪、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都做过这样的理性批判，而不是把自己某些偏爱的思想和观念包藏起来，不准对它进行怀疑和思考。这样做的人，无论打着什么样的旗号，恕我直言，他只能成为一个非理性超批判的信仰主义者。我们这里这样的人不少，其中甚至有一位扬言，‘五四’好就好在没有学术研究。在这种风习下，这些人不愿对‘五四’时代所提出的民主、科学之类的观点做较为认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