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旋的思想(汪丁)-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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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授课时间，而是在授课时间之外，另有办公时间。如果教师办公时间常常不在办公室里办公，学生们有权投诉那位教师。因为，与学生接触的时间不得低于X小时，这是大学与教师签订的合同条款之一。由于教师的服务主体是本科生，所以教师最不希望发生的，是学生投诉，他们常可因此而被大学解聘。我的一位老师，因在课堂上过分调侃外国学生而被学生们投诉，然后被解聘了。

　　　　回到中国的大学里，继续讲我的故事。如果学生找不到老师，那么，他们有了学问方面的问题，谁来帮助他们呢？有一些学生，求学精神驱动着他们，自发组织“学社”，这样可以请来他们佩服的老师，共同探讨学问之事。我知道一些优秀学生是从这样的学社里走出来的，现在他们已经是经济学院的引人瞩目的年轻教师了。但是这些学社的组织，有赖于组织者的自发涌现，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例如，浙江大学学生社团的学术素质，随时间而表现出很大的波动性。北京大学学生社团的学术素质，以我的观察，不随时间波动，却随时间而逐渐下降。大学的官僚化，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学生们自发组织但必须服从党团领导的学社的官僚化。

　　　　最后提一个问题：我们大学的行政人员需要那么多的办公室吗？在我访问过的美国那些大学的经济系——我访问那些院系的理由是采访诺贝尔经济学家，所以，每系至少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那里，各系的普通教师们通常共用一个秘书室，几位秘书联合办公。那些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例如萨缪尔逊，可聘专职秘书。我们的行政人员在办公室里聊天、打牌、睡觉，或者炒股票。这是大学吗？

盘旋的思想——知识、秩序、自由（二）　斗斗，丹尼尔的寄托，以及…

　　　　在杭州黄龙广场的麦当劳餐厅，清晨六时，我们攀谈起来。他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家境很好，父亲是工程师，叔伯们也都是工程师，他们相信自己的孩子必须是工程师而不应是俗不可耐的商人。然而，他喜欢经商，他相信自己有一颗商业头脑。他滔滔不绝地分析了当前麦当劳的经营策略——成功的和失败的，主要是失败的，例如愚蠢的低工资和高售价策略，这让我开始相信他确实有一颗商业头脑。更何况，他的名字是“斗斗”，很适合商业竞争。

　　　　我对“小李”说，斗斗有一颗难得清醒的头脑。这引来斗斗的一席长谈，让我知道了他毕业于建筑设计专业并在建筑师事务所工作过三年。然后，他心血来潮转入快餐业，就职于杭州最重要的几家麦当劳——雷迪森广场、文三路西溪数码港以及黄龙广场。为什么不愿意留在建筑业？他说建筑业很保守，只适合于那些追求温饱生活的年轻人。斗斗的人生志向很复杂，他的发型让我联想到流行音乐，他的表情像是比尔·盖茨，他分析农业银行和招商银行之间的实质性差异时，又表现出股票分析师那样的谨慎与尖刻。

　　　　曙光路两侧是茂密的梧桐树，我和“小李”沿林荫道漫步，端详这座刚刚醒来的城市。虚幻中，“丹尼尔的寄托”，一个虚幻的名字向我走来。

　　　　他今年二十岁，读统计学，本科二年级。他相信一切可以思议的，必定可以用数学加以描述。于是他给我留言，请我去看他刚刚开始写的博客日记。受了他的“数学主义宣言”的激励，我带着几分惊讶去读了他最初的几篇博客日记。我的“几分”惊讶变成了十分惊讶。

　　　　年轻的丹尼尔（我暂时满足于这样称呼他）的第一篇日记是这样写的：“至此为止，我一直在付出……感觉心里好累，从一次次的失败……上帝什么时候才能眷顾我？”他这样年轻，已经因失败多次而累了吗？大约都是考场上的失败吧？所谓“失败”，大约也是相对于他对自己的极高预期而言吧？我继续读，第三篇日记“反日之我见”，他这样批评社会舆论：“前不久，在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王蒙委员暗批刘翔夺冠失言，不尊重日本选手……窃以为，现在中国人恨错了对象……历史问题，中日两国根本利益问题，加上军国主义的阴谋，我们对日本的印象就肯定不会好……”不错，他有一种比较健全的理智。第四篇“用数学分析‘路不拾遗’心理”，标明是“原创”。大致而言，是说他丢失了抽屉钥匙，回到操场上去找而未果，于是询问了十一位同学，得到不同的回答，引发他思索，试图用一数学方法论证古训“路不拾遗”的正确性。他的论证采取了经济学家的方式——先列举“路不拾遗”之外的其他可选方案，然后说明那些可选方案都会增加失主寻找失物的成本，于是成本最小的可选方案是让钥匙留在操场上等候失主回来找。

　　　　最吸引我注意的是丹尼尔最新的一篇日记“最终购买概率模型”，也标明了是“原创”。类似地，引发了这一数学模型的，是一件小事：为什么在商场里买东西，本来很想买，可是比较来比较去，最后却不想买了。这一心理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丹尼尔认为购买决策包含三项要素：（1）商品的市场价格与预期价格之比，这一比值越高，最终购买欲望越低；（2）商品的品牌价值，这一价值越高，最终购买欲望越高；（3）最初购买欲望的强度，这一强度越高，最终购买欲望越高。考虑到丹尼尔的年龄，我很惊讶他能有这样老练的观察。不过，“小李”补充说，对她而言，只要见到商场里大同小异如海洋般涌来的时髦商品，所谓“时髦”立刻变得不再有任何吸引力。缺乏个性，这是导致最终购买欲望消失的第四要素。

　　　　对于数学建模者而言，最重要的素质是从现实观察中获得与模型有关的初始数据，从而能够确定模型的参量。逻辑地，任何数学模型都是自洽的。所以，只有那些具有足够现实意义的数学模型是有意义的。而这样的意义，依赖于建模者在多大程度上令人信服地找到了具有现实意义的参量。丹尼尔的日记表明，他具有一种难得的能力——将数学与现实结合在一起的能力。

　　　　我感到了冲动，要给丹尼尔写信，告诉他说我在他的日记里看到了奇特地居然没有被我们的教育体制摧毁的素质，我们真正需要并且苦苦寻找的那种素质——它的第一特征是“健全的理智”，不会轻易被谎言和意识形态宣传蒙蔽的理智。它的第二特征是“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能力”，既不偏激地坚持唯理主义也不偏激地坚持经验主义，而是理论与现实的恰当的结合。让我再说一遍，丹尼尔今年二十岁。

　　　　大约两年前，斗斗试图申请一笔贷款自己创业，具体而言，那是一笔六百万左右的资金投入——麦当劳独立持牌人的最低资格，这笔款项的一半，可由银行贷款，但银行不愿意把三百万元的贷款交给这样一位缺乏资历的小伙子。同时，麦当劳总部拖延了近一年时间来审查这位独立持牌人的申请报告，因为他缺乏无可怀疑的资历，虽然他提出了吸引人的经营策略并已经积累了足够年限的麦当劳经理人资格。

　　　　如果斗斗写博客日记，我推测他也会写出丹尼尔的那番感慨：上帝什么时候才能眷顾我？事实上，由于人口学家的所谓“代群效应”（cohorteffect），斗斗和丹尼尔属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生育率突然增加而形成的“婴儿潮”。这一代人处处陷入激烈竞争，也因此而生气勃勃。

盘旋的思想——知识、秩序、自由（三）　犯罪、价值观、流行病学

　　　　关于犯罪率的一份法律经济学研究报告表明，中国转型期社会的犯罪率，随人均收入的增加而降低，并且随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上升而上升（罗煜、冯玉军《犯罪与现代化》，提交给2005年“中国法经济学论坛”的论文）。

　　　　比法经济学思路更复杂也更有说服力的思路，典型地，由桑塔菲学派的英国经济学家奥墨罗德提出（参阅他的著作《蝴蝶效应经济学》，李华夏译，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三章），借助于生物学模型，解释了各国犯罪率随犯罪高发人群缺乏社会经济保障的程度而变动的情形。假设法律惩罚的效率不变，被剥夺了社会经济保障的人群的犯罪率将逐渐上升。不过，在一个具有稳定的核心价值观的人群当中，仅当社会经济条件恶化至某一极端程度并继续恶化时，犯罪率才呈现迅速上升的趋势。另一方面，在一个不具有稳定的核心价值观的人群当中，犯罪率随社会经济条件的轻微恶化，甚至仅仅是相对恶化——引发更多嫉妒的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善，就可导致犯罪率迅速上升。一般而言，当社会经济状况有足够改善时，中产阶级及其核心价值观将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从而，犯罪率将逐渐下降。奥墨罗德的模型同样适用于刻画对犯罪行为的法律惩罚的力度与犯罪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在社会经济状况与犯罪倾向构成的平面内，中国社会尚处于漫长的价值转型期（根据常识，核心价值的转型需要三代人以上的时间），旧的核心价值观瓦解，新的核心价值观远未确立。价值观念的缺失，使犯罪率敏感依赖于人们想象中的社会经济状况的恶化（嫉妒）程度，哪怕事实上他们的社会经济状况是不断改善的。另一方面，“文革”后期和“后文革”时期（“文革”期间出生的人群尚未进入劳动力市场），旧的核心价值观尚未被市场生活瓦解，故而，犯罪率多年在一个较低水平上徘徊。然而，这一徘徊大约在2000年以前结束，犯罪率以年均15％或更高的速度攀升，迅速趋同于这一指标在市场经济各国的平均水平。

　　　　关于“无嫉妒”的收入分配的经济学研究，在我看来是没有希望的思路，尽管这一思路的许多研究报告是富于启发的。因为，如舒尔克所论，嫉妒是人类社会最深层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无嫉妒的人类社会很可能不再是“人类”的社会（HelmutSchoeck，Envy：ATheoryofSocialBehaviour，LibertyPress，1966）。这一看法意味着，在犯罪行为的经济分析中，我们宁可假设“嫉妒”为一最重要的因素，从而对各人群之间的社会经济状况的“相对恶化”给予更多的注意。

　　　　就中国社会而言，首先，与各国犯罪人口社会学的分析一致，中国人口也存在按年龄与社会特征划分的风险类别：（1）犯罪风险最高的，是15岁至25岁的年龄组；（2）犯罪风险最低的，是55岁以上的年龄组；（3）与男性相比，女性犯罪率显著较低；（4）与主流社会相比，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的所谓“边缘群体”，有较高的犯罪率；（5）在犯罪高风险群体内生活的未犯罪者，与不在高风险群体内生活的未犯罪者相比，有较高的犯罪可能。

　　　　其次，与中国社会的转型期特征密切相关，对预期的社会经济状况越是不确定，当前行为的各种可能后果的折现因子就越高，从而犯罪的机会成本就越低（假设惩罚力度不变）。在这一视角下，已婚男性的群体，可能与西方各国的情况一样，保持较低的犯罪率，也可能与西方各国的情况不一样，由于生活压力和社会经济保障的恶化而有较高的犯罪率。类似地，我们的公务员群体，可能与西方各国的情况一样，保持较低的犯罪率。也可能非常不一样，因核心价值观的缺失，更因政治人格的分裂而比普通人更严重地丧失了道德底线，把监狱与办公室看做完全无差异的栖居地——只要存在足够多的金钱补偿，从而有了比其他群体更高的犯罪率。

　　　　第三，我们的法律也处于价值转型期内，故而，关于“罪过”的所谓“立法初衷”（legislativeintent）十分模糊甚至不可预期。或者，更可能的情况是，由于司法者的腐败，由于立法者的“策略性模糊”，也由于执法者的低效率，我们的法律倾向于最广泛地界定“罪过”，极端而言，一切行为都是罪过，于是，法律就最可能成为“权力游戏”。在这一视角下，现有的关于犯罪率的数据和调查变得十分可疑。因为我们不能辨识，由于法律概念的迅速变化，哪些人在哪些时期属于高风险人群。

　　　　有了上列三项基本看法，我们可以再回到犯罪的流行病学模型：在核心价值观缺失的社会里，合法行为与犯罪行为之间的界限变得十分模糊，此时，人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成为一项关键因素。对现实社会的网络结构的考察表明，人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有强弱之分并可据此而形成“群体”。在每一群体内部，第一，当社会经济状况的恶化超过某一阈值S1时，犯罪率迅速上升；第二，当犯罪率已经很高时，社会经济状况的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