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反腐经历-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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蜓∪耍ü膊坏貌蛔钪粘腥险庖坏恪�2000年4月，他终于来到了我们中间。随后，我决定马上将埃尔夫案件的所有情况全部告诉他。
圣诞节度假回来之后，我还做了另一个重要决定：将我的所思所想毫不隐瞒地告诉公众。在我和公众之间有一层窗户纸，它的存在不仅给了媒体玩弄手腕的机会，还造成了我和公众之间心理剧似的互相误解——我和律师公会秩序委员会之间的不快就是一个很好说明。现在，我要捅破这层窗户纸。我始终认为，真实和公正的自由言论能够化解危机。
许多家出版社都和我进行了洽谈，有的出版社开出的条件甚至优厚得有些过分（高达15万欧元的预付稿费）。最后，我选择了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独立出版社，它创立刚刚一年，给我的报酬也很可怜。不过，我想得到的并不是鼓囊囊的银行账户，而是公众的理解。阿雷纳出版社的社长洛朗。巴卡利亚是《日内瓦倡议书》的组织者之一，另外两名组织者分别是记者德尼。罗贝尔和《一个没有法律的世界》（让。德马亚尔所作，内容和金融犯罪有关）的出版商。我和洛朗。巴卡利亚对对方都非常信任。他知道，我们现在正处在刀刃之上，一旦我的言辞稍有过激，这个案子就会让我吃不了兜着走。
从此以后，晚上和周末再也不属于我了。经过一段时间夜以继日的奋笔疾书之后，我的第一部作品——一本半回忆录半随笔的小书终于完成了（《把我们的故事告诉大家》，阿雷纳出版社2000年出版。）。我知道自己面临的挑战十分危险，因此在是否要出版这本书的问题上一直很犹豫。根据合同规定，我可以在最后时刻决定停止出版，更何况在写成之后我才发现它涉及的私人内容比我开始预想的要多。一个由于所调查案件的特殊性而饱受媒体攻击的法官——至少我认为这种攻击是错误的——是否真的决定要出一本书？这本书是否会增加她的知名度并让更多的人觉得她是在为自己造势？不过，我现在所处的局势非常特殊：由于我已经成为了一个公众人物，因此整个法国社会都非常关注我这个人，况且我在书中的讲述都是发自肺腑的，没有半点做作。
这是一次和案件本身无关的赌博。如果情况因为这本书的出版而变得更糟，那我将一败涂地，而且我们的工作也会信誉扫地。不过，至少我在倒下的时候可以自豪地对自己说：我曾尝试着让公众理解自己。相反，如果我成功地用事实真相击退了谣言，我们将重新获得一线生机。经过反复斟酌之后，我终于决定接受命运的挑战（也许我会因此而不再有资格继续调查这个案子），因为我知道自己已经别无他法。
幸运的是，我得到了大家的理解。
对于这本书的出版，媒体是既惊讶又欢迎（皮埃尔。佩昂和菲利普。科昂在其合著的《〈世界报〉的阴暗面》（一千零一夜出版社2003年出版）一书中指出，我曾经将预审机密泄露给《世界报》，作为报答，这家报纸才决定刊载《把我们的故事告诉大家》的片段。这两人还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值得尊敬的通信者”。然而，我从来没有向《世界报》负责报道埃尔夫案的记者埃尔夫。加泰尼奥透露过任何预审机密。在《世界报》登出了有关阿尔弗雷德。西尔旺逮捕令的那篇具有极大杀伤力的文章后，我马上就给该报编辑部经理打了电话并将真相告诉了他，而这位经理也采取了一些补救行动。《世界报》刊载这本书的片断完全是出版商和该报中心版编辑埃里克。福多里奥诺协商的结果，我根本就没有出面。当然，我已经以诽谤罪将皮埃尔。佩昂和菲利普。科昂告上了法院。）。后来，许多接受我问询的人都曾这样对我说：“我们终于知道，您并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可怕……”我还收到了上千封来信，它们有的来自普通民众，有的来自重量级的法官。
局势一下子就缓和了下来。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埃尔夫案显得风平浪静，仿佛我的“实话实说”不仅让针对我们的攻击行为减弱了许多，还使许多误会得到了消除。9月份的时候，律师公会的秩序委员会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一个招待会，我欣然应允。到那之后，律师公会的会长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亲热地拉着我的手臂，仿佛我们是一对相识多年的老朋友。当时我对自己说，我和秩序委员会之间“有关极权威胁的误会”本应该在今年夏天时就烟消云散了……人总会有意识地在内心深处评价自己。现在，我的内心世界终于平静下来了。
第三部分第28节 无法坚守的岗位（3）
内部矛盾2000年秋天，调查小组的内部出现了一些摩擦。雷诺。范•；伦贝克是一个劲头十足，精力充沛的人，他可以毫不分心地连续数小时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不过我们发现，这名法官始终觉得自己拥有某些特权。他同意加快工作速度以便尽快结案，但在处理问题时却不愿意和其他成员协商，对于我们在先前的调查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也不屑一顾——他觉得我们在拖累他。当然，洛朗斯和他合作起来也非常困难。他们俩的个性都非常强，碰在一起常常会出摩擦。我在他们俩人之间作了很多解释，但都无济于事。最后，我们只好给每个人都分配一定的工作，大家各扫门前雪，互不打扰。在此之前，我、洛朗斯以及整个小组曾经在一种透明而舒心的环境下通力协作，并因此而取得了不俗成绩。不过，现在的工作环境和以前相比已经是大相径庭了。
当洛朗斯开始打退堂鼓而我又身心俱疲的时候，雷诺来到了我们中间，对此我感到非常庆幸。我绝对相信他独立工作的能力，而他坚毅的性格也是我们抵抗一切重压的保证。不过即使是这样，我还是拒绝接受他的孤芳自赏。一天早上，他在蒙帕尔纳斯的一家咖啡馆里向我提出了如下建议：调整一下我们三人的位置，由他来主持调查工作，而我和洛朗斯给他当副手。雷诺的工作能力和男性控制欲都很强，他认为自己只适合坐头儿的位置。我知道，如果由他来负责这个案子，他肯定也能做得不错。不过，他在过去6个月中的工作至多只能算一次不错的短跑，而我跑的却是一场马拉松——自1994年接手这个案子以来，我已经跑过了众多的路标，它们见证了我这些年来的辛勤工作。当我拿这场短跑和这场马拉松相比的时候，我实在找不到足够的理由让他来取代我，毕竟这个案子已经成了我回忆的一部分。
还好，我们之间的“头把交椅之争”并没有被人察觉，从外部看，我们依旧是一个统一的团队，跟过去没有什么区别。要知道，有六十多个伶牙俐齿的律师和几十名记者在暗处窥视着我们……
变质的信任就好像铁矿石内部的晶体缺陷，尽管肉眼看不见，但它会让整块矿石变得易碎。幸运的是，我们的“团队之石”最终还是没有破碎，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敌人为了阻碍调查一次又一次地耍花招，又被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挫败。对于那些嫌疑人来说，埃尔夫案的结案之日正在无可避免地逐渐临近。我们在审讯中碰到的意外事件越来越多，气氛紧张得一触即发。有些人已经开始公开地回避我，并转而对雷诺大献殷勤。他们的这点小把戏在我看来简直是太幼稚了，因为这样做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即使我倒台了，他们依然不可能拿回被查处的资金，他们承受的压力也不会减小。不管我的将来到底怎样，这个案子的预审工作将继续进行。
不过在他们的眼中，我确实已经成了一个将要倒台的人，就像一个被伏都教徒用来祭天的少女，而先前出版的书给我带来的保护效应也正在逐渐消失。塞尔日。隆日尔用他一贯的冷静态度观察着局势的变化，然后满脸忧郁地对我说：“女士，这样下去的话，您很难再坚持一年了。”
第三部分第29节 十五天（1）
越南人总是说：树叶虽小，可见大树。透过细小的叶脉，我们可以看出整棵大树的躯干、树枝以及树根情况如何。2001年2月的前十五天，这暴风骤雨般的十五天，就是埃尔夫案这棵参天大树之上的一丝小小叶脉。
我接下来的这番叙述肯定会触及预审机密，因为它涉及对阿尔弗雷德。西尔旺马拉松似的追捕。这段故事中的任何一个片断都可以写成一部小说。为了将阿尔弗雷德。西尔旺抓捕归案，我们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辛勤工作，其间既碰到过虚假线索、谣言和伪证，也得到了警方的大力协助。我们去了非洲和中东，最后又到了菲律宾。在长达几百个小时的追捕工作中，常常因为失败而感到绝望的我们不仅不敢放过任何一条细微的线索，还要对手里所掌握的所有情况反复审查。
在菲律宾群岛开展调查行动是非常敏感的。当地的警察已经反复受到死亡威胁，其中两人甚至已经付出了惨重代价：一人的脖子中了一枪，另一个人则被一辆汽车拦腰撞翻，两人都受了重伤。在来巴黎的途中，一名菲律宾探员向我们表示了对自己安全状况的担忧。在我们的要求之下，法国警方专门派了一个工作小组到菲律宾长驻。
在这场横跨半个地球的追捕行动中，我们才敢第一次——或许也是唯一一次——对法国政府的全力支持表示信任。调查工作的前半部分没有怎么涉及本案的主要嫌疑人之一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现在，预审已经接近尾声了，法兰西共和国不可能在三个最重要的嫌疑人缺席的前提下审理这个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案件。而且，逃亡在外的阿尔弗雷德。西尔旺还声称，自己手中掌握的东西“足以把法兰西共和国毁灭20次”。
2001年2月2日，快到9点的时候，派驻菲律宾的法国警察小组突然打了个电话过来：阿尔弗雷德。西尔旺被逮捕了。当时，洛朗斯正在机场，准备前往巴勒莫，她的手机已经关机。雷诺则赶到雷恩和他的家人团聚去了，他每个周末都是这样过的。经过短暂的电话联系之后，我和雷诺都觉得，现在多一个人也帮不了什么忙。于是，我开始独自一人指挥将阿尔弗雷德。西尔旺引渡回法国的有关工作——这可是一项艰巨的法律和外交工程啊！开始的时候，政府建议派一架军用飞机去马尼拉，但这样做太耽误时间了，菲律宾的警官们害怕在此期间会出什么意外。几十年以来，菲律宾的买官卖官和腐败现象就一直十分严重，其司法系统肯定也问题多多，反对势力很有可能通过拖延的方式来延缓将阿尔弗雷德。西尔旺驱逐出境的时间。通过漫长而不确定的程序来引渡他的风险实在太大了，我们不能冒这个险。
我们需要一架客机马上将西尔旺从菲律宾送回欧洲。我选择了汉莎航空公司的一架班机。航空公司和当地政府都同意推迟这架飞机的起飞时间，以便让罪犯和押解他的警察登机。这架飞机将在法兰克福停留一小会儿，我们计划让西尔旺和警官们在那里转机。然而，一名德国法官却要求就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灰色资金问题审问阿尔弗雷德。西尔旺。这可真让我们始料不及。我前前后后已经打了将近20个小时的电话，现在，我又必须向上级汇报这个情况，以便找到解决办法。
两天之后，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终于在押解人员的陪同下抵达了巴黎。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段指挥引渡的经历，几乎每一个小时我都要做出一个艰难的抉择。突然之间，我又找回了和其他工作人员合作的那种愉快感觉——在调查刚开始的时候，我和检察官们也曾有过一段非常愉快地合作。不过，当“预审闹剧”开始之后，当我由于过于靠近国家权力的中心而被妖魔化之后，这种愉快就不复存在了。
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的被捕是整个法国司法系统集体的胜利。不过，预审的日程安排又和庭审发生了冲突。埃尔夫案第一部分的庭审工作已经开始，因此，阿尔弗雷德。西尔旺既是庭审对象又是预审对象，这就让情况变得复杂了。在庭审检察官、法院副院长克洛德。纳凯的要求之下，一个由20多人组成的陪审团——包括了巴黎法院所有的检察官——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决定在阿尔弗雷德。西尔旺到达巴黎的当天晚上连夜对他进行调查，然后把第二天一整天的时间留给庭审。如果让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直接接受庭审，他很有可能在陪审团面前故意缄默不语，以尽量推迟接受预审的时间。我们可不想冒羁押失效的风险（逮捕令只能将嫌疑人监禁24个小时，超出这个范围，嫌疑人就会自动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