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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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我和老婆的事吧。我没有能把她疏散。说实话，她已经快要分娩，在那种情况之下不能长途旅行了。她很生气，因为我在那种时候居然离开家庭参加游击队。她虽然生了气，但毕竟懂得没有别的路可走。而且为了免得我顾虑，她突然收拾收拾动身到村子里去了。我不知道她往后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我的种种胡思乱想上面又加上一种暧昧的痛苦。
格罗明科叹了口气，问我是不是懒得听下去。
我们抽着烟，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说：
“我离开您的时候，我们商量好，我决不对那个村子里的任何人暴露身份。您记得吧，您曾经禁止我进行鼓动。那是正确的。要开始这种工作，你首先必须四面观望，认清人们。我不想把往返的情形告诉您了。我比较顺利地到了那边。不错，有过小小的互射，但这算不了什么。
我认得我老婆可能住的房子。我从小就熟悉这个村子，那里的人全都叫我的名字。我在暗中轻手轻脚地打从菜园走向那座房子，我相信谁也没发觉我。夫妻重逢，流着泪拥抱在一起。小孩子已经生了一个月零三天了。大家认为他生得‘和爸爸一模一样’。游击队的礼物送得合时。可是我的老婆大概暂时还没挨饿。她有一些存粮……我们悲喜悦交集，谈着彼此的遭遇。但是，您要注意，从一开始起，我们就一直是低声交谈。
最初，小孩子是睡着的。我想，我们不要吵醒他。但是他醒了，老婆照旧继续谈着。此外，她急忙整理床铺。我高声说了一两句话，她对我摇摇手，立刻吹熄了灯。
我问：‘怎么回事呀？’她回答我说：‘你听听，再看看窗外吧，外面漆黑一片，静悄悄没有一点儿声音。人人都在害怕呢。’‘可是村里并没有德国人啊。’‘德国人没有，有的是自己的混蛋，所有的败类都聚在一块儿了。’她才把这几句话说出口，沿着街道有一群醉鬼尖声叫着骑着马过去了。他们骂着爹娘、又威胁着什么人。
这是些什么人呢？我的老婆一开始数说着哪些人在乡间过着老爷生活，我立刻就火起来了。噢，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您想象一下吧，我们那里有个伊凡·德罗勃内依，真是个浮尸、恶丐和醉鬼。大家已经不记得他父亲有个时候当过地主的狗腿子。在这里逛来逛去的就是这个半疯半癫的德罗勃内依。哦，他是最下流的酒鬼，当他酒后头痛，并且一文不名的时候，就会在任何人面前跪下来，求讨一张三个卢布的钞票。现在大家倒怕起他来了。
沙尼科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他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那几年里头，在切尔尼多夫发达起来，开了一家皮革厂。最近一个时期，他不知是乐器厂还是省工业委员会的会计员，我记不确实了。我在城里碰到他的时候，他总是那么低声下气。”
我打断了格罗明科的话：“我不懂，你为什么这样惊奇？难道你想德寇会派你我管理乡村事务吗？显然，他们正在搜罗各式各样的坏弹。事实上，除了坏蛋，谁会去替他们工作呢？
“问题不在这里，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不是要要讲这件事。使我震惊的是这个：要知道在我们这里森林中还继续是苏维埃的生活，不论人们也好，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好——全都是苏维埃式的。我在那个我熟悉、而且把他当作故乡的村子里待了几小时。我甚至没有和那些恶棍见过一面。只是我的老婆通宵央求我不要高声说话、不要走动，掩住婴儿的嘴，自己浑身发抖……第二天天一亮，她便催着我‘动身’。您会同意吧，就是这件事也足够闷死人了。我被迫在什么人面前发抖啊？在那些最卑鄙 的小人的面前发抖，简单说来，什么是占领，我已得到了现实的概念。”
“这是对的，”我说，“但我还是不很明白，你想跟我商量什么事。”
“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要谈的是，我们自己从来弄不清楚的资本主义方面的复辟。在战前，在我们的学校里，在共青团和党组织里，在我们的文学作品里，培养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憎恶还不够。这样就对战争的准备也不够了。比如说，我吧，能扔手榴弹，懂得军事条令，研究过防御毒气；也决不能把我算作政治上的文盲。我看过很多书，并且爱看。但是我们的作家没有助长我的想象力，没有一本书指出过这种资本主义的复辟是多么可怕……因此我和战士们才进行了这场合谈话。”
格罗明科告诉我的，对我说来已经不是新闻。我自己在到支队来的路上，也犯过这种毛病。不错，我们的人自然应该不仅通过脑子，而且应该衷心理解德寇带来了什么样的‘新秩序’。
“从今天的政治讲话中，您得到了什么结论呢？”我问。
“结论是这样的：不能在这种卑鄙 的制度下面生活。我们必须行动，而且愈快愈好。我们，也就是说我们的分队，已经决定请求您尽可能快些派我们瑁去独立自主、认认真阵地打一仗。请准许我提议，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当我把所有那些现在正在我们村里发号施令的坏蛋的丑史告诉了本队的战士们时，您要知道，我们可真想好好收拾收拾他们一顿。”
“换句话说，你们想用自己的分队去对这座村子实行游击性的袭击，扑灭那里的伪村长和伪警吗？”
“不错。”
“作为具体的鼓动工作吗？”
“有些相象。我熟悉到那里去的所有进路。我在回来的路上和一些老乡们谈了一阵天，谈得听对劲。我还侦察了情况。为了这一战役，我们要不了多少时间和武器……”
“格罗明科同志，想一想你所说的话吧。开头是对的。你的内心告诉自己，这种行动是必要的。但是结果怎样呢？每一个指挥员将带领自己的战士们到自己的村子里去，因为那里报复是具体的，他知道那些无赖们的名字。要是我们按着这些标志去行动的话，那我得把你们全体带到德涅泊彼特罗夫斯克附近的洛茨门斯卡耶·卡明卡①去了。”
【 ①卡明卡：费多罗夫的出生地。】
“同志们会十分失望的，费多罗夫同志。您可以不管我的委屈。但是您会同意，游击斗争的有利条件致意在于我们是在自己的地区里作战……”
我对格罗明科解释说，他所打算的作战行动还没有列入指挥部的计划以内。他反对这件事，因为计划是由人拟定的，是可能改变的。他甚至责备我缺乏决心，说我不懂得响应群众的主动精神。
我不得不打断这次开场这么好的谈话了。我不得不用很坚决的说法来对格罗明科解释游击队的纪律。
他苦恼地走开了。在告别时，他说我不能容受批评，是个缺少敏感的人；但他还是服从命令。
这次的谈话给我留下了双重的印象。很好，我们的指挥员们都是有思考的人。他们把自己的想法都告诉了我，我很高兴。
我喜欢格罗明科这样的热情和真诚，喜欢他对侵略者的泼辣的仇恨心，喜欢他对作战的渴望。但在同时，他对于游击斗争的幼稚和轻率的态度，却使我惊讶和气愤。
假如只有格罗明科一个人那还好！不，有许多十分严肃的人，那些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都不能理解游击队就是军事组织，而且它既不是志愿的团体，也不是为了扑灭第一批来到身边的侵略者的劳动组合。
当时，省委放在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面前的主要任务之一：为遵守最严格的游击纪律、为反对自由散漫现象、松弛现象和不负责现象而斗争。
我们不得不对某些人解释，党决不能让游击运动自发子流。党对每一个游击队员的高度的精神上的要求是严格的纪律、计划性、组织性，支队与支队之间、战士与战士之间的互助，而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要求得尤其高。
共产党员应该到处是共产党员。不论在森林里也好，在地下活动中也好，在友伴中间也好，在家庭里也好——总而言之，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无权放肆，无权忘记党章，并且在任何环境之下永远应该是共产党员。
在有些支队里，特别是在沦陷以后组织起来的一些支队里，发生了党早就谴责过的选举指挥员职位的方法。有一个不大的支队，甚至不选举指挥员职位，而举行某种类似抽签的办法：由抽中的人当指挥员。
省委谴责了推举指挥员职位的实行人，并且要求驻扎在切尔尼多夫省地区的所有支队应和省司令部保持联系，以自己的行动来配合他。
同时省委进行了巩固单一指挥制和司令员的权威的工作。司令员的决定就是法律。省委要求立即制止任何想开会讨论关于已经采取的决议、想讨论司令员的命令的企图。
游击队员是沦陷区的自由公民。但这并不是在树林里散步的自由。决不能把个人的自由和全体苏维埃人民的自由分开。现代战争中的游击队员必须把自己看作是红军战士一样。我们对每一个游击队员说：
“你来参军是因为苏维埃国家的宪法责成你担负起这种义务。亲爱的同志，你不要忘记，虽然敌人已经来到这里，但乌克兰依旧是伟大苏联的一部分。你参加游击队是因为苏维埃公民的良心使你承担这种义务。因此你得衷心地、自觉地遵守纪律。你自愿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推卸不遵守纪律的责任。”
有些同志对这种立场很惊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不穿制服，我们的人员如象平民一样。在我们中间甚至有不应该担当军役义务的。例如老年人或是妇女，还有些几乎是小孩子的少年人。原来，他们也应该服从军纪吗？
有人报告我，一位自由行动的热烈拥护这鼓吹着这样的见解：
“在红军撤退的时候，也许，我便存心留在这儿树林里。”他说，“我热爱游击主义，这就是说要自由——没有别的！你是个司令员，这意味着什么呢？司令员就是人们跟着他奋起打仗的人！游击队员是不能压制的。游击队员就象森林里的野兽、象只狼，必须打击敌人的时候，便聚成一群；打完了仗，又是自己的主人！”
我把这只“狼”叫到司令部来了。
“那么你认真说，你留在森林里是所谓自动精神，是真的吗？”
“我是切尔尼多夫本地人，”他回答道，“我不想远离切尔尼多夫。我打定主意只在本乡的土地上复仇和作战。”
“你所谓‘不想’是什么意思？原来你是从军队里开小差出来的，是不是？”
“我依自己的性格，认为当游击队员格外有用。军纪压制了我的个性。”
“不，请你回答这个问题：是不是从红军里开小差出来的？”
“个人自由”的拥护者有些懊丧了。他考虑了一会儿，然后四周望望，看到得不着司令部里任何人的支持。
“我没有开小差，只是换了个兵种罢了。”他答道。
“你接到了这样的命令吗？”
“我良心下的命令。”
“如果你的良心把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也取消了，那请问你的良心是几级的？把武器缴下，到禁闭所去！”
我必须说，幸而这个“狼的自由”的爱好者后来完全改变了，而且，仗也打得挺好。
省委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培养游击队员对红军的敬爱。我们每个人原都高兴成为红军的战士或军官。我们必须明白，游击运动是红军暂时失利的结果，是敌军暂时优势的结果，是我们被迫在自己领土上作战的结果。当红军在我们的协助之下从这里打走敌人的时候，我们将因加入它的行列而自豪和高兴。
我刚才提到的那位同志，是从军队里跑到游击队来的。他懂得什么是军纪。我们只要提醒他不应该放肆任性就行。可是，大部分游击队员，特别是在初期，全是公民、全是彻头彻尾的普通人组成的，要他们坚决放弃批评和讨论的习惯是困难的，要他们改变战前对自身的想法也是困难的。
有一回我查明，有些战士正用尽一切正当或不正当的方法逃避执行哨兵勤务和经济勤务。有人报告我，有一个十分令人敬爱的人连一次岗都没有值过。
“不错，这是事实。”那位同志承认了。“但本来是他们请求我的：‘喂，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让我们来替你值夜吧。你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受不了……’”
“这些人多么高尚啊！”
“不错，他们确实是高尚的。但是这些鬼家伙行这种好事讨价却很高。”
“多少？这几天是怎样的定价？”
“这得看什么事情。瞧，比如说，倘使在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