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到哈佛-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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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学一年级学到了DISCIPLINE这个词的新含义。哈佛的一门discipline指一门学问或学科，诸如历史学、心理学或社会学等。每门学科都有其自身的规则和工具。在那些课程里，我们读关于如何界定、组织和确立知识的书。
我试图按照那些学科规定的方式去处理学业，可感觉不自然。在哈佛，我被要求从一个客观的距离去对话题进行分类、列举、评价。每一门学科的规则刺痛着我，包围着我，就像妈妈有次曾经徒劳地在我们公寓里追逐我时手里拿着的那根皮带。
我记得在小学时，大雨如注，巨大的水滴落在黑色天篷上。阿斯托利亚经常下雨，一张很大的塑料天篷遮住了半个操场。在潮湿天里，所有的学生都挤在盖着篷的区域，打四人制篮球，跳绳。可我的朋友唐娜和我喜欢不理睬四人篮球的规则。我们站在露天，站在紫色和灰色的棉花球般的云朵下。我们轮流站在天篷边沿上的落水管下。水管中的水急流下来直冲到我们半干的衣服上，而我们毫不退缩。我站在水管下，我的头发立刻被冲到脸上。我的衣服变成了深色，像水里打了褶的大袍沾在身上，鞋子里浸满了水，而且——突然——我整个人被改造了。唐娜和我转着跳着，让自己晕眩起来，把水像螺旋一样地溅射出去。终于有位老师走过来，责备了我们，把我们像二年级的囚犯而不是超级英雄赶回了学校。我们的运动鞋嘎吱嘎吱地响着，在我们身后的学校又大又空旷的过道里留下了肮脏的水痕。
Discipline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里的dis…（表示“分开”）和capere（“抓住”）——“分开抓住”——在哈佛，在一门学科下学习意味着不管某人自己去抓住知识。它表示从远处观看从落水管里流下的水，数有多少水滴，而不被那潮湿浸泡到。我记得还是个小姑娘时，曾经有天夜里在一个卧谈聚会上跟我朋友洛兰一起吃掉了三百二十颗胶姆糖。我们不是守纪律的孩子。于我，在一门学科的要求下学习意味着在一台显微镜下一粒一粒地观察那些胶姆糖，但不去碰它们，不去吃它们。
我吃不准自己想学什么专业。大学一年级我最喜欢的课是写作课。此外，我时刻面对着那个令人困惑的有关自己身份的问题——我身边都是阶层背景跟我不同的学生和教授。我感到我和他们的差别甚至体现在思考和处理生活及学习的方式上。研究这些差异让我感兴趣，我想过自己可能选社会学专业。我选了一门叫“贫困、公共政策和争论”的课。
这门课教会了我很多有关福利改革的知识，可是我却感到被社会学的规则束缚住了——它搜寻知识的方法（分类、列举、观察）以及它发现有用的那类知识（割裂的、概念上的）。
许多哈佛课程教导我说，知识是我身体以外的一个箱子。我可以围着知识走，去拨弄它，从所有不同的角度去睨视它，不过我一定不可以走进去。
我回想起三岁时在里面玩过的那个大纸板箱。那时候，我的邻居朗达和我爬了进去。我们在箱子里过家家，妈妈给我们在箱子上开了个可以打开合上的纸板窗户。蓝绿色的光线透过盖在箱子上面的毯子照进来。知识是一个暗淡的蓝色梦。如果知识是只箱子，我想钻进去。我寻找着我自己知识的起始：我是怎样知道我现在知道的东西的，我是如何经常去了解和学习的。
学习——对于我来说——必须是个人的，实际的。我需要带着学问行动，带着新知识去经历长长的障碍，如同一包包洗好的衣服或者杂货食品。要在我的身体和大脑里感觉到它的重量和运动。要把知识吃下去，像一下子吞下三百二十颗胶姆糖并痛苦地把它们消化掉。我希望知识像从落水管流下的水一样浇在我身上。我想感受它那种冰冷的潮湿尖叫着穿过我的皮肤。我的知识在身体和混沌一边。
这就是为何我坐在“贫困、公共政策和争论”课堂里时会变得目瞪口呆的缘故。课堂上讨论用表格列出的单身母亲和她们的孩子的问题。我想要联系我自己的经历来思考贫困，然而这门课的语境没有创造出一个提供给个人知识的舒适空间。当我发言——讲到我母亲和她的生活，讲到我们一年的生活费用不到五千元——我的话语自内心喷涌而出，涌入到一个令人沮丧的空间里，在这个空间里我的话语如泥牛入海，如倒下成一条线的多米诺骨牌。其他学生一片沉默。
我想起了四处流浪的时光。上无片瓦，周无堵墙，在敞开着的露天，生活是痛苦的，可它给了我一个观察这世界的场所，生活在编织的世界之毯的边沿，挣扎着，系在边缘。那样的观点就像被楔子钉在地板和墙脚之间，像房间角落里隐藏着的灰尘，被扫出了视线。我生活在书页边白上那空洞的空间里。我生活在天头上，地脚上，还有两侧上，在那些文字的周边。那些权力的文字写在书页的中间，那些《宪法》里的文字，学校里教的文字，福利法的文字。我变老了，我学会了爬进那一行行笔直的文字里。我已经在文字里了，在我可以写文字的大学里。可那跟一直在里面并不相同。
我在哈佛选课程的经验引导我去创建自己的主题研究（专业），我称之为“儿童研究”。大二那年，我申请上专题研究系，提出我想研究“贫穷对于孩子成长的影响”，希望上包括心理学、社会学、非洲裔美国人和妇女研究、教育学、文学以及创造性写作等在内的课程。在传统学科范围外挑选一门研究课程时，我选择拒绝大学内那些占主导地位的思考和谈论的方式。穷人们和孩子们那令人窒息的声音从一排排的图表后喊出来，从那些长长的多音节文字里喊出来。我想要用可以被我最想与之说话的那些人们阅读的语言写作：穷人们、单身妈妈、游民家庭——也被更有学问的人阅读。
我把研究计划整理好，去找一名导师。我给所有那些教或研究“贫困或儿童问题”课的教授打电话，跟他们见面。很多教授都感兴趣，但大多数都已经有了自己系分配给他们的学生要指导。他们没有时间再去指导另一名学生了。每位教授都给了我其他教授的名字。然后我会去跟他们每一个见面。
我去拜访了萨拉·劳伦斯·莱特富特教授。我曾在教育学院上过她开的一门课。她是名高大的黑人妇女，穿着漂亮的非洲袍子。她的长发用装饰梳子挽成一个发髻。我为她的存在而惊呆而感到敬畏，还没有开口跟她说话我的眼泪就夺眶而出。她很和善，有着一双富于同情心的眼睛。跟其他教授一样，她无法再指导其他学生，并给了我其他教授的名字。
我拜访了不同学科的四十几名教授，包括约翰·肯尼迪公共事务学院和法学院、教育学院的教授们。详细说明我完全想学的东西，把它解释给别人听教会了我锲而不舍。我清晰表述我的想法和计划的能力与日俱增。到我去见第四十位教授时，我完全知道了如何跟人说明我希望学和做什么、怎样学和做以及为什么要学和做。我终于在文学系找到了优秀的导师。
妈妈在我还是孩子时对我的独特的无管束教养方式、麦克先生的“文化遗产课程项目”及其对个性的强调给了我信心和勇气去从事一项特殊的专题研究，在一种约束之外从事学习。
我们可以坐在安全的角落里，如花瓶般一言不发，我们仍然还是会一样地害怕……只有用这惟一的方式我们才能存活下来，加入到一个生命的过程中，富有创造性不断延伸的生命，继续在成长的生命。而那从来都是带着恐惧的——怕被发现，怕四处查寻的刺眼光照，也许还有审判……但是我们早已经从所有这些中活下来了，在沉默中……现在我总是提醒自己，如果我是天生的哑巴，或者为了安全而要一辈子遵守保持沉默的誓言，我仍然会经受痛苦，我依然会死去。那对建立观点倒是很好。
——奥德丽·洛德
大一学年即将结束时，玛吉对我说：“你一定要见见穆恩。她和我一起打橄榄球。高中时她也摔过跤。”穆恩有两只会说话的深棕色眼睛，淡而清爽的皮肤，留着一个男孩子头。柔软的棕色头发垂在额头上，她用手把头发推到后面去。她谈论着女性主义以及我们文化中的家长式等级。我入迷地听着。我们成了朋友。那年夏天我们都在波士顿过，因此我们决定每周二和四晚上到波士顿学院的开放场地去摔跤。我很兴奋，又能做我所喜欢的事了。
在波士顿练习时，我们获悉在纽约上州有一个摔跤夏令营。夏令营是保罗·怀德曼开的。他曾经是哈佛大学的摔跤运动员，并且曾经是个全美明星运动员，在全国大学摔跤赛中名列前茅。广告小册子上说女摔跤运动员也欢迎参加，于是我们决定去。
保罗让我们住在他屋里，这样我们就用不着跟那些高中男生住在一起了。穆恩和我是夏令营里惟一的两个女性，而且我们年纪也比大多数男生大。夏令营营地在美丽的纽约乡村，靠近山。除了每天三次摔跤课外，保罗还带着我们大家徒步爬山，沿着附近的一个湖泊跑步。我们要爬上梯子才能到那间“摔跤室”，那其实是一间旧谷仓的顶层。谷仓墙壁有些部分已经倒掉了，因此我们几乎就像在室外摔跤。透过老木头之间的缝隙，我们可以看见阳光、树木以及蜂蜜色的田野。保罗个子不高，大约五英尺一英寸，体重只有一百一十磅，可他十分的强壮。他的人格使他看起来更高大。在摔跤课结束后，他教我们练瑜珈。看到九年级和十年级的男生们做着古老的瑜珈姿势，那真是滑稽。
几年前保罗曾经在哈佛组织过一个女子摔跤俱乐部，不过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他问我们是否会在哈佛摔跤。穆恩不想，因为她不希望从事一项男性统治的运动。她更喜欢女子橄榄球，她觉得那更受人支持，更有教养。可保罗和穆恩似乎都期望我能够参加哈佛摔跤队，这事我从没想过。我觉得那些男运动员会比我强得多，而且教练会把那些不够有竞争力的人给刷掉，不过他们说服了我去试试。
我回到马萨诸塞后给哈佛摔跤队的教练杰伊·韦斯留了个信。我的大二学年两星期后就开始了。我的两个室友和我刚刚搬到亚当斯楼的一个套间里。还没有开学，韦斯教练就来电话了。季前队长训练下周一就开始。他要我下午四点在马尔金运动中心前集合。我挂上电话，开始跳上跳下。“耶！我被录取了！”我对自己大叫。我简直难以相信。
下周一我出现在马尔金运动中心的台阶上，哈佛园里的纪念教堂的钟声正好敲响四点。台阶上站着三十名男生，伸展着身体，谈笑风生。我见到了我的朋友罗伯·德尔宾，他前一年跟我一样住在韦尔德楼里。他在我背上拍了一下，把我介绍给其他几个摔跤队员，他们都跟我握了手。我的头发编了辫子，身穿黑色的“四十岁然后感觉它”牌衬衫，从我朋友艾米莉那儿挪用来的黑色东北女子冰球队短裤。韦斯教练从运动中心走出来，他很年轻，只有二十七岁，让人惊讶。他穿着短裤和哈佛摔跤队T恤，他体形健壮俊美，长着深棕色的眼睛，留着小平头，看上去年轻结实，完全可被人认为是一名摔跤队员。要不是他带有的那种沉稳的权威样子和挂在脖子上的哨子，我是不会知道他就是教练的。他要我们沿着查尔斯河跑一个四英里的来回，从波士顿大学桥上过河，然后跑回哈佛体育馆。到了哈佛体育馆我们就做俯卧撑和仰卧起坐。我们一大队人穿过科克兰楼那扇铸铁大门朝河边跑去。我下定决心要跟上去，我的肾上腺素激发出来了，我像上了电一样。我设法跟几个跑在队伍后面的男生待在了一起。
我朋友罗伯告诉我，韦斯教练接到我的口信时他在场。教练对有女生要加入摔跤队有些紧张，不知该怎么办。可是罗伯说道：“耶，我认识她。她很酷。”意思是他认为我是当真的，没有人会因为开玩笑而去摔跤。
罗伯后来还告诉我，有几个男生问他：“那个跟我们一起跑步的女生是谁？”他们无法确定我是谁或者我在那儿干嘛。不久，我就认识了所有的男生，并在季前训练结束时参加了新队员入会仪式。入会仪式在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在哈佛广场中间的T型下沉场地上举行。我应该打扮成男生样子，但是那天队长联系不上我，因而我是穿着一条印着许多蝴蝶的红裙子出场的。我们18：00在一名队长宿舍里集合。大多数高年级队员坐在沙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