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细节-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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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劳斯一生几乎从未写过外交政策方面的文章，而小布什是没事在白宫里抓蜘蛛也不会去　
读哲学，那么这个故纸堆里的老头如何成了小布什外交政策的“教父”？原因是　据说　
施特劳斯三、四十年前就开始精心培养一些反动苗子，如今这些苗子出息了，就猫在布什的　
政府和智囊团里与人民为敌。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国防部副部长PaulWolfowitz　他是美　
国著名的新保守主义者AllanBloom的学生，而AllanBloom则是施特劳斯的学生。美国国防　
政策委员会的主席RichardPerle也被认为是一个施特劳斯党的一个根红苗正的党员。William　
Kristol　是另一个代表，他创办的　The　Weekly　Standard，是白宫的必读物。他的老爸　Irving　Kristol　
被认为是美国新保守主义运动政治上的鼻祖。据说，　名的杂志NationalReview，mentary，　
　　　　　　　　　　　　　　　　　　　　　　　　　　　　　　　　　　　　　　　　　　　　　　　　　　　　　著　
the　New　Republic，还有几个最有影响的的思想库　the　Hudson　Institute；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都继承了施先生的遗志，四处散布“反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的道理。　


这些“鹰派”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们几乎可以说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反对与“专制”国家　
贸易正常化，喜欢耍酷　“不跟你玩就是不跟你玩，给我吃泡泡糖也没有用”　另一方面，　
　　　　　　　　　　　　　　　　　　　　　　　　　　　　　　　　　　　　　　　　　　　　　　　　　　　　　　　　　　　　　　　　　　　　　　　　。　
他们又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　没什么耐心对“专制”国家谆谆教导，爱好时不时地展　
示他们的肱二头肌。所以他们在外交上反对核裁减，主张“有限战争威慑”　张美国撤出　
　　　　　　　　　　　　　　　　　　　　　　　　　　　　　　　　　　　　　　　　　　　　　　　　　　　　　　　　　　　　　　　　　　　　　　，主　
“反导条约”　　　　。　


显然，即使是列出一大堆施特劳斯的徒子徒孙，把这样一个孤僻的哲学家和今天好斗的美国　
外交联系起来还是有些牵强。刚才列举的一大堆施特劳斯主义者，　有Wolfowitz把握要职，　
　　　　　　　　　　　　　　　　　　　　　　　　　　　　　　　　　　　　　　　　　　　　　　　　　　　　　　　　　　　　　　只　
而要说他30多年前选的两门课导致了今天伊拉克的战火纷飞，这种因果链条就混沌得有些　
混蛋了。　


然而，施特劳斯又真的和今天的世界没有关系吗？或更进一步说，施特劳斯一生所钟情的古　
希腊哲学家们和今天的世界就没有关系吗？这个施特劳斯，这个自言自语了一辈子的老头儿，　
是真的倾心于图书馆的角落以逃避尘世的喧嚣，或者，他其实是在开辟另一条道路…　更孤　
独也更艰难的道路　来深入这种喧嚣的核心？　


施特劳斯经历了德国魏玛时代，和冷战最酷寒的时代，也就是“柔弱的民主制度”经受法西　
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双重挑战的时代。这个阴影，笼罩了施特劳斯一生的思考，并且决定了其　
思想中一个指南针式的主题：为什么会有暴政？为什么在启蒙的日出唤醒清晨之后，　夜，　
　　　　　　　　　　　　　　　　　　　　　　　　　　　　　　　　　　　　　　　　　　　　　　　　　　　　　　　　　　　　　　　　　　　　　　　　　　　　　　“　
最漫长的夜”会重新降临？　


对施特劳斯来说，暴政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启蒙时代的现代性，敲响了　
科学与民主的钟声，同时也开启了哲学上的“潘多拉盒子”　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　
政治作为一种公共生活方式，在古希腊时代是完善人性的一条道路，在中世纪则是通向神意　
的道路，而现代的曙光，却照出了政治捉襟见肘的处境。政治只是一个权力的游戏，并没有　
一个喜剧式的宿命。神性的、人性的光芒淡去，政治变成了人类在荒野中的流浪。现代话语　
中的“自由”　刚好用来模糊是与非、正义与邪恶的界限；而现代话语中的“民主”　通　
　　　　　　　　　　　　　　　　，　
过把一个质量问题转化成一个数量问题　为这种相对主义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行性。　


正是在这里，施特劳斯显示出他对自由民主制度的暧昧态度。一方面，他厌恶“自由选择”　　　　　、　
“民主程序”所庇护的漠然　如果自由意味着堕落可以无限，而民主则只是一个统计学的　
游戏，那么他宁愿生活在古希腊的城邦生活中，在那里，自由用于明辨是非，而权力必须仰　
赖“德行”　在那里　柏拉图说　只有哲学家才配得到王冠。施特劳斯终其一生，都不能　
　　　　　　　　　　　　；　
原谅法西斯主义诞生于一个民主制度，而共产主义运动起源于民主的话语。　


另一方面，施特劳斯又是自由民主制度坚定的捍卫者。他借用丘吉尔式的幽默说：“民主制　
度是最糟的制度　除了其他实行过的制度外。他对美国的民主制度　尤其是宪政主义始　
　　　　　　　　　　　　　　　　　　　　　　　　　　　　　　　　　　　　　　　　　　　　　　　　　　　　”　
终有一种偏爱。这同样是由其“反相对主义”的态度决定的。他曾经写道：　如果一切都是　
　　　　　　　　　　　　　　　　　　　　　　　　　　　　　　　　　　　　　　　　　　　　　　　　　　　　　　　　　　　　　　　　　　　　　　“　
相对的，那么食人只是一个口味问题。”民主比专制要好，自由比奴役要好或者，更确切　
地说，专制比民主更坏，奴役比自由更坏。就是这么一个懒得罗嗦的道理。　






正是因为施特劳斯对自由民主制度显示出一种矛盾的态度，在当下的“施特劳斯热”中，左　
右两派对施特劳斯的思想各取所需。左派指责施特劳斯一贯反动，其“哲学王”的精英主义　
思想恰好解释了布什政府对劳动人民的歧视。而右派们，突然发现自己原来还可以抱上哲学　
的粗腿，不免有些沾沾自喜　从施特劳斯的“反相对主义”中，他们找到了“邪恶轴心”　
理论的依据；从施特劳斯对民主之脆弱的忧虑中，他们找到了扩张民主的斗志。如果说施特　
劳斯的确和新保守主义者分享着什么的话，那就是对民主自由之脆弱的恐惧。　


那么，哪一个施特劳斯更真实？　那个蔑视民主自由的施特劳斯，还是那个捍卫民主自由　
的施特劳斯？又或者，是他对自由民主制度抱有一种矛盾态度，还是他所面对的自由民主制　
度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而施特劳斯　由于他的深邃、他的敏锐，和他对人类命运的叹息　
诚实地展现了这个悲剧式的悖论？他对民主的警惕，与其说是对民主本身的反感，不如说是　
对其孕育的暴政的警惕　民主自由制度是如此是脆弱，如此之容易被诱惑，无法抗拒一种　
自我毁灭的重力。　


正是施特劳斯对这个悲剧式悖论的凝视，将他与那些“新保守主义”的外交鹰派区别开来。　
新闻媒体对一个哲学家和一个政治家的撮合，并不能揉捏出一个新保守主义的“哲学王”。　
施特劳斯的思考，来自于他对暴政的警觉，和对经历过暴政的人的悲悯。他大约不曾想到，　
在他死去30年之后，这悲悯会被劫持成一种针对整个世界的恐吓。在新保守主义的光环下，　
施特劳斯名声大躁，然而，施特劳斯真的是获得了一份迟到的承认吗？又或者，寂寞有两种　
　一种是寂寞中的寂寞，而另一种是热闹中的寂寞？　






美奸“克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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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达姆被绞死了。可以想象，在很多人对此消息感到欢欣鼓舞的同时，也有很多人会深感不　

满：出于对“美帝国主义”的愤慨，或者仅仅出于对绞刑这种原始刑罚的反感，许多人感情的　
砝码在这一刻会向萨达姆倾斜。毫无疑问，拉姆兹克拉克会是这“许多人”中的一个。　

克拉克是萨达姆的辩护律师之一。萨达姆也拥有辩护律师这一点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个律　

师竟然是美国志愿者，更奇怪的是，这个志愿者竟然是美国的前司法部长。一个前政府高官，　

跑去为一个敌军领袖辩护，套用我们中国人的说法，这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奸”了。　

克拉克，生于1927年，60年代曾在约翰逊政府里担任司法部长。他在任期间，积极推动　

当时在美国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为解除南方的种族隔离政策，为《投票法案》和《民权法　

案》的通过，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但是，今天真正让克拉克成为名人的，绝不是他在60年代的老黄历，而是他多年以来持之　

以恒地发出左翼声音。他始终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创建了一个叫“国际行动中心”的组　
织，其主要成员和“工人世界党”基本重合。他积极反对两次海湾战争，并推动弹劾布什总统。　

克拉克的“反美立场”，可以从他提供法律援助的“客户”名单看出来：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　
南斯拉夫前总统米舍洛维奇；前纳粹集中营司令官里纳斯；94年卢旺达大屠杀主使者之一　

塔克卢提马那；前利比里亚独裁者泰勒；反伊战活动分子博利甘；印第安囚犯佩尔蒂尔；巴　

解组织……与他对这些“客户”的深切同情相比，他对美国政府的仇视可以说是“刻骨铭心”。　

在他看来，美国政府才应该为它发起的战争受到法律的制裁。　

从克拉克的法律援助对象可以看出，这必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有人称他为“战争狂和　
独裁者的知音”，也有人称他为“弱者的代言人”。真相可能是，这两种说法都有其道理。　

克拉克为萨达姆的辩护，自然也笼罩在这种争议当中。不管我们是否同意他的政治立场，克　

拉克为萨达姆辩护的法理基础是合情合理的。在一次访谈中，他指出：“一个美国人为一个　
被妖魔化的人的权利进行斗争，这才是所谓普世人权的印证。”他还说：“不能因为你认为一　

个人很可恶，就剥夺他的辩护权”。换句话说，法律高于政治。正是基于这种观念，他批判　
伊拉克特别法庭实际上是一个旨在种族复仇的政治机构，而不是一个“独立、能干、公正的　

法庭”。在他看来，这个法庭本身就是“非法”的，因为它是美国的“非法入侵”的产物，它的　

人事安排，资金来源，审判宗旨都受美国的左右，所以，它的审判结果是不可能公正的。　

11　月　5号的审判中，克拉克干脆当庭递给法官一个条子，称该审判是“对正义的嘲讽”，气　

得法官发飙，让他滚出去，并说他“从美国赶来嘲讽伊拉克人民”。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当克拉克高举“法律高于政治”的旗帜时，他并不完全是用法律来对抗政　
治，而是用一种政治来对抗另一种政治――他自己在选择辩护对象时一以贯之的标准，就表　

现出了鲜明的政治立场。当克拉克在接受记者阿布拉姆斯的采访时明确表示他认为萨达姆　

“无辜”的时候，阿布拉姆斯反问道：为什么你每次谈起萨达姆的时候，你就使用无罪推定，　

但是一谈到美国，就使用有罪推定呢？阿布拉姆斯的这个反问，可以说一针见血地点出克拉　

克主张的要害：法律高于你的政治，但是服务于我的政治。　



但是即使如此，以法治的名义为萨达姆争取一个公平的审判，仍然是一件好事。伊拉克法庭　

在审判萨达姆过程中的种种违规，比如很长时间不让萨达姆见律师，给辩护律师的调查设置　

的种种障碍，审判人员显然的政治倾向等等，的确应当受到谴责。人权既然普世，就不应该　

区分敌我。爱国主义不应当成为一根棍子，拿来封住克拉克这样的“美奸”之口。　

一个社会的法治精神会面临各种各种的考验，最大的考验，可能就是群情激愤之下的爱国主　

义。911之后的美国“爱国法案”，曾经一度以“爱国反恐”的名义侵蚀公民权利，允许政府未　
经司法机关审查对特定公民进行秘密监视（sneakandpeek）引起整个社会的激烈争论。　
　　　　　　　　　　　　　　　　　　　　　　　　　　　　　　　　　　　　　　　　　　　　　　　　　　　　　　　　　，　

好在整个政治体系的纠错机制及时启动，许多地区法庭宣布这些“秘密监视”的“爱国条款”　
违宪，有　8个州和近400个城市通过自己的法令谴责“爱国法案”侵犯人权，民意调查也显　

示美国公民对“爱国法案”的支持连年下降。2006年3月美国两院更新“爱国法案”时，只好　
顺应民意不再更新其中最有争议的部分，可以说是“法治精神”对“爱国主义”的一个胜利。　

克拉克作为一个美国政府前高官，给敌对政权领袖辩护，可以说与狭义上的“爱国主义”背道　

而驰。但是，一个社会能否宽容那些视人权高于祖国的“奸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