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的大宅门 导演郭宝昌传记-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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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夜。熄灯以后，很快不到一分钟，我看到同舍的人都已呼呼大睡，那都是累瘫了的人。我依然精神百倍。几天来我睡得极少，也不困，也不累。我将棉衣抱在胸前，又慢慢将被子拉起，将头蒙上，然后把周边四角全掖好，以免漏光。我打开手电筒，轻轻将棉衣上的那块补丁拆开，取出了我女朋友的照片，我凝视良久，深情地亲吻了两下，终于下决心将照片撕碎，放在了嘴里。照片纸很硬，无论如何嚼不烂，不信您可以试一试，只能嚼成一个硬纸团，我只好十分艰难地咽了下去。
做完这最后一件事，踏实了。我关了手电筒，掀开被子，从床下拿起绳子，悄悄地下地走出监舍。我觉得挺悲壮的，比后来与母亲较量，与养母诀别，垃圾堆里捡书，单刀赴黑社会的饭局都要悲壮。
外面，月光如水，我心里也静如止水。好像不大像一些文艺作品中描写的那样，自杀前要哭天抹泪，怨天尤人，或说什么“祖国啊永别了”、“爹娘啊，我不能再尽孝了”之类，好像都不太对，我不但不紧张，也不悲痛，而且还有些得意。我终于没让你们侮辱我的阴谋得逞！
我来到防护林里找早已看好了的那棵树，还没走到，忽听一声呐喊：“干什么的？”随即有七八个电筒光亮了，全都向我射来。这是巡夜的红卫兵，怕阶级敌人搞破坏。其实这些人白天打扑克、喝酒、睡大觉，晚上没事儿出来了，最大的乐趣就是找一个黑帮分子审着玩儿。玩儿累了，也天亮了，他们又去睡。
我着实吓了一大跳，以为他们发现了我要干什么，连忙大叫：“上厕所！”我迅即转身向厕所跑去。我站在尿池子上透过小纱窗口向外张望，想他们过去以后我再行事。谁知这帮人来到我们监舍对面便席地而坐，那里有个小土坡，嘻嘻哈哈聊起天来。等了一会儿，看那意思暂时走不了，我只好走出厕所。几个人的手电筒又向我射来，直把我送进监舍，我又躺下了，只好等。
等“死”的滋味儿就不好受了，大有度秒如年之感。慢慢听到外面没有声音了，我又悄悄起来向外走。刚一推门出来，没想到七八个电筒光立即射来，大吼着：“干什么的！”这帮小子根本没走，还坐在那儿。我只好又大喊：“上厕所！”我没别的可说，只听一红卫兵骂道：“你他妈一晚上上几回厕所！”我他妈也不想上厕所啊！但没辙，只好再进了厕所，依然透过小纱窗向外望，这几个“孙子”（后来有人说这几个人是你的福星，受天意来保护你的）看来是不想走了，跟我耗上了。我只好走出厕所，他们照例又用手电筒光把我送回监舍，我再次躺下，不知为什么忽然不想死了。去你妈的，爱他妈怎么着怎么着吧，睡觉！这时才觉得真的太累太累了，从未有过的一种疲惫，一秒不到，我进入了梦乡。
您大概觉得真没劲，闹了半天你没死，连吊都没上成。哪怕吊上去了，再让人救下来又活了，也比这有劲，这叫什么“自杀”？——我真要死了，您还看得到这篇文章吗？
人有这样一次经验挺宝贵的！
他 杀
都说犯人是最难管理的，因为他们残忍狡猾，卑鄙无耻，恶念丛生，诡计多端，都是些满脑子祸国殃民的歹徒。其实不尽然，只要得法，那是不难管理的，最好的法子就是叫犯人管犯人。叫他们互相揭发，互相告密，互相争斗，互相暴打。犯人打犯人，那可是下得去狠手的。怎么叫他们“互相”呢？太容易了，一句话就够了，那就是“谁表现好，谁可以先出去”。所谓“先出去”，那就是“自由”啊！什么叫“表现好”呢？那就是揭发得狠，告密得勤，争斗得凶，暴打得毫不留情，方证明你立场坚定，划清了界线，有重新做人的决心。只有
在牢狱中度过的人，才知道自由的可贵，那太有吸引力、太诱惑了。
我至今不能也不愿原谅那个告密者。他并非坏人，而且也一样是犯人、是受害者（我这里所指的犯人仅仅是我们这个劳改队的大学生，与现在狱中的任何犯人都无关），只是“自由”对他的诱惑太不可抵御了，他告密了，“密告有人怀疑毛泽东思想”。一个“问号”，险些酿成十条人命。那是一九六六年的深秋了。
下午出工，我们排队走出没多远，忽然我们同监舍的W君说他忘了什么东西要回去拿，好像是少带了一把镰刀，他跑回去了。这是很正常的事，谁也没在意。收工的时候，刚走到监舍门口放下工具，管理组立即把我和S君叫了去（当时S君是这个监舍的组长，我是副组长）。管理人员告诉我们，有人恶毒地攻击毛泽东思想，今晚开批斗会。谁攻击？怎么攻击？我们一概不知。
晚饭以后，批斗会开始，管理组人员亲临坐阵。这时管理组的人员三个中已换了两个，一个是由于诱奸女犯而被揪斗调走；一个是本来犯了错误被处理到我们这儿——那可是真真正正被监护起来——这次又被原单位揪回。新来的两个人是公安系统的，一到这里先把手枪拍到桌上，说有不服从管教者，枪毙！那时杀个人是很随便的，哪个不怕？
按照惯例，批斗会前先读几条有关阶级斗争的毛主席语录，七八条之后，管理人员突然插上说翻开×页念×条。念完以后，管理人员一下子转向C君，问道，你学这一条有什么感想？C君毫无思想准备，稍稍一愣，但说些学习心得和感想还是不难的，他说了。管理人员问：“你说的是心里话？”他说是，管理人员立即叫他把语录本交出来叫大家传着看，这一传大家都惊呆了，C君的语录本上，在这条语录上面赫然画着一个“？”。
这分明是对“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怀疑。那好像是一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有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语录。这还了得？所有的人都怒吼着：“站起来！低头！”不吼是不行的，那就是同情罪犯，叫他交代这？是什么意思？他居然狡辩说是还没有完全理解，准备要再好好学。这分明是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法，妄图掩盖自己的滔天罪行，进行诡辩。
大家指出他这就是极其恶毒地攻击毛主席的知识分子改造政策。可谁都知道，我们进劳改队初期，管理人员分明宣布过我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所以C君的“问号”在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其实都存在。批斗了两个小时以后，管理人员宣布暂停：从今晚开始所有人睡觉以后，C君必须再写一个小时的“认罪书”才可睡觉，并每晚留一人监守C君。
散会以后大家才知道，原来是白天出工时，w君回监舍取东西，顺便翻检了C君的东西，
发现了语录本上的问号，立即向管理组做了告密。这太遭恨了！w君给我的印象一直不错，怎么会做这种事？大概是太想“早一点儿出去”了。
当时正处于“文革”的高潮时期，公、检、法已被全部砸烂，整个社会毫无秩序可言，你貌似正义向所谓“邪恶”斗争，你本人已先陷入了邪恶之中，不但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
C君是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仪表堂堂，一米八的个头儿，身材匀称健壮，是北大“校运会”上的五项全能冠军。脑袋方方正正，大家给他起个外号叫“色子”，就是打麻雀牌掷的那个“色子”。他性格较孤僻，不大合群，干活儿也不错，因他身体太强壮了，没人敢惹他，真打起架来，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是他的个儿。
犯人打架是常有的事，而且从来无人劝架，都是闪在一旁看两个人打，直打到两人都觉得没劲了为止，带着青紫伤痕继续干活。这种事管理组也从不过问，一般来说弱者不敢上前，那不贝青着挨揍吗？
有一次挖沟，活儿很急，职工特意调我去，管理组特意要搭配一个干活儿不大灵的。一个上午要挖十米，我知道他不灵，我说我挖七米，剩下三米归你，到了中午我的七米挖完了，他那三米才挖了一半儿，我火儿了，一拳把他从坡儿上打得滚到了坡儿下，我又追，他吓得东逃西窜。结果那天午饭也没吃成，还是我把剩下的挖完了。这件事一直叫我后悔了好几十年，现在如能遇到他，我还是要向他赔礼道歉，欺负弱者，不光彩。
这天是垛草，不知为什么，C君的情绪一直很坏，多次把草甩到垛外，全散了，我说他几次，他像没听见一样。又一捆草散了，气得我突然从脑后给了他一巴掌，他的棉帽子都被打飞了出去。他怒了！两眼凶光毕露，指着我的鼻子问：“你想干什么？”这就是打架的信号，所有的犯人立即散开后退，围成了一个大圈儿，那是给我们腾出打架的场地。
我们两人对峙着，都虎视眈眈一触即发，看谁先动手。两强相遇，大家都知道今儿有好戏看了，气氛骤然紧张。互相瞪了有十几秒钟吧，他突然说了一声“操！”便捡起帽子去干活儿了。我想我们俩当时的想法大概完全一样，真打起来，两败俱伤，不想叫别人开心看热闹。大家都失望地又去干活儿了。
一天，工间休息，只有C君一人远远地坐在草垛边在看一个小本子，那显然不是毛主席语录。我到草垛后解手，转过来坐到他身边，问他看什么？他两眼望着远方没有回答，我又问他看什么呢 ，俩眼发直？他低下头仍不说话，忽然拿出刚才已经藏起来的小本子伸给我。我打开本子一看，里面夹着一张黑白照片，一个书生气十足的长者身边站着他和一个长得十分标致的女孩子。照片上的他真是翩翩少年，英姿勃勃；少女婷婷玉立，落落大方。再看看我身边的这位，简直判若两人，剃光了的头更像“色子”。就说他这件棉袄吧，我的棉袄才补
了一百多块补丁，他的棉袄已经全是补丁，根本看不到原来棉袄的面儿了，活脱儿的一个叫化子。
说起补丁来，那真是劳改队的一大景观，您找不到一件没补丁的衣服。三年与世隔绝，每天打交道的就是这么些人，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两人蹲在茅坑拉屎，只要一个人一使劲出点儿声，另一人就知道你是谁，不用说话。可那么多的补丁从哪儿来呢？
犯人中我要算是比较勤快的，有破即补。每天上工、收工一路上我都要东张西望，见块破布就捡起来，回去以后洗净压平，按它的原始形状剪去毛边儿，压在床褥下。我总有几十块破布的积蓄，当居补丁首富，要补衣服的都来找我，一般情况我也不那么吝啬，有的专拣大一点的、新一点的、颜色好一点的，我就不太舍得了，也有时会忍痛割爱。
C君身上的补丁至少有一半儿是从我这儿要的。看到他那张照片，我就猜到了，那个女孩子是他的女朋友。他点点头。又问那长者是谁，他说那是他们系的教授，是那个女孩的父亲。还能说什么呢？可以想见，C君不但是五项全能冠军，而且必是他们系的高材生，否则这位教授怎会把宝贝女儿给他呢？他独领风骚，正平步青云，有着可以说是远大的锦绣前程，却突然从金字塔尖顶上落入了十八层地狱。
看着这张照片，他在想什么？那一定是卿卿我我甜蜜地爱抚，亲亲热热忘情的拥抱。看看他现在这副样子吧，连叫化子都不如，叫化子还有讨饭的自由呢！三年被断绝音信，还有什么希望吗？
我黯然神伤地把本子还给了他，物伤其类，同病相怜啊！所以不管他怎样掩饰，我经常从他的眼神中看到愤懑和仇恨，尽管他后脑平平，我却始终感到他脑后的反骨要顶了出来。
C君每天夜里写检查，隔两天批斗一次。每夜负责监视他的人越来越不耐烦，开始怨声载道。这一个小时的觉，对每个人来说那都是太宝贵了。十天过去了，管理组找我们去汇报，问起C的情况，我们都说C最近表现不错，夜里是否可以不用值班看守，叫他自己写就行了。管理组同意了，大家都松了口气，可以多睡一个小时了。
夜里大家上床睡觉以后，C君便很自觉地把灯线放长，将电灯尽量放矮，然后用报纸蒙住。一个小时以后，他再将灯熄灭，自己上床睡下。实行了几天，相安无事，我们已经准备向管理组请示，解除对C君的处罚，不必再写了。他也确实承认了攻击毛泽东思想，认识得也差不多了，当然在他的改造记录上已多了一条反改造罪行。还没来得及请示，出事了。
这天夜里我们都忙着准备上床睡觉，C君一反常态，并未坐下写交代材料，而是站在那儿
仰头望着电灯发愣。组长S君说了一句：“你发什么愣？还不快写！”只见他匆忙解开系着扣的电线，把灯放低，蒙上报纸。疲惫的犯人们不用四五秒钟便都鼾声如雷了。我几乎睡死过去，突然一声呐喊：“打雷啦！”把我惊醒。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