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4年第2期-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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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垦失败的荒原。
但农八师下达了开发莫索湾的命令，要求各老场选调精兵强将，自带农机具，全力支持创建新农场。
各路人马或徒步，或乘坐汽车、拖拉机，源源不断地进入了大漠深处。整个大漠立即沸腾了：打荒、运荒、犁地、修渠、铺路、植树、歌声、打夯声、号子声、机器轰鸣声与烧荒的烟火、高扬的尘土，组成了一个壮阔的、战天斗地的劳动场面。
那个苦呀，真不知该怎么说。首先是没有水喝，吃的、用的水都是从几十公里以外拉来的。正是年初，拉的都是冰，得加温化开才能喝。每人每次只有一小杯水，官兵一视同仁，绝无后门可走。洗过脸的水还得用来洗衣，洗脚，即使嘴唇干得冒血珠子，也舍不得沾一沾宝贵的水。冬天过去之后，冰雪化完了，就只能喝蜇嗓子的苦水了。沙漠里的风特别厉害，三五天就是一场，都是裹着沙石的狂风，一来就搅得天昏地暗，有时还刮黑风，那风一来，连站在你面前的人都看不见。沙石打在脸上，像针锥一样难受。这风也开开玩笑，搞搞恶作剧，有时大家正坐在地头开会，它也参加，迎着他你睁不丌眼睛，所以只能背对它，好啦，等你会一开完，它已用裹挟来的沙子在你背后做了个“沙靠背”。最害怕的是小麦要灌浆的时候，它来了，一扫过麦田，就是一片狼藉。大家把麦子扶起来，它又光顾，反复折腾你，所以那时的麦秆儿长得有点怪，总有三五道弯儿，大家开玩笑说莫索湾的麦子富有“曲线美”。有时候，它一扫过，麦子再也扶不起来，每个人都会暗暗落泪。还有就是这里的地穴特别多，拖拉机老往里面陷，那是老鼠、野狼、蚂蚁和烂掉的树根造成的……
但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军垦士垦荒的步伐。莫索湾开发于一九六零年胜利结柬，二年多时间，共开荒造田九十多万亩。另外，还建房两万多平方米，造林：三万三千亩，栽果树四千四百多亩……一个个新农场像梦一样出现在准噶尔腹地的荒原上。
我始终参加了这场会战。并留在了这个叫东阜城的地方，在这里，我投入了新的战斗，那就是保卫垦荒成果。
沙漠是难以被制服的。它是世界上最顽固的东西。它们总想着要“收复尖地”。莫索湾开垦出来了，但要守得住才叫最终的胜利。
不等你站稳脚跟，它仃J就开始反攻了。这包括从地上来的干旱，从空中来的风沙，从地下冒出来的盐碱。
对于干旱，只有修灌溉系统。干渠、支渠像动脉，贯穿各垦区；斗渠、农渠像小血管、毛细血管，遍布每块条田。全国最大的灌溉系统之一就在我们这儿。而石河子的水库就有十几座，蓄水近亿立方米。像蜘蛛网子一样的水渠就达一万五千多公里，想一想，真是不敢相信那是我们用双手建成的。就是它们，牢牢地扼住了旱魃的脖子。
对于风沙，我们筑起了一道道绿色长城。树是我们的战友，我们走到哪里就栽到哪里。未安营，先栽树，这是我们的一条军规。陶峙岳司令员曾在石河子制订过“护林公约”。即使在最缺水的时候，我们宁肯自己受渴，也不让树早着。没有人能数得清我们垦区有多少棵树。道路林、护田林、护渠林、风景林，一行行，一片片，到处都是，每块条田、每条街道，都是绿树镶边，就是它们抵挡了沙漠里的风沙。
对于“碱老虎”——它比真老虎厉害得多。我们就用拉来的沙子对付它，有点以毒攻毒的味道。我有一次拉沙到条田里去，在沙漠里刨出来好多死人头，都发白了。我是拉最后一趟，吓得半死，拖拉机又坏了，走不成，真以为是碰到鬼了。后来人家说我胆子大，就是这一次，还有就是遇狼那一次把胆子吓出来的。
你从我们条田边经过时，会看到人工挖的一条条深沟，那是排碱沟，也是用来对付“碱老虎”的。仅三十团的排碱渠就长达一千四百多公里，全师十九个团场，少说也有二万多公里吧。
要说开拖拉机，还是先说说老乡李明和刘功辉的事吧，她俩也是“拖拉机迷”，李明是湖南长沙市西长街福如织布厂的工人，女工委员。一九五二年参军时是招聘团二大队三中队三分队分队长，入疆后，分配在兵团司令部收发室当收发员，丁作轻松，生活条件优越，由于她工作积极肯干，服务态度热情周到，当年十二月，就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当她从报纸上看到新疆军区第一个湘籍女拖拉机手张迪源的事迹后，非常羡慕，她坐不住了，朝思暮想，三番五次写申请，要去学开拖拉机，到生产第一线去开荒造田，建设边疆。
兵团领导见她想开拖拉机心切，一九五四年同意了她的要求，调她到八一农学院实习基地八一农场学开拖拉机。真巧，正好分在张迪源那个机耕队。从此以后李明认真向师傅学习，刻苦钻研技术，边学边干，不到半年，就能熟练地犁地播种。大忙季节，她经常连头也顾不上梳，把头发塞在帽子里，穿的是背带裤，干起活来和男同志一样，从不叫苦叫累，身上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同志们都称她“假小子”。
李明男朋友何筱俊是兵团陈实司令员的秘书，他们恋爱的时间长达五年之久，拖到一九五八年元旦才结婚，婚后第四天她就回农场工作。兵团首长为了照顾他俩的夫妻生活，三次去函，调她回机关工作，她都一一拒绝了，决心在农场开一辈子拖拉机。
就在当年二月四日，李明带领十几个劳改员往地里拉运肥料，那时的气温是零下三十摄氏度左右，忽然拖拉机发生故障，她去排除故障时，右手四个指头被转进齿轮里。一个劳改员冲上去，及时关住了发动机，才保住了她的性命，可这时李明流血过多，晕倒了。等她第二天醒来时已经躺在军区医院的病床上，除大拇指外，她的其他四个指头属粉碎性骨折。
十天以后，从外地出差回来的爱人何筱俊赶来看她，从不掉泪的假小子哭了。但四月底她的手还未痊愈，就要求出院了，回到农场，她还要开拖拉机。领导不同意，说，等你手好了再上车吧。她想现在正是春耕大忙季节，我不能上车也不能在家休息，她就带着伤残的手，给拖拉机组的工作人员送水送饭。当年下半年李明又开拖拉机了。四年之后，李明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只好服从组织的调动，回兵团子女学校食堂任会计。
刘功辉是一九五一年三月从湖南长沙参军的。到新疆后，分到二十二兵团直属政治处任见习干事。兵直政治处在石河子老街，和陶峙岳司令员住处是邻居，相隔二十多米。
有一次，陶司令员说要培养一批女拖拉机手，吸引内地更多的女同志来建设新疆，把新疆建设得和苏联一样，机械化大农业。刘功辉的志愿不是开拖拉机，是想当会计，也是一次偶然机会从报纸上看到张迪源开着拖拉机的巨幅照片，觉得很神气，改变了她的初衷。当她听陶司令员谈话后，非常高兴，说她也去开拖拉机，终于得到了陶司令员的准许。
一九五一年八月，王震司令员决定组建第一批机械化军垦农场，其中，有乌鲁木齐梧桐窝子“八一农场”——即现在农六师一零二团场，步兵第六师机械化农场——即现在农八师石河子总场。刘功辉有幸被批准去学开拖拉机，感到十分幸运和自豪。那时，从兵团机关抽调学开拖拉机的三位湘女是：兵团宣传部的唐万鹏，兵团文工团的晏一民和刘功辉。她们三位湘女都是大个头，身强力壮，敢和男同志试比高低。
刘功辉和唐万鹏背着背包，奔赴老鸦窝拖拉机队报到——晏一民晚到几天，为开拖拉机，刘功辉自愿从副排级干部待遇降为战士级。
在大戈壁滩上开荒，女同志的确困难很多，没有厕所又没有树，解大小便很不方便，有时要跑到很远有渠沟的地方去解手，这样很影响工作。为了多开荒不影响工作，我们在拖拉机后面拉块布挡住解手，有男同志在附近还有点不好意思。那时一个班要干十五到十六个小时，下班后要交接班，保养机车和做下一个班的准备工作。开荒回来身上脸上的灰有铜钱那么厚，身上脸上全都是黑的，只有牙齿是白的，所以别人笑我们是“黑人牙膏”。
我开拖拉机直到一九七七年，光为了制伏干旱、风沙和盐碱，我就不知道拉了多少沙土。后来，开不动了，只好去砖瓦厂。现在头也白了，眼也花了，腰也弯了，什么苦也吃过了，风风雨雨，忙忙碌碌，水里泥里，风里浪里，一辈子转眼间就过去了，唉！
你看，说了这么多，怪沉重的，我给你唱一道叫《拖拉机》的歌吧！
拖拉机，拖拉机，
是我心爱的好伙计，
驾你开垦万亩地，
我俩一同把功立。
拖拉机，拖拉机，
是我心爱的好伙计，
干活质量争第一，
我俩一同创奇迹……
我五五年结婚，在五六年怀第一个孩子时，怕影响工作，我不想要，为了能流产，就不顾一切地干重体力活，但孩子还是没有挣掉。没有想到，我从广西军政大学毕业后来新疆工作的爱人在我五七年即将分娩时，因公牺牲了。可能是我过于伤心的缘故，我的第一个孩子生下来十七天也夭折了……
她讲到这里，说要回去照看孙子，下午再来，就走了。但她下午一直没有来，我打电话去，她说她不愿再说什么了。她把所经历的内心最痛苦的东西留给了自己，也像一个谜一样留给了我。
这也是我在兵团长达半年的采访中唯一一次只进行了一半的采访——我的采访本上留下了七个空页。
陆野：我伺候了一辈树
已听不见翰海的喘息，汗腾格里峰的光辉在高处照耀着阿克苏绿洲。阿克苏市宁静地卧在绿阴里，像一个半遮着面的维吾尔美女。从四面八方袭来的禾香使这座城充满了特有的气息，它使人醺醺欲醉。
这正是绿洲生机盎然的时节，五月的大地一片新绿。辛劳的农工们满怀希望地在条田里穿梭着，忙碌着。
我在地头找到了她——陆野。六十六岁的她满头白发，在绿色中十分显眼。她如此专注地伺候着树苗，以致我叫了三声阿姨，她才像刚从梦中醒来的人那样抬起头来。
那是一张饱经风霜的脸，一双粗大的手上沾满了新鲜的泥土。在与我们说话时，她的手一直在捏弄着一块泥土，那泥土在她手中变化着形状。就像她自己走过的人生和岁月。
白杨树总是愈长愈直，愈长愈挺拔。我却越老越佝偻，越老腰越弯。
哎，五十年一晃就过去了。五十年呀，我自己想想，都不敢相信。日子，真是一种让人感到可怕的东西。我很多时候都不相信它会过得这么快……五十年也只不过像一场梦一样，恍兮惚兮地，到最后，觉得自己什么事也没有干。突然有一天，有人告诉我，你该退休了。我记得自己当时那吃惊的表情，我盯着那人看了好半天，直看得人家心里发毛，最后我说了一声，是么？
我伺候了一辈子树。我觉得自己找到了世界上最有意思的工作。它远远超过了伺候帝王和神仙带给我的幸福。我采来树种，精心筛选，然后撒入土地，看它发芽，成长，再把它们移植到其他地方，为它们浇水，内心挂念和担忧它们能不能战胜盐碱的土地，能不能熬过干旱和长冬。每一棵死亡的树都会让我伤心，每一棵成活了的树都使我感到幸福。然后，它们终于成了林带，最后成了林网，最后能护卫开垦出来的农田，播种下去的庄稼了，我看着它们，就情不自禁地会流出眼泪，那感觉就像是自己含辛茹苦拉扯大的孩子终于成材了。
我退休后也不愿停下来。我原以为自己不用再而朝黄土背朝天地劳作，可以安享晚年丁。我也试图这么去做，最后觉得不行。内心空空荡荡的，像是什么都没有了。我一下子感到很害怕。我知道自己不能离开树。仅仅能看到树都不行，我必须生活在树中间。它们的枝桠、叶苞、痂疤、树皮、树干、根、落叶，对我来说，都具有更深刻的意义。我觉得树就是我，我就是树，我们彼此都无法分离。说来你可能不相信，自到新疆后，我没有伐过一根树，别人伐树时，我就会躲开；每见到刚伐过的白森森的树桩，我就会十分伤心，我会尽快地在那树桩旁种下一棵小树，我把它看成是那已死的树的新生……
我与树的不解之缘自进疆之时就结下了。
一九五一年，我唱着那支有名的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踏上了西进之路。我现在每唱起那首歌，还会老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