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4年第2期-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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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长一听，有些吃惊，就跟我开玩笑说，今天饭多，都说你是“大肚汉”，你如果能吃完八个馍，我奖你一罐辣子。　
　　我还没答应，女兵班的就嚷起来了，假小子，你吃，你答应，你如果能把一罐辣子赢过来，我们就可以吃一礼拜了。　
　　当时除了主食，基本上没有什么菜吃，每顿都是清水里煮几片菜叶子，然后放上两三勺油泼辣子，搅一搅就是菜了。那一罐辣子是连队的，可是一笔了不得的财富。我｛艮认真地问班长，如果我吃完了，你真敢把一罐辣椒奖给我？　
　　班长一下子犹豫了，他的确没这么大的权力。正好指导员过来了，就说，我来当裁判，你如果赢’了，这罐辣子就归你。　
　　全连战土都过来看着我。　
　　我说，那我就开始了。一边说，一边把八个馍抱在自己怀里，好像怕他们说话不算数，会把这八个馍拿走。　
　　我很快把八个馍咽进了肚子里。见我把最后一个馍吃完，连那些男兵们都瞪大了眼睛。女兵们则赶快把那罐辣子抢了过来。　
　　营部副官一见，说，她这么小，不要把她撑死了。　
　　连里也害怕了，指导员命令我到树下休息，不准喝水。我吃了一顿饱饭，很快就睡着了。　
　　为了让我多休息一会儿，他们上工时怕惊醒我，所以没有吹哨子。　
　　我醒后，见大家已经在劳动，就问指导员为什么不叫我，我可不可以喝水了。他看看手表，三个多小时过去了，就说命令已解除，我可以喝水了。我趴在水渠边喝了水，觉得干劲倍增，那天我用镰刀割了两亩多麦子。　
　　还有一个关于吃的事情。那是我立了一等功后去师部开庆功会，师部设在焉耆。我姐姐毛淑奇参军后在师部医院当护士。我们是同一批进疆的，到了新疆后分开了，再没见过而。我去见她时，她已认不出我了，以为是弟弟，就说，弟弟呀，你多久也当兵来新疆了？　
　　我全身都是泥土，由于劳动，身上的衣服已破得不成样子，姐姐的同事见了我就对她说，毛淑奇呀，只听说你有个妹妹在新疆，从哪里又冒了个弟弟出来呀？　
　　我听了后只是笑，笑了好久，才对姐姐说，看你那眼睛咋的了？我是毛灿奇！　
　　姐打量了我半天，摸摸我的头发和脸，又看看我那双原来娇小、现巳变得粗大的双手，眼泪一下子涌出来了。她一边揩泪，一边问我，你在干什么工作呀？怎么把自己弄成了这个样子？　
　　我在劳动，搞生产建设，光荣得很！　
　　你看你都没个人样子了。　
　　谁说的，我立了一等功呢，我是到师部来开庆功会的。　
　　说完，我就问她要吃的，姐，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我觉得饿。好饿好饿。　
　　有，刚好剩下些病号饭，姐说着，端来了一缸子鸡蛋煮面条。　
　　自到了新疆，我就没见过鸡蛋。端着缸子，我的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　
　　姐见了，也直抹眼泪，她哽咽着说，吃吧，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　
　　开始时我小心翼翼地吃着，生怕自己会、一口把一缸子美味给咽下去。最后终于止不住，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几口就把一缸子面条吃完了。　
　　姐姐的同事又盛了一缸子，我又把它吃下去了。　
　　老炊事员一听我吃掉了两缸子面条，就出来对姐姐说，小毛，你让她到伙房去。　
　　到了伙房后，他端出一盆面条来，说，小子，你吃吧，能吃，就把它吃完。　
　　我一见，那个高兴啊．把那盆面条吃得，一根没剩，把老炊事员惊得半天没合上嘴。过了半晌，他才说，好饭量，真不愧是个二小子！　
　　姐说，她不是二小子，是我妹妹，来参加庆功会的。　
　　炊事员一听，更是吃惊，不相信地嘟囔着，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唉，那是我吃过的最饱、最香、最可口的一顿饭，无论怎样也不会忘记，几十年了，我还记得它的香味。　
　　饭后，姐姐给了我一块肥皂，一盒擦脸用的“处处红”，还给了我一双袜子，让我换上。　
　　当我把旧鞋子一脱，姐又给吓住了。因为当时穿的是“陕北袜子”，白布做的，用一种树叶染的色，穿了脚黑。姐一看我那双黑脚，还以为我的脚冻伤了呢，不停地问，你的脚怎么了，你的脚怎么了？　
　　我说，没事儿，只是没有肥皂，洗不干净。　
　　虽然立了一等功，虽然参加了庆功会，我心里并不满足，我的目标是当劳模。参加那次庆功会，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医院吃的“病号饭”。还有就是在庆功大会上讲话时，由于我年龄小，个儿矮，上去发言时，没有讲台高，开始大家只听见了我的声音，看不见我的人。政委给我垫了一个凳子，我也只能勉强把脑袋伸出来，引得官兵一阵大笑。　
　　那次庆功会更坚定了我当劳模的决心。我相信自己凭劳动，总有一天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第二年却让我到妇女队去当文化教员，这也表明我提干了，按说应该高兴的。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却十分伤心，哭天抹泪的。我说我不去，人家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我不能在一线劳动，就不能再立功，不能评上劳模，也就见不到毛主席了。但人家说那是命令，不去是不行的。我就只有去了。　
　　生活一下暗淡起来，干什么都没有劲了。自从理成短发之后，我就发誓，见不到毛主席，我决不留长发，颇有些削发明志的味道。可到了妇女队后，这短头发却不断地给我惹麻烦。　
　　五二年的湖南女兵来了，紧接着山东女兵也来了。山东女兵比较封建，我去接她们时，她们以为我是男的，一个男的去接她们，还和她们握手，就用石头打我，还骂我是屄养的。　
　　我对她们说，我也是女的，但没人相信。　
　　你既然是女的，那你为啥留着这样个戾头。她们问我。　
　　我说我不愿留长发，嫌麻烦。　
　　她们的区队长段凤英仍不相信我。有一天，我去给她们送水时，她把我堵在一个房子里，其他女兵趁势把我围住。　
　　我吃惊地问道，你们要于什么？　
　　俺们要检查你，看你究竟是男是女。段凤英说。　
　　我是女的。　
　　俺们认为你不像，哪有女人留这么短头发的。　
　　我听了她们的话十分生气，觉得自己受了屈辱。经过两年多劳动，我力气大得出乎自己的意料。我推开她们，从窗户逃了出来，就去找教导员，说她们侵犯人权。　
　　现在想想，也难怪她们要这样做，粗大的手脚，粗糙的脸，加之头发又短，哪还有一点女人样子？就连作家碧野也没看出我是个女的。碧野到我们团去参观时，政委和他打乒乓球，然后又让我打。完了后，政委就给碧野开玩笑，把我说成是他的警卫员，就问碧野，作家同志，你看我这警卫员咋样？　
　　很好，就个子矮点。　
　　你猜猜看，她是男的还是女的？你是作家，善于观察人的。　
　　碧野一听，把我叫得近了些，端详了一阵说，肯定是男的。　
　　我和政委听后，都笑了。　
　　从五一年到六○年，我年年立功，但终归没评上劳模。我有好几次可以调进机关，但我都没去，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往最艰苦的劳动一线调，十年劳苦，累出了一身病。最后身体垮掉了，也没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后来，政治运动一浪接一浪，我和许多湖南女兵一样，被打成了“另类”，按说，我的一切都被剥夺了，但我却不愿失去自己的梦想。即使“文革”中我被打成脑震荡，我也要把它保存在自己的脑海中。　
　　我是一介百姓，一个普通的生命，却怀抱着一个不适宜的梦想——因为它是我惟一的梦想。我不能失去它，一旦失去，我就没有支撑自己活下去的东西了。所以“文革”中把我弄去当伙夫，我还高兴，因为我又有成为劳模的可能了，又可能见毛主席——他那时已光辉灿烂得了不得了。　
　　但直到毛主席去世，我都没能见到他，当然，他的挂像我见得太多了。后来，退了休，我攒了钱，由老伴陪着，专门去了北京，但又碰上毛泽东的纪念堂不对外开放，在那个当时显得十分空阔、寂寥的广场上，我的泪水滚滚而下。难道因为我生命的卑微，最后连这样一种让梦想成真的机缘也得不到吗？　
　　采访结束时，毛灿奇的爱人、库尔勒市华山中学教师赵慈命对我说，你如果写她，能不能就写她那年见到了毛主席？　
　　我当时点了头。但提笔之际，我却只得从真实出发。　
　　　
　　汪柏祥：她好像是整个荒原的母亲　
　　　
　　劳动，劳动，劳动呀劳动，　
　　劳动创造了世界，　
　　劳动改造了我们，　
　　我们吃得饱呀，全靠劳动，　
　　我们穿得暖呀，全靠劳动……　
　　　
　　这首歌在荒原代替了军歌，用充满汗水和艰辛劳作的苍劲声调代替了充满鲜血和硝烟气息的激昂旋律。前者用以鼓舞人们用韧性与生存决斗，后者鼓舞大家用生命实现短暂的涅槃。　
　　被扬起的沙尘味、上里的碱味、人身上散发的汗味，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新的气味，这气味充斥着一片又一片古老的荒原。
　　除了泥土，这里一无所有，还没有播下种子，还没有看见新生命的萌芽。一切，都还是一种内心的希望……尽管对绿的萌芽渴望得大家心里冒火，但这新垦的处女地，还得等待水、肥料、种子和至关重要的季节———　
　　但荒原上的第一个母亲？正在孕育着。　
　　孩子的降生，是荒原第一个生命的诞生，是拓荒人捧出新一代的开始。这使这位母亲异常荣耀。她好像是所有拓荒人的妻子。好像是整个荒原的母亲。　
　　当时，这里只有三名从湖南军政大学分配过来的女性。陈康涟到后四个多月，就被组织介绍给三营李营长结了婚，很快就有了身孕。这个消息使垦荒的军人们无比兴奋，同时也感到了某种紧迫——新生命即将诞生，而这里还一无所有。　
　　十月怀胎，终于到了分娩的时候。那天，整个荒原都显得庄严而神圣，每个男人的心都十分激动，好像在迎接一个宗教圣典的到来。　
　　地窝子外站满了人，烈日如火，但大家似乎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屏息静气地站着，像一座群雕。　
　　母亲躺在土台上。四周的泥土使她觉得自己很像一粒正在挣扎着萌芽的麦种。一阵阵的剧痛使她觉得自己的身体被一次次撕裂了。她的手抠进了泥土里，那把土被她捏成了团。　
　　两名女兵被她的痛苦搞得不知所措。不光是她俩，包括所有的人，都是第一次面对生产。因为这个营，还没有一个人做过父亲。　
　　血不停地流出来，渗透了土黄色的军被，又渗进了土坑，渗进了泥土深处。　
　　产妇的每一声呻吟，都撕扯着每一位军人的心，更不用说一阵阵撕心裂肺的惨叫了。他们没有想到，生育要经受这么大的痛苦。　
　　李营长忍不住，不时地捶一下自己的头，又不时的捶打着泥土，最后，他冲进地窝子，问两位女兵，怎么样？　
　　好像生不出来。　
　　他听说后，转身冲出地窝子，大声喊叫，卫生员！　
　　到！　
　　你进去看看！　
　　我？可我是男的。因为不好意思，卫生员的脸羞得像猴子屁股一样红，愣了一下，又说，我？营长，你知道，过去总是打仗，我也就包扎包扎伤口，平时看个头痛感冒的，对接生孩子，我可是想都没想过，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没有这方面的书？　
　　没有。　
　　那你也得进去看看，这里就你一个卫生员，你要想办法，争取让孩子顺利地生下来。　
　　卫生员红着脸，在地窝子门口犹豫着。　
　　快进去呀！官兵们一见，着急地齐声刘—他吼叫起来。　
　　他没有办法，很难为情地搓着手，打：着脸，低着头，像个罪犯似的进去了。　
　　过了一会儿，他满头大汗地跑出来，对营长说，嫂子失血很多，可能是难产，得赶快送师医院。　
　　可怎么能快起来！到师部二百多公里，连一辆汽车都没有。营长绝望地说。　
　　我们抬着嫂子往师医院去，多派一些人，轮流抬，跑步前去，这样稳当，比马拉车在土路上颠快些。一位战士说。　
　　好，给师部发电报，让他们也派车来接。教导员说。　
　　陈康涟被抬到担架上后，全营最精壮的五十名汉子也自动地列好了队。两人抬着产妇在前面飞奔，后面的四十八人紧紧跟着，随时准备在前面的人跑不快时，接替上去。头顶是烈日，脚下是大漠，金色的沙子被奔跑的脚扬起来，烈日在头上一闪一闪地晃动。　
　　这是一支奇特的队伍，是生命的新生与死亡的一次赛跑。　
　　沙漠炽烈的热浪蒸腾而上，每一个汉子的衣服都湿透了，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