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中国神谱大全-第1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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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最后形成了部落酋长国。范文澜写道：“苗族被禹战败后，退出黄河流域，据战国时人说，三苗曾在长江中下游建立起一上大国。这个大国当是一个大的部落联盟，是许多部落的集合体，其中较大的是荆楚。”所以，到商、周时期，“三苗”又被称为“荆楚”，有时也被称为“南蛮”后来，荆楚的社会经济日益发展，其中较先进的楚人，又被称为“荆蛮”。其后，荆蛮日渐强盛，发展成为春秋战国的“五霸”、“七雄”之一的楚国的主体居民和主体民族。
可见，九黎、三苗、南蛮、荆蛮、苗族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而且都包括苗族先民，后者是前者的苗裔。《周书·吕刑》的“蚩尤对苗民制以刑”，《国语·郑注》的“有苗复九黎之德”，三苗，九黎之后也”，等记载，就已经显出“九黎”和“三苗”的亲缘关系。《礼记·衣疏·引甫刑·郑注》说，“有苗、九黎之后……居于西裔者三苗”等语，也直接指出“三苗”是九黎的后裔。“南蛮”则是被驱逐到长江以南地区的部分“三苗”的别称，而“荆蛮”则是商、周时期对两湖地区这部分“南蛮”的称谓。许多只书都认为，苗族和三苗有亲缘关系，例如：“苗人，古三苗之裔也”；“苗者，三苗之裔”；“考红苗蟠据楚、蜀、黔三省之界，即古三苗遗种也”。这就使我们清楚看到了苗族族源的线索，九黎——三苗——南蛮（荆蛮）——苗族。就是说苗的先民是九黎，而蚩尤是九黎的首领，所以，苗族人民普遍地将蚩尤视为自己的先祖。
其次，蚩尤也是中国南方许多少数民族的祖先。五千年前，与黄帝同时代的九黎部落联盟，据史书记载，其成员中除了苗族以外，还有黎族、瑶族、畲族等少数民族。如果按照过去史书的称谓，把远古时代居住在南方的人统称为“蛮族”，或称“南蛮”、“荆蛮”，那么就把我国在南方许多少数民族都包括在内了。这就是说九黎、三苗、南蛮，不仅是苗族的先民，而且也是黎族、瑶族、畲族和南方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先民。而蚩尤是九黎之君，所以，蚩尤也就不仅是苗族的先祖，同时也是黎族、瑶族、畲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先民。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苗族在古代多次迁徙过程中，包括南迁和西迁的过程中，逐渐演化为若干民族，只有一部分仍保持着苗族的称谓。由此可见，这些演化出来的民族自然也是九黎的后裔，蚩尤亦当是他们的先祖。
再次，蚩尤也是我国羌族的先祖。《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羌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羌地是也。”这就是说，羌族是出自三苗，是三苗的后裔是姜姓的别支。据史料记载，姜姓就是西北一带原来的姜族，后来称为羌，以后逐渐南迁和西迁。所以，北至现在的青海，西至现在的西藏，南至现在的四川、贵州、云南，都有羌族人民居住。羌族西迁到西藏的人自称为“乌斯藏”，乌斯就是乌氏，藏就是羌，乌斯藏就是乌氏羌的统称。他们又称为“西藏”，实际上西藏就是西羌。这就可以证明，现在的藏族，也是羌族和乌族相互融合而成的。其中也有苗族。羌族向南迁的，到四川的与当地的表族融合叫青羌，一部分羌族向南迁的，到四川的与当地的青族融合后叫青羌，一部分再由四川迁到贵州、云南。现在贵州西部的羌族，他们的公开族号为羌，而族人间仍自称为苗。云南的羌族，其来源与贵州西部的羌族大致相同，公开的族号为羌，族人间仍自称为苗。由此可见，羌族也是九黎、三苗的后裔，作为九黎之君的蚩尤亦当是羌族的先祖。
又再次，蚩尤也是汉族的先祖。范文澜同志写道：“远古时代，在中国领域内，居住着许多不同祖先的氏族和部落。它们彼此间经长时期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斗争，有些逐渐融合了，有些发展起来”。“黄帝族与炎帝族，又与夷族、黎族、苗族的一部分逐渐融合，形成了春秋时期称为华族、汉以后称为汉族的初步基础。”〃舜命契教化百姓，命皋陶用刑法制苗民，命弃播百谷以养黎民，实际是用刑法强迫苗民黎民耕种来养活受教化的百姓。”又如：陆次云《峒溪纤志》说：或者人捕获冯人妆奴隶，给他着上木靴再加木锁，一辈子也不得逃走。这就是说，把俘获对方民族的人当奴隶，以后便逐渐地融合在本民族中了。而且到春秋战国时期，“华族与居住在中国内部和四方的诸族因文化不同经常发生斗争，斗争的结果，华夏文化扩大了，中国也扩大了，到东周末年，凡接受华夏文化的各族，大体上融合成一个华族。”显而易见，这次民族融合自然也包括着一部分苗族。既然苗族的一部分融合于华族，成为汉族的初步基础，以后又不断有一部分苗族融合于汉族之中，那么，九黎也应当是汉族的先民，九黎之君蚩尤亦应当是汉族的先祖，而不应把他排斥在黄帝、炎帝之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蚩尤不仅是苗族黎民族和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祖先，而且也是汉族等其它民族的祖先，因而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在黄帝时期，黄帝、炎帝、蚩尤是同时代的三个伟大人物，是原始社会阶段部落联盟解体前黄帝时期的古代中国三大部落联盟的三个首领（即大酋长）和杰出代表，是中华民族的三大始祖。
三、蚩尤是中国人民长期怀念的伟大历史人物之一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承认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杰出人物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许许多多历史人物。但是，根据史书记载和历史传说，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三个伟大历史人物当是黄帝、炎帝、蚩尤。而且，可以说黄帝、炎帝、蚩尤是中国人民长期怀念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三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关于中国人民怀念黄帝、炎帝的情况，已有许多论、著的文章作了阐述，而对中国人民怀念蚩尤的情况则论述得很少。因此，我们在这里着重谈谈中国人民长期怀念蚩尤的情况。
首先，在蚩尤死后，黄帝及其后代帝王都把蚩尤奉为“兵主”，视为“战神”来崇敬和缅怀。《路史·后纪四·蚩尤传》说“后世圣人著其‘像于尊彝，以为贪戎’。”‘罗萍注云：“蚩尤天符之神，状类不常，三代彝器，多著蚩尤之像，为贪虐者之戎”。《龙鱼河图》说：“灵尤没后，天下复扰乱不宁。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殄状。”由此可见，蚩尤在九黎部落联盟战略被擒杀而死以后，黄帝及其族人们就将蚩尤的形象用来威吓天下八方，从而将蚩尤变成了自己的保护神，并对蚩尤加以崇敬和缅怀。
其次，苗族人民较普遍地将蚩尤视为自己的先祖，长期地怀念和祭祀。湘西、黔东北的苗族祭祀时，须杀猪供奉“剖尤”，并传说“剖尤”是远古时代一位勇敢善战的领袖。“剖”，按湘西苗语意为公公，“尤”是名字，“剖尤”就是“尤公”之意。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的苗族人民有祭“枫神”为病人驱除“鬼疫”的习俗，装扮“枫神”的人打扮得十分威武；这位令人敬畏的“枫神”就是蚩尤的化身，这与《山海经·大荒南经》所记载的“蚩尤所弃其桎梏进为枫木”的传说有关。黔东南的《苗族古歌》中有一首叫《枫木歌》，歌中唱词的含义也是把蚩作为苗族的始祖来看待和怀念。川南、黔西北一带还有“蚩尤庙”，受到苗族人民的供奉。
再次，汉族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程度不同地长期怀念着蚩尤。民间传说，一直在说蚩尤是一位长期受人怀念的历史人物。《苏氏演义》说：“冀州人把蚩尤称为神，民间人常作戏；齐魏之间，太原村落中祭蚩尤神；汉武帝时，太原人还为蚩尤立祠；。现在，河北省涿鹿县仍有蚩尤墓、蚩尤碑、蚩尤祠、蚩尤庙等，深绶当地人民的怀念和祭祀。
此外，瑶族、黎族、畲族、羌族和南方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人不同程度地长期怀念着蚩尤，把他用为伟大的历史人物传颂着、纪念着。
可见，蚩尤是中国人民长期怀念的伟大历史人物。
四、摒除错误的思想观点，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确认蚩尤的历史地位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蚩尤的确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与黄帝同时代的伟大历史人物，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然而，几千年来，蚩尤的伟大形象和地位却被严重地歪曲了，贬损了。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应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确认蚩尤的历史地位，以增强中国历史的科学性，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但是，多年来有几种错误的思想观点，严重地阻碍了对蚩尤问题的拨乱反正。为了摒除错误的思想观点，以便能较顺利地给蚩尤正名，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对这几种错误的思想观点加以辨析。
有一种观点是，以胜败论英雄，或曰“胜败英雄论”。持这种观点的人，因袭着“胜者为王，败者寇”的老观点。他们认为在涿鹿之战中蚩尤是败者，所以，应该纳入“判逆者”之列，而不应该作为我们的始祖。很显然，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是不能唯胜败论英雄的。如果我们的史书只写胜乾，而把败者从史书中抹去，那么，这种史书将是残缺的，不科学的。历史应是对过去时代的历史事实的记载和评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的任务，在于发现和说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阐述历史发展的过程，用历史知识和历史经验提高人们认识社会改造的水平。黄帝、炎帝、蚩尤是古代中国三大部落联腽的三个大酋长，这是历史事实，是不能抹杀的。如果说对败者就一概从史书中抹去，不予承认，那么，对炎帝将如何对待呢？因为“炎黄两族在阪泉（据说，阪泉在河北怀来县）发生了三次大冲突，黄帝族统率以熊、罴、貌、貅、虎为图腾的各族打败炎帝。”可见，炎帝在古代部落战争中也是败者。难道我们能因为炎帝是失败者而不承认他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吗？显然不能。所以，同样也不能因为蚩尤是败者而不承认他是我们的始祖。同时，我们还应当指出，如果按照以胜地败论英雄的观点来写历史，来取舍人物，那么，从秦朝的陈胜、吴广，汉朝的张角，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洪秀全、杨秀清等，便能不能称为历史人物，都不能写进历史。这岂不是与历史唯物主义背道而驰吗？！现在，我们的《中国通史》，既然已经把上述人物作为历史人物写进了历史，那么，为什么不承认蚩尤是历史人物并写进历史呢？
又一种观点是，强调以正史为依据，或曰“唯正史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的正统史书上没有写蚩尤，没有肯定。其实，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因为中国过去的所谓正统史，实际上就是官方史，不仅真伪混淆。而且常常以伪造的压倒真实的，很需要重新写过。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学问，待整理者甚多，既如历史，就须另编一部。所以，现在我们编写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史，就不能强调只以所谓的正史为依据，而应注意运用野史史料和历史传说。华岗同志在《中国通史的翻案》一书中说：“在进行中国历史的翻案工作时，除了端正自己的立场与思想方法以外，还应特别注意运用野史史料。因为正象鲁迅先生所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就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窨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可见，不论野史或杂记，其真实性，都远非正史所能及。因此，我们不应轻视野史、杂记和历史传说、文集诗词等史料史实，不庆持唯正史论的态度。同进，在中国史学问题上，在不唯正史论，不唯正上，不唯书，要唯实，并对中国历史进行某些部分的翻案工作方面，郭沫若同志已经为我们带头了，他所著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屈原研究》、《十批判书》等就是证明。所以，那种只强调以正史为依据的观点是片面的，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示的，因而庆当予以纠正。至于蚩尤问题，其实正史、野史、杂记、诗歌、历史传说等都有记载和论述。《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和《史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