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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部分

短篇集-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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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赶快去买了一架钢琴送给她,但有些事情,无论怎么琐碎,却总也难以忘却,好像脑里烙了一块疤似的,磨也磨不掉,譬如说,吕芳钢琴头上那瓶白得发亮的菊花。
  吴振铎对他这间公寓还相当满意,虽说纽约城里的治安愈来愈坏,西边大道,隔壁几条街,经常发生抢劫杀人的凶案,但枫丹白露这一排大厦却相当安全,因为住的人家高尚单纯,住了许多医生,大厦门口,都有看门人守卫,形迹可疑的人物,不容易混进去,而且吴振铎的私人诊所,就开在一楼,夜间急诊,最是方便不过,因此,一住下来,便是十几年,由于习性及惰性,吴振铎也就不打算再搬家了。此外,在长岛的EastHampton上,他还购买了一幢海滨别墅,周末可以出城去度假。他常带了珮琪和大卫,到别墅的海滨去游泳打球,或者干脆躺在沙滩上晒一个下午的太阳,全家人都晒得红头赤脸回来,把大城里的苍白都晒掉。两年前,珮琪和他分手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便把那幢海滨别墅给了珮琪,珮琪喜欢那里的环境,都是高雅的住宅区,而且大卫又爱在海里划水,给他们母子住,非常合适,珮琪倒是做得很漂亮,很决绝,城里公寓的东西,她一件也不取,她对他说,过去的让它过去,一切从头再来,珮琪到底有美国犹太人勇敢直前的精神,离婚后的生活,成绩斐然,她重新教起钢琴来,大大小小收了十几个学生,而且开始交男朋友,跟一个做房地产的经纪商人过往甚密,大概是受了珮琪的鼓舞吧,吴振铎也跃跃欲试起来,到BrooksBrothers去添置了几套时髦的新衣,胡须头发也开始修剪得整整齐齐。那天他约了西奈山医院那个既风趣又风骚的麻醉师,安娜·波兰斯基女士——一个波兰没落贵族的后裔——一块儿到大都会去听LeontynePrice的“阿依达”,他心中也不禁将信将疑:半百人生,难道真还可以重新开始?上次珮琪来找他,商量大卫明年上哈佛大学的事宜,他请她到五十七街那家白俄餐馆RussianTearoom去吃俄国大菜,基辅鸡,两个人三杯“凡亚舅舅”下肚,竟谈得兴高采烈起来——从前两夫妻在一块儿,到了末期,三天竟找不出两句话——珮琪滔滔不绝,谈到她那位炒房地产的男朋友,容光焕发。奇怪的是,他竟没感到一丝醋意,反而替她高兴,那么快便找到了对象,使得他也感到心安得多,结婚十八年,珮琪很努力,一直想做个好太太,连自己的音乐事业都搁下了,一心一意,帮助他成为一个成功的医师。珮琪对于他的成就,真是功不可灭。珮琪的父亲金医生是国际知名的心脏科权威,也是吴振铎在那西华大学,爱因斯坦研究院念书时候的指导教授。金医生不但把一身本事传给了这位中国女婿,而且一把将他提到纽约的上流圈子里去,加上珮琪八面玲珑的交际手腕,吴振铎在纽约一路飞黄腾达,继承了金医生的衣钵,成为一个心脏科名医,连派克大道上有几个大亨名流都来找吴医生看病。前年金医生退休,他在耶西华大学的亚伯·爱因斯坦讲座,传给了吴振铎,他一生的事业,终算达到了颠峰。那天在爱因斯坦研究院举行了交接仪式后,回家的路上,珮琪突然掩面悲泣起来:“查理,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那一刻,他也确实感到,他和珮琪,夫妻的缘分已尽,他只有愧歉,觉得浪费了她的青春,她的生命,他终于不得不承认,他从来没有真正爱过珮琪,从来没有过。婚前那三个月的热烈追求,回想起来,只不过因为他那时特别寂寞,特别痛苦,需要安慰,需要伴侣罢了。他等吕芳的信,足足等了两年,等得他几乎发了狂,可能么?他对一个女孩子真的曾经那般神魂颠倒过么?当然,他那时只不过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学生,而且又是初恋。

  振铎:
  我又回到美国来了,现在就在纽约,很想跟你见一次面——
  吕芳的信终于来了,可是却迟到了二十五年。
  吴振铎走进厨房里,咖啡的浓香已经熬出来了,他把电壶拨到低温,又从碗柜里,找出了一盒英国什锦饼干,用一只五花瓣的水晶玻璃碟盛了一碟,拿到客厅里,搁在花梨木咖啡桌上的银盘里。还不到五点钟,客厅里已经渐渐黯淡下来,吴振铎把茶几上的两盏台灯捻燃,暗金色的光晕便溶溶地散荡开来。下午罗莉泰问他,要不要在家里吃饭,他告诉她,晚上要请客人出去上馆子,趁机也就把她打发了出去,回头吕芳来了,他要跟她两人,单独相聚一会儿。罗莉泰爱管闲事,太啰嗦,不过这两年,他的饮食起居倒还全靠她照顾,罗莉泰是古巴难民,卡斯楚把她的咖啡园没收了,儿子又不放出来。罗莉泰常常向他唠叨往事,一谈到她儿子,就哭个不停。起初他还礼貌地听着,后来她一开口,他便借故溜掉,日间病人的烦怨苦楚,他听得太多,实在不愿再听罗莉泰的伤心史。这些年来,他磨练出一种本事,病人喋喋不休的诉苦,他可以达到充耳不闻的境界。前天早上,费雪太大的特别护士打电话来告急,他赶到派克大道那间十二层楼的豪华公寓时,费雪太太刚断气,心脏衰竭急性休克而死,死的样子很狰狞,死前一定非常痛苦。他把那床白缎面的被单盖覆到她那张老丑而恐怖的脸上时,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觉得大大松了一口气。费雪太太不必再受罪,他也得到了解脱。这位阔绰的犹太老寡妇,给他医治了七年多,夜间急诊,总不下十五六次。她经常地害怕,怕死,一不舒服,就打电话来向他求救,有时半夜里,她那断断续续带着哭音的哀求,听得他毛骨悚然。有时他自己也不禁吃惊,怎么会变得如此冷淡,对病人的苦痛如此无动于衷起来。他记得初出茅庐,独立医治的第一个病人,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学艺术的,人长得很甜,不幸却患了先天性心脏瓣膜缺损,他尽了全力,也没能挽回她的生命,那个女孩子猝然病逝后,有很长一段日子,他寝食难安,内心的沮丧及歉疚,几乎达到不堪负荷的程度,那是他第一次惊悟到,人心原来是一颗多么复杂而又脆弱的东西。做一个医生,尤其是心脏科的医生,生死在握,责任又是何等的严肃、沉重,他不禁想到他父亲吴老医生悬壶济世的精神来,他父亲早年从德国海德堡大学学成归国后,一直在中国落后偏僻的内地行医,救济了无数贫病的中国人,抗战期间,国内肺病猖狂,吴老医生在重庆郊外歌乐山疗养院主持肺结核防治中心,他记得他父亲白发苍苍,驼着背终日奔走在那一大群青脸白唇,有些嘴角上还挂着血丝的肺病患者中间,好像中国人的苦难都背负在老医生那弯驼的背上似的。胜利后,他父亲送他留美学医,临离开上海时,吴老医生郑重地嘱咐过他两件事:一定要把医术学精。学成后,回到自己的国家,医治自己的同胞。他父亲的第一个愿望,他达到了,第二个却未能履行,当然,许多原因,使他未能归国,譬如国内的战事,而且珮琪也绝对不肯跟他回中国去。但是如果吕芳的信,头一年就来了——哪怕就像这封迟到的信,只有短短两行——他相信,论文赶完,他可能也就回国去了,去找吕芳,那时,他是那么莫名其妙地爱恋着弹萧邦夜曲的那个女孩子。
  吴振铎走到那架史丹威钢琴前面坐了下来,不经意地弹了几下,萧邦那首降D大调的夜曲,他早已忘却如何弹奏了。对音乐的欣赏,近年来,他的趣味变得愈来愈古典,愈严峻。莫扎特以后的作曲家,他已经不大耐烦。他不能想像自己一度曾经那样着迷过萧邦那些浪漫热情的曲调,当然,那都是受了吕芳的影响。那时他门都住在曼哈顿西边的六十七街上。吕芳那幢公寓房子里,住了几个朱丽亚音乐学院的女学生,拉拉弹弹,经常有人在练提琴钢琴。平常他也不大注意,有一天傍晚,那是个温热的仲夏夜,曼哈顿的夜空刚刚转紫,他从爱因斯坦研究院做完解剖实验回来,身上还沾了福尔马林的药味。经过吕芳那幢公寓时,临街那扇窗子窗帘拉开了,里面燃着晕黄的灯光,靠窗的那架乌黑的钢琴头上,一只宝蓝的花瓶里,高高地插着三朵白得发亮的菊花。有人在弹琴,是一个穿着丁香紫衣裳,一头长长黑发的东方女郎,她的侧影正好嵌在晕黄的窗框里,萧邦那首降D大调的夜曲,汩汩地流到街上来,进了那柔熟的夜色里,他仁立在街边,一直听完了那首夜曲,心中竟漾起一阵异样的感动。后来他认识了吕芳,发觉她并没有他想像的那么美,她是一个浓眉大眼,身材修长的北方姑娘,带着几分燕赵儿女的豪俊。而她所擅长的,也并不是夜曲那一类纤柔的作品,而是萧邦那些激昂慷慨一泻千里的波兰舞曲,萧邦逝世百周年纪念,在卡乃基礼堂举行的钢琴比赛会上,吕芳赢得了一项优胜奖,演奏的就是那首气势磅礴的《英雄波兰舞曲》。吕芳有才,但那还不是吴振铎敬爱她的主要原因。跟她接近以后,他发现,吕芳原是一个胸怀大志,有见解,有胆识的女子。开始他也并没有料到他对吕芳,会那样一往情深。只觉得两人谈得很投契,常常在一起,谈理想、谈抱负。吕芳出身音乐世家,父亲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她要追随父志,学成后,回国去推广音乐教育,“用音乐去安慰中国人的心灵”,他自己那时也有许多崇高的理想和计划:到苏北乡下去办贫民医院。他记得抗战后,曾经跟着他父亲到盐城一带去义诊,苏北地瘠人穷,他看到当地的人,水肿疥癫,烂手烂脚,真是满目疮痍,那段时期跟他们常在一起的,还有大炮高宗汉,神童刘伟,三个人围着吕芳,三星捧月一般,周末聚在百老汇上一家犹太人开的咖啡店里,那家的咖啡煮得特别香,点心也不错,吕芳一杯又一杯,不停地喝着不放糖的浓咖啡,高宗汉在一本拍子簿上,画了一张中国地图,一支红铅笔在那张秋海棠的叶子上,一杠过去,从东到西——那是高宗汉替中国设计的铁路,从东北的长春横跨大漠直达新疆的伊犁。高宗汉在布鲁克林理工学院学土木工程,专攻铁道。他是个六呎轩昂的东北大汉,家里是个地主,有几百头牛羊,思想却偏偏激进,大骂东北人封建落后,要回到东北去改革。他的嗓门大,又口无遮拦,高谈阔论起来,一副旁若无人的狂态,一杠红笔下去,好像中国之命运都决定在他手中了似的,他那时专喜欢跟高宗汉抬杠,把他叫做布尔什维克恐怖分子。高宗汉也反唇相讥,笑他是小布尔乔亚的温情主义者,当然,高宗汉是笑他在追吕芳,吕芳倒也不偏袒,看见他们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只是笑笑。刘伟却安静得多了,他人小,五短身材,戴着一副酒瓶底那么厚的近视眼镜,等他们争罢了,他才慢条斯理地耸耸眼镜,说道:“肥料,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化学肥料!”刘伟在哥伦比亚念化工,二十五岁便拿到了博士,论文是写氮肥的合成法,就那样,几个人在咖啡店里,高论国家兴亡,一直泡到深更半夜,那一段日子,他确实是快乐而丰富的。直到一九五一年,吕芳、高宗汉、刘伟几个人都比他先毕业,一同回国去了,他才突然感到完全孤立起来,他对吕芳是那样的依恋不舍,一直从纽约送她到旧金山去。吕芳临上船时,答应过他,一到上海,就马上给他来信。他们三个人坐的是克利佛兰总统号,三个人并肩立在甲板上,靠着栏杆,船开航了还在向他招手。吕芳夹在中间,头上系着一块大红的丝中,三个人都笑得那般灿烂,就好像加利福尼亚一碧如洗的蓝空里,那片明艳的秋阳一般。然而,二十五年,人世间又该经过多少的沧桑变化了呢?吴振铎不禁唏嘘起来,他抬眼看到钢琴上那一大捧菊花,插在那只桃红的花瓶里,上面盈盈的水珠还没有干,一球球白得那般鲜艳,那般丰盛。吴振铎用手捋一捋发须,大概吕芳也是一头星星白发了吧?吴振铎有点怅然起来,他突然又想到那个仲夏夜里,吕芳弹着萧邦夜曲,窗中映着的侧影来。今晚他真是要跟吕芳好好地谈谈心,话话旧,两个人再重温一下那逝旧的岁月。
  吕芳的头发并没有变白,只是转成了铁灰色,而且剪得短短的,齐着耳根,好像女学生一般,她的人倒是发胖了,变得有点臃肿,穿着一套宽松粗呢沉红色的衣裤,乍看去,反而变得年岁模糊不清。
  “老了,是吗,吕芳?”吴振铎发觉吕芳也在打量他,一边接过她那件深灰色的大衣,对她笑着说道。
  “上了点年纪,你倒反而神气了,振铎。”吕芳也笑着应道。
  吴振铎替吕芳将大衣挂到壁橱里,然后去把咖啡倒进了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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