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黑白小丛书-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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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在生活中“书写”，而后，在《写作》中“书写”。因此，无论生活还是艺术都玉璞难辨，要区分书中的杜拉斯和无数个日常的杜拉斯，已无可能。她的写作，正是将生活上升至极限的努力，让人感到在平面的、碎裂的日常事件中，她搅动文字的波澜；它们和人类最古老的乌托邦精神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永远地告别了过去，朝向未来，却又彼岸无边，无法抵达，只能存在于读者感觉的深处。
在这样一本书中，杜拉斯始终在向我们谈论“谁是杜拉斯”；然而，即使读完她的小说，再读这本书，她交到读者手中的答案，依然令人忐忑不安，因为，以她的眼光阅读她的写作，谜题犹存……。
不得不写作的女人
在《写作》中，她说：
“写作，那是我生命中惟一存在的事，它让我的生命充满乐趣。我这样做了。始终没有停止……”１９３４年，杜拉斯发表其第一部小说《无耻之徒》。到了翌年，一位作家注意到这位年轻的天才，敦促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另一部小说《安静的生活》。之后，人们很快注意到她。引人注意的是，１９５０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发表后，她以几乎问鼎龚古尔文学奖的气势，崛起文坛，仅因为她当时的共产主义倾向才被落选。３０岁，她处于战后创作的高峰，与萨特等人成为知识界的明星。但其后，经过波峰过后的低谷，等到她的面容融刻了蛛网般细密的皱纹，她才嬴得世界性的声誉。对这样的一个过程，她说：
“我在一个洞里，待在她的底部，处于一种几乎是彻底的寂寞中，然后，发现只有写才能拯救你。不为任何理由，没有任何念头……不在任何东西面前。像一种生动的不加修饰的写作，可怕得无法超越。”没有疑问，这是一位女性作家的独白。写作于她充满了生与死、爱与恨，其中原始的情感，荒芜、空洞，充满感知又处在未知，在那精神底蕴无比深刻的洞穴里，她聆听外界的召唤，而不仅仅是躲避。玛格利特·杜拉斯的创作深植于女性心灵，具有耐心、坚强的意志；１６岁在越南光彩夺目的照片，异域生活的痕迹在作品中难以磨灭；老妪般疲倦的面容，眼睛还凝望着战争的烟云未散：１９３９年，她与诗人罗贝尔·昂特勒姆结婚，他们有过不平静的岁月；１９４２年，巴黎被占领，孩子刚出生就已夭折，丈夫被捕，很多人在流放中死去。昂特勒姆活了下来，密特朗把他从德国集中营领回来，密特朗还将杜拉斯引入抵抗运动，最终参加解放集中营的工作；她那饱尝烟酒的容貌，也像她的名声一样显赫。最终，杜拉斯病倒床榻，这时的她说：“经历过６８年的人都因希望而生病了，所谓希望就是人们对无产阶级这一角色的希望。……然而，没有任何人，任何东西能够治愈我们一代人的希望之病。”至此，她以一种特别的眼光看待世界，据说，那是一种“情人”的眼光。她那样地看待世界，没有一天的安全感，她的爱和恨也显得失去了遮拦：
“整整一冬，都属于这种癫狂。当事情转向不那么严重以后，一个爱情的故事出现了。后来我就写了《如歌般的中板》。”然后就写下：《８０年夏》、《痛苦》、《蓝眼睛黑头发》、《萨凡纳海湾》、《埃米莉·Ｌ》……每一部书，她都等待着形而上的形式感赫然降临，她的绝望，她的执著，寻迹攀升，找到声音的旋律，找到白天与夜晚交替的节奏和韵籍。
否则，她不该在７０岁时写《情人》。惟一的一次青春，要等待近一个世纪的反刍；这样的欲望、爱恨和悲凉，这样的最艳丽的时刻，在异乡、在广岛、在战争之中与战争刚刚结束时女人的“颤栗”……
否则，她不该从激进的先锋派，退回到没有派别的语体，也不可能创下“杜拉斯语体”。
她如此总结自己的创作：“我恰好有几分天才……”、“我是一个桀骜不驯，标新立异的作家……写作激发了野性”、“一本书，那是未知世界，是黑夜，是封闭，……可是，突然间，一切都不同了。”无边界的写作写《情人》的她，打开过无数道门。
她打开生活之门，那是在越南，３月的一天，她只有１６岁；她打开写作的门，选择出走，似乎无声无息。她来到法国读书，取得了法学学士学位，还有了一份工作；然后，生活急剧变化；她重新打开写作之门———
杜拉斯的写作成为了一种“意外”。她成为一个无法归类的作家———女作家，就连她的小说，也很难说是小说，情节简单，好像肢体拆散了、再重新编织。她在追求一种破碎的完整。
她的一部分作品，晦涩难懂，甚至让人“无法接受，疯狂得让人无法接受”，而她确信：“文字有时能解救，能释放、再现潜伏在我们体内的疯狂，让我们在这无情的世界和摧毁一切的时光感通中得到安慰。”她坚持这样的写作原则，“写出了艰涩的，但是催人泪下的小说。”她的写作最终征服了评论家。他们发现她在无意之中说出了真理，这是她的天赋。于是，他们读出了作品的诗意，而那些颠来倒去的句子，被认为更接近人们内心的声音。
为此，杜拉斯称自己是诗人。的确，她的小说、电影更接近诗意的表现。于是，人们说，“她的小说要体现的恰恰是一种狂热的乐观主义。”她选择写诗化小说，相对于通俗作品而言，这样的小说打破讲故事的老套子，打散了现实主义小说、诗歌、散文、电影、甚至政论文的边界，呈现一种“无疆界”的写作，但在艺术上，却永远地与报告文学相对峙。
她说，写作就是拼写和意义。精通技艺的作家，遣词造句会有特别的铿锵声，人们说，读她的书，看她的电影，需要的是耳朵，而非眼睛。但是如果读者循着她的语言进入了神奇之境，最终发现，写作离不开技艺，因此也离不开作家的气质。比如，她说：这世界，最坏的是没有爱，而她认为那是不存在的。她这样看待世间的人物、事件，仿佛是瞬间的领悟。她的语言因此简洁、神奇、准确，好像追求一粒子弹击中靶心。
写广岛，写德国的犹太人，写支那人，当然也写法兰西人，杜拉斯是属于世界的。
一个能驾驭文字的作家，是一位职业作家；一个能探索人类奥秘的作家，一定会写下传世之作；一种恰巧是这样的女作家笔下诞生的文体，如此清晰，鲜明，吸引人，也诱人“模仿”，在她的身后，有些人自称是她语言的信徒，以“杜拉斯”的方式“说话”。
也许，有些读者很欣赏杜拉斯，内在感通，成为知音；也许，有些读者很烦杜拉斯，觉得她的写作混乱，自闭；有很多的女作家也写性，暴力，虐待，欲望……
她们写了，但是让人失望；她写了，却让人感动，但是流不出眼泪。
她敞开了最重要的一道门，思想之门。她的写作，其实为了表达她对世界的见解，虽然对此她忌讳如深，也曾一再否定，她与任何思想、主义有何瓜葛，但是，在《写作》中，她坦言：
“当有人问我政治是怎么样的，我回答说是争夺市场的政治。几乎第一次，我感到科学的进步是与全人类的智力退化相应的。人们想知道的越多，了解的就越少。他们无法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东欧剧变是必要的，那表明人们尚未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有人以为民主社会主义适合于任何问题，而结果恰恰相反。”当记者问她，您认为自己是个知识分子吗？她回答道：“如果一个人不是政治家，那他就不是知识分子了。”有了电视、ＶＣＤ，她如何看待读书？她说，“人们一直在读书，不管是我的还是其他人的书。而阅读面也越来越广泛，很快阅读就将成为人们惟一的寄托。”对于这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她总有着独到的见解，她的意见被认为“非常重要”；历史学家、传记学家劳拉·阿德莱尔认为，她是当代法国最富有创造性的重要人物。
人们不该忘记，作为一位女性，玛格丽特·杜拉斯参与了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重要事件，而她的作品，是她所处时代的产物———是与她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介入分不开的，因此，作为社会的一员，她那么痛苦，那么迷狂。
杜拉斯在《写作》中还在不停地诉说，关乎男人、女人，最多的还是爱情。有关这个词，她写入书中的内容，应摆放在外太空的书架上（假如那里有一间人类的图书馆），因为，这样的激情在这个星球上几乎消失殆尽。她倾其一生，爱已说尽，只是那样的声音，语气犹在耳边，正如最后一本书名，叫《就这么多》。
读《写作》，人们会发现，杜拉斯的思维方式接近东方的禅宗，而非推理、逻辑；她的散文写作接近哲学，而非历史；她精通诗学而不仅仅写下诗歌；她善于在生活的阴影里观察生活的亮度，其艺术手法是“反其道而行之”，坚持并非现实主义的写作，却达到“现实”无法与之相比的强烈与真实。
这就是玛格利特·杜拉斯！人们对她的敬意将与日月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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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杜拉斯
作者： 金龙格
她了解男人，对付男人的方法是必须非常非常爱他们，否则他们会变得令人难以忍受。
自称“死了亦能写作”的法国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去世两年多了，我们不知道她在坟墓里是否像她生前所说的那样仍在孜孜不倦地创作，但在她已经告别了的人世间，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世界各地，她的70
多部作品仍在热销，爱读她的作品的人也越来越多。
在法国，杜拉斯去世后，纪念她的作品一部接一部问世，1997年由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出版的《闺中密友》（中译本将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就充满了对杜拉斯一生的回忆。
《闺中密友》的作者正是与杜拉斯密切交往了30年的女友米歇尔·芒梭。70年代的一个冬天的傍晚，米歇尔·芒梭在巴黎的王子先生大街上与杜拉斯相遇，那时她几乎认不出杜拉斯，当时的杜拉斯不像个少女，倒更像个乞丐，像一个在城里迷了路的疲惫不堪的农妇，她用粗俗的语言一遍一遍地说她烦透了，声音压得很低，仿佛有间谍跟踪一样。她说年轻人喜欢她，她儿子乌达的同学们喜欢她新近出版的两部小说：《阿班·撒巴拿·达维》和《爱情》，这一点令她感到欣慰，可她受不了评论界的寂然无声，这两部作品连《广岛之恋》出版后招来的嘲笑和《洛尔·瓦·斯坦的内心喜悦》出版后遭受的抨击都没有。她为此感到孤独。她的镜片后面闪着光，不知道是不是泪光。
但玛格丽特·杜拉斯不是一个轻易就能让人打倒的人，她很快又重新投入战斗。那时，米歇尔·芒梭仍过着幸福的婚姻生活，杜拉斯对她没有太大的兴趣。没有堕落的女人或不够狂热的女人让她感到厌烦。米歇尔·芒梭被丈夫离弃后，她们的交往才密切起来。她们在一起谈得最多的可能是爱情。在杜拉斯看来，爱情并不存在，男女之间有的只是激情，在爱情中寻找安逸是绝对不合适的，甚至是可怜的，但她又认为，如果活着没有爱，心中没有爱的位置，没有期待的位置，那是无法想象的。在谈到女性时，她认为任何一个女人都比男人神秘，比男人聪明、生动、清新，她从来也不想做男人。她不喜欢那种让所有的男人神魂颠倒的狐狸精式的女人，她说那种女人只有在制造悲剧时才可爱，在重罪法庭上她们才会令人敬仰。她了解男人，对付男人的方法是必须非常非常爱他们，否则他们会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对于夫妻关系，她认为夫妻之间最真实的东西是背叛；任何一对夫妻，哪怕是最美满的夫妻，都不可能在爱情中相互激励；在通奸中，女人因害怕和偷偷摸摸而兴奋，男人则从中看到一个更能激起情欲的目标；她还认为，如果一个女人一辈子只同一个男人做爱，那是因为她不喜欢做爱。但她更看重爱情，她说过一句惊心动魄的话：发生一次爱情故事比上床四十五次更加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