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正义-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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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终，皆为舜史所录。其尧、舜之典，多陈行事之状，其言寡矣，《禹贡》即全非君言，准之后代，不应入《书》，此其一体之异，以此禹之身事於禅后，无入《夏书》之理。自《甘誓》已下，皆多言辞，则古史所书於是乎始。知《五子之歌》亦非上言，典书草创，以义而录，但致言有本，名随其事。检其此体，为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谟，三曰贡，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诰，七曰训，八曰命，九曰征，十曰范。《尧典》、《舜典》二篇，典也。《大禹谟》、《皋陶谟》二篇，谟也。《禹贡》一篇，贡也。《五子之歌》一篇，歌也。《甘誓》、《泰誓》三篇、《汤誓》、《牧誓》、《费誓》、《泰誓》八篇，誓也。《仲虺之诰》、《汤诰》、《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康王之诰》八篇，诰也。《伊训》一篇，训也。《说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顾命》、《毕命》、《冏命》、《文侯之命》九篇，命也。《胤征》一篇，征也。《洪范》一篇，范也。此各随事而言。《益稷》亦谟也，因其人称言以别之。其《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训道王，亦训之类。《盘庚》亦诰也，故王肃云：“不言诰，何也？取其徒而立功，非但录其诰。”《高宗肜日》与训序连文，亦训辞可知也。《西伯戡黎》云，“祖伊恐，奔告于受”，亦诰也。《武成》云，“识其政事”，亦诰也。《旅獒》戒王，亦训也。《金縢》自为一体，祝亦诰辞也。《梓材》，《酒诰》分出，亦诰也。《多士》以王命诰，自然诰也。《无逸》戒王，亦训也。《君姡А分芄�诰召公，亦诰也。《多方》、《周官》上诰於下，亦诰也。《君陈》、《君牙》与《毕命》之类，亦命也。《吕刑》陈刑告王，亦诰也。《书》篇之名，因事而立，既无体例，随便为文。其百篇次第，於序孔、郑不同。孔以《汤誓》在《夏社》前，於百篇为第二十六；郑以为在《臣扈》后，第二十九。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后，第四十；郑以为在《汤诰》后，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姡А泛螅�第八十三；郑以为在《费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后，第八十八；郑以为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费誓》在《文侯之命》后，第九十九；郑以为在《吕刑》前，第九十七。不同者孔依壁内篇次及序为文，郑依贾氏所奏《别录》为次，孔未入学官。以此不同，考论次第，孔义是也。
　
　　虞书　
　　＇疏＇正义曰：《尧典》虽曰唐事，本以虞史所录，末言舜登庸由尧，故追尧作典，非唐史所录，故谓之《虞书》也。郑玄云“舜之美事，在於尧时”是也。案马融、郑玄、王肃、《别录》题皆曰《虞夏书》，以虞、夏同科，虽虞事亦连夏。此直言《虞书》，本无《夏书》之题也。案郑序以为《虞夏书》二十篇，《商书》四十篇，《周书》四十篇，《赞》云“三科之条，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其孔於《禹贡》注云“禹之王以是功，故为《夏书》之首”，则虞、夏别题也，以上为《虞书》则十六篇。又《帝告》、《釐沃》、《汤征》、《汝鸠》、《汝方》於郑玄为《商书》，而孔并於《胤征》之下，或以为夏事，犹《西伯戡黎》，则《夏书》九篇，《商书》三十五篇，此与郑异也。或孔因《帝告》以下五篇亡，并注於《夏书》不废，犹《商书》乎？别文所引皆云“《虞书》曰”、“《夏书》曰”，无并言《虞夏书》者。又伏生虽有一《虞夏传》，以外亦有《虞传》、《夏传》，此其所以宜别也，此孔依虞、夏各别而存之。庄八年《左传》引“《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僖二十四年《左传》引夏书曰“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夏书》“赋纳以言”，襄二十六年引《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皆在《大禹谟》、《皋陶谟》。当云《虞书》而云《夏书》者，以事关禹，故引为《夏书》。若《洪范》以为《周书》，以箕子至周，商人所陈而传引之，即曰《商书》也。案壁内所得，孔为传者凡五十八篇，为四十六卷。三十三篇与郑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郑注也。其二十五篇者，《大禹谟》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诰》四，《汤诰》五，《伊训》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说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陈》二十二，《毕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但孔君所传，值巫蛊不行以终。前汉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见孔传，遂有张霸之徒於郑注之外伪造《尚书》凡二十四篇，以足郑注三十四篇为五十八篇。其数虽与孔同，其篇有异。孔则於伏生所传二十九篇内无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盘庚》二篇、《康王之诰》为三十三，增二十五篇为五十八篇。郑玄则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内分出《盘庚》二篇，《康王之诰》、又《泰誓》三篇，为三十四篇更增益伪书二十四篇为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则郑注《书序》，《舜典》一，《汩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谟》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汤诰》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宝》十八，《伊训》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为十六。故《艺文志》、刘向《别录》云“五十八篇”。《艺文志》又云：“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伪书二十四篇也。刘向作《别录》，班固作《艺文志》并云此言，不见孔传也。刘歆作《三统历》，论武王伐纣，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逮师”，又引《武成》“越若来三月五日甲子，咸刘商王受”，并不与孔同，亦不见孔传也。后汉初贾逵《奏尚书疏》云“流为乌”，是与孔亦异也。马融《书序》云：“经传所引《泰誓》，《泰誓》并无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绝无师说。”是融亦不见也。服虔、杜预注《左传》“乱其纪纲”，并云夏桀时，服虔、杜预皆不见也。郑玄亦不见之，故注《书序》、《舜典》云“入麓伐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乱於洛汭”，注《胤征》云“胤征，臣名”，又注《禹贡》引《胤征》云“厥匪玄黄，昭我周王”，又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宝》引《伊训》云“载孚在毫”，又曰“征是三朡”，又注《旅獒》云“獒读曰豪，谓是遒豪之长”，又古文有《仲虺之诰》、《太甲》、《说命》等见在而云亡，其《汩典》、《典宝》之等一十三篇见亡而云已，逸是不见古文也。案伏生所传三十四篇者谓之今文，则夏侯胜、夏侯建、欧阳和伯等三家所传及后汉末蔡邕所勒石经是也。孔所传者，胶东庸生、刘歆、贾逵、马融等所传是也。郑玄《书赞》云：“我先师棘子下生安国，亦好此学，卫、贾、马二三君子之业，则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又云：“欧阳氏失其本义，今疾此蔽冒，犹复疑惑未悛。”是郑意师祖孔学，传授胶东庸生、刘歆、贾逵、马融等学，而贱夏侯、欧阳等；何意郑注《尚书》，亡逸并与孔异，篇数并与三家同？又刘歆、贾逵、马融之等并传孔学，云十六篇逸，与安国不同者，良由孔注之后，其书散逸，传注不行。以庸生、贾、马之等惟传孔学经文三十三篇，故郑与三家同，以为古文。而郑承其后，所注皆同贾逵、马融之学，题曰《古文尚书》，篇与夏侯等同，而经字多异。夏侯等书“宅嵎夷”为“宅嵎铁”，“昧谷”，曰“柳谷”，“心腹肾肠”曰“忧肾阳”，“劓刵劅剠”云“膑宫劓割头庶剠”，是郑注不同也。三家之学传孔业者，《汉书·儒林传》云，安国传都尉朝子俊，俊传胶东庸生，生传清河胡常，常传徐敖，敖传王璜及涂惲，惲传河南桑钦。至后汉初卫、贾、马亦传孔学，故《书赞》云：“自世祖兴后汉，卫、贾、马二三君子之业是也，所得传者三十三篇古经，亦无其五十八篇，及传说绝无传者。”至晋世王肃注《书》，始似窃见孔传，故注“乱其纪纲”为夏太康时。又《晋书·皇甫谧传》云：“姑子外弟梁柳边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孔传五十八篇之书。”《晋书》又云：“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愉字休预。预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谧之外弟也。季授城阳臧曹，字彦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赜，字仲真，又为豫章内史，遂於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时已亡失《舜典》一篇，晋末范甯为解时已不得焉。至齐萧鸾建武四年姚方兴於大航头得而献之，议者以为孔安国之所注也。值方兴有罪，事亦随寝。至隋开皇二年购慕遗典，乃得其篇焉。然孔注之后历及后汉之末，无人传说。至晋之初犹得存者，虽不列学官，散在民间，事虽久远，故得犹存。
　
　　孔氏传传即注也，以传述为义，旧说汉已前称传。　
　　＇疏＇正义曰：以注者多门，故云其氏以别众家。或当时自题孔氏，亦可以后人辨之。
　
　　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言圣德之远著。○昔，古也。尧，唐帝名。马融云：“谥也，翼善传圣曰尧。”聪，千公反。思，息嗣反，又如字，下同。著，张虑反。将逊于位，让于虞舜，逊，遁也。老使摄，遂禅之。○遁本作遯，徒逊反，退也，避也。“遂禅”音时战反，让也，授也。作《尧典》。　
　　＇疏＇“昔在”至“尧典”。○正义曰：此序郑玄、马融、王肃并云孔子所作，孔义或然。《诗》、《书》理不应异，夫子为《书》作序，不作《诗》序者，此自或作或否，无义例也。郑知孔子作者，依纬文而知也。安国既以同序为卷，检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序其九十六篇。《明居》、《咸有一德》、《立政》、《无逸》不序所由，直云“咎单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周公作《无逸》”。六十三序者，若《汩作》、《九共》九篇，《槁饫》，十一篇共序；其《咸乂》四篇同序；其《大禹谟》、《皋陶谟》、《益稷》、《夏社》、《疑至》、《臣扈》、《伊训》、《肆命》、《徂后》、《太甲》三篇、《盘庚》三篇、《说命》三篇、《泰誓》三篇、《康诰》、《酒诰》、《梓材》，二十四篇，皆三篇同序；其《帝告》、《釐沃》、《汝鸠》、《汝方》、《伊陟》、《原命》、《高宗肜日》、《高宗之训》八篇皆共卷，类同，故同序。同序而别篇者三十三篇，通《明居》、《无逸》等四篇为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序者以序别行辞为形势。言昔日在於帝号尧之时也，此尧身智无不知聪也，神无不见明也。以此聪明之神智足可以经纬天地，即“文”也；又神智之运，深敏於机谋，即“思”也。“聪明文思”即其圣性行之於外，无不备知，故此德充满居止於天下而远著。德既如此，政化有成，天道冲盈，功成者退，以此故将逊遁避於帝位，以禅其有圣德之虞舜。史序其事，而作《尧典》之篇。言“昔在”者，郑玄云：“《书》以尧为始，独云“昔在”，使若无先之典然也。”《诗》云：“自古在昔。”言“在昔”者，自下本上之辞。言“昔在”者，从上自下为称，故曰“使若无先之”者。据代有先之，而书无所先，故云“昔”也。言“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谛也。言天荡然无心，忘於物我，言公平通远，举事审谛，故谓之“帝”也。五帝道同於此，亦能审谛，故取其名。若然，圣人皆能同天，故曰“大人”。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即三王亦大人。不得称帝者，以三王虽实圣人，内德同天，而外随时运，不得尽其圣，用逐迹为名，故谓之为王。《礼运》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即帝也。“大道既隐，各亲其亲”，即王也。则圣德无大於天，三皇优於帝，岂过乎天哉！然则三皇亦不能过天，但遂同天之名，以为优劣。五帝有为而同天，三皇无为而同天，立名以为优劣耳。但有为无为亦逐多少以为分，三王亦顺帝之则而不尽，故不得名帝。然天之与帝，义为一也。人主可得称帝，不可得称天者，以天随体而立名，人主不可同天之体也。无由称天者，以天德立号，王者可以同其德焉，所以可称於帝。故继天则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