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的红飘带 作者:魏巍-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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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凑近王稼祥，压低声音说：
“而且，有一次，他对我转达了李德的一句话，直到今天我都不大理解……”
“什么话？”王稼祥睁着亮亮的眼睛，警惕地问。
“李德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这意思似乎说，我们内部不要闹磨擦。”
“这是什么话！”王稼祥气愤地说，“我们党内能这样吗？
我们应当服从真理，不能是服从于哪一派，哪一个人！”
“对，谁手里有真理，我们就跟谁走！”张闻天也响亮地说。
这时，只听房门吱哦响了一声，接着，周恩来披着大衣兴冲冲地走了进来。他的两颊胡子又黑又浓，一部长长的美髯飘在前胸。他打量了这个房间一眼，又仰起脸看了看天花板下的吊灯，说：
“你们这个房子不错呀，这是谁的房子？”
“据说，是一个马伕的房子。”王稼祥笑着说。
“马伕的房子？”周恩来有些惊疑。
“是这样，”王稼祥解释说，“周西城有一个妹妹长得很丑，嫁不出去，后来就嫁给他的马伕，这个幸运的马伕接着就提升为旅长了……”
周恩来听后哈哈大笑。接着问：
“毛主席在吗？”
“他一早就出去了。”
“到哪里去了？”
“去看贺子珍了。卫生部来了电话，说她快要生孩子了。”
“唉，女同志在这种环境下生孩子真够受的。”周恩来叹了口气，在床铺上坐下来。
王稼祥说：
“我刚才同洛甫同志商量，政治局会议还是早点开好。”
周恩来点了点头，说：
“这些意见，昨天晚上我已经同博古同志讲了，他同意尽快开，不过报告还是要等他写出来。另外，他要我也讲几句。”
说到这里，周恩来问：
“可惜毛主席不在，你们听到他对会议有什么意见吗？”
“他说，还是集中讨论军事问题，面不要开得太宽。”
王稼祥怕没说明白，又加添了一句：
“也就是说，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先不要涉及。”
周恩来皱着一对浓眉，思索了一会儿，然后笑着说：
“好，这样好。这样便于解决问题。”
正在这时，电话铃响起来。王稼祥拿起耳机一听，就笑嘻嘻地递给周恩来说：
“恩来，你真是走到哪里，电话就跟到哪里。”
周恩来接过电话，还没有听几句，脸色就变了，神情颇为激动。
“好好，知道了，等我回去处理。”说过，重重地放下了耳机。
“尽出些莫名其妙的事！”周恩来气愤地说，“你看这个李德，嫌分给他住的房子不好，就在院子里撒气，乱打起枪来！
这还象话吗？”
“非把这个家伙轰下台不可！”王稼祥和张闻天也气愤地说。
“我先回去了。等毛主席回来，我再来一次！”
周恩来招招手，以敏捷的步伐跨出门去。
（十二）
必然与偶然，永远是一个有趣的联结。必然性可以预计，而偶然性则是任何天才不可预计。例如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开始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谁也不会想到就在遵义城内柏辉章师长的家里举行。这一点，不仅柏辉章本人绝想不到，就是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人物也想不到。
柏辉章是王家烈下面的一个师长。他于一九三二年竣工的这座阔绰的家宅，完全是仿照他的上司在贵阳那座楼房的模式，四外都有宽大的走廊，走廊上有好看的拱形的雕饰，其差别仅仅是少了一层。在遵义城内那些古旧的中世纪的小楼之中，它显然也是鹤立鸡群。一进那座贼亮贼亮的黑漆大门，迎面还有一座圆门，上题“慰庐”二字。这座崭新的、宽大的楼房，对于长途跋涉想找个立足地解决一下他们的家庭纠纷的人们，也真是一个很好的安慰了。
冬季天黑得早，晚饭后不久，暮色已经降临。在二楼宽敞的客厅里，警卫员们早就把天花板下垂着的那盏带罩的煤油灯点了起来，洒下一片桔黄色的灯光。他们还弄了一个大火盆，升了满满一大盆炭火，使整个屋子暖融融的。屋子正中摆着一张长方形的发着亮光的黑漆木桌，有二十几把精致的藤面黑漆木椅，壁上还有一只挂钟，好象这一切本来就是为这次会议作准备似的。政治局委员们和扩大来的红军的高级将领们，不用说，接触这样安适的环境，长征以来还是第一次。他们的脸上都露出欣慰的笑容。会场上充满一种愉快的和悦的气氛；按照共产党的家风，本来也就是这样。尽管将要开始的会议，带有极其深刻的、严肃的甚至是不可调和的性质，但是在开会之前，你却看不出有什么紧张的迹象。屋子里一片说笑声。那些椅子，警卫员本来摆得很整齐，这些过惯战争生活和游击生活的人，却把它拉开来，坐得松松散散，好象过于拘谨正规，已经不再适合他们的性格。
今天坐在上首的是会议的主持者总书记博古，挨着他的是周恩来、朱德和陈云。毛泽东挨着王稼祥、张闻天，靠着窗子坐着。他的头发很长，面孔依然显得憔悴，但心情看来愉快了许多，谈笑自若，仿佛并不存在什么严重的事情。其它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刘少奇、何凯丰以及扩大参加的高级将领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都松散地坐在桌子周围。唯独李德远远离开桌子，心事重重地坐在房门的入口处，不断地抽烟，喷出浓浓的烟雾，旁边坐着他的翻译伍修权。
如果仔细观察每个人的神态，还是可以看出，博古与众人有些不同。他是一个富有才华的年轻的政治家，其才思之锐敏，对马列著作之熟悉，并不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之下。尤其是少年得志，大权在握，平日里自不免有目空一切的骄矜之色。过去在中央苏区的各种会议上，发表起演说来，真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既有强烈的鼓动性，又有逻辑的雄辩性，再加上马列原著能够整段引来，英文、俄文更是脱口而出，会场上常是一阵接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他今天仍然显得矜持，但总有点不很自然。这也难怪，每个人，不管是谁，也不管是在政治上或者是在生活上，只要陷于某种被动，总会有这种难以掩饰的忐忑不安的心情。博古自湘江战役之后，不论是同志们背后的窃窃私议，还是当面流露的不满，都已陆续听到不少。今天的会议，是接受大家的提议被动地召开的，报告又是在大家的催促下准备的，也就更难怪有这种不安的心情了。
壁上的自鸣钟当当当响了五下，周恩来在博古的耳边轻轻地说：“开始吧！”博古点了点头，扫视了一下会场，接着就宣布了开会。他的主报告的题目是《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在这个报告里，他首先肯定了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在政治上和战略上都是正确的，是无可怀疑的。这一点他作了反复说明和充分地发挥。至于讲到中央苏区放弃的原因，他列举了一系列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在客观原因上，他强调了第五次“围剿”与历次“围剿”不同：帝国主义列强对国民党的援助大大加强了，通过大量的借款和现代化的军事装备，大大加强了国民党的军队；在兵力上国民党动员了一百万大军，而专门进攻中央苏区的就有五十万人；另外还派了军事顾问；这一切就形成了对红军的绝对优势。而在主观原因方面，党在白区人民中的工作依然没有显著的进步，游击战争的发展与瓦解白军士兵的工作依然薄弱，各苏区红军在统一战略意志之下的相互呼应与配合还是不够，这些弱点无疑地要影响到反五次“围剿”的行动，成为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重要原因。
博古抽烟很凶，几乎是一支接着一支，报告作完，已经不知抽到第几支了。他在纸烟的烟雾缭绕中，结束了自己的报告，最后说：
“同志们！我的这个报告写得很仓促，不周密不全面之处是难免的，希望同志们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给予批评。”
话虽如此说，但心里却嘀咕着：大家究竟会怎样评价呢？就象拿出作品的可怜的作者在听候着观众的裁判。他扫视了大家一眼，会场上却是一片冷峻的静默。只有一向维护博古领导的“少共”中央局书记何凯丰，鼓着两只大眼睛，审视着会场上每一张面孔，想从他们的表情看出对报告的反应。
下面是周恩来的副报告。他的表情是严肃的和热诚的。他和博古的报告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在分析未能粉碎五次“围剿”的原因时，侧重讲了主观方面，也就是领导者本身在军事路线上犯了严重的错误。
“这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沉痛教训！”他望着大家异常沉痛地说，“在这中间，我自己也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我愿意在我负责的领导工作中承担责任，并坚决改正。我希望全党来监督我，看我今后是否做了改正。……”
他的长胡子似乎在抖动着，眼睛里流露着真诚的灼人的光辉。全场的人都在望着他。“共产党人本来就该是这样。”人们心里悄悄地说。仿佛在这一瞬间，一块冰块儿在不知不觉间融化了。而且，人们心里清清楚楚：在军事思想上，他和毛泽东、朱德都基本上是主张打运动战的。因此，在他代替毛泽东为一方面军总政委后，能够同朱德一起取得粉碎四次“围剿”的光辉胜利。此后，周恩来、朱德同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在夺取“中心城市”等一系列问题上矛盾愈来愈尖锐了，周、朱在前方指挥上毫无机动权，造成很大困难。李德进入苏区后更加剧了这一矛盾。终于在一九三三年末，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中共中央局决定，取消了中国红军总司令部和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原“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入中革军委，这时的部队就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挥了。今天，周恩来为此坦诚地承担责任，一个本来德高望重的人，在人们心目中，形象是更加高大了。
接着，是张闻天的发言。他的神态严峻，嗓音洪亮。由于事前吸收了毛泽东、王稼祥的意见，提纲准备得相当周密。发言的严肃性和针对性，与博古的报告构成了森严对立的壁垒。
会场上，气氛紧张起来了。
“我来讲几句吧。”毛泽东笑着说。他从窗台上端起他那个旧搪瓷缸子喝了两口水，就一手拿着提纲，一手夹着纸烟讲起来。他平时讲话一向不用稿子，今天显然做了充分准备。
按照他的风格，一开始也还是讲得很随便：
“前面就是夜郎国了。这是当年李白流放的地方。而李白并没有真的走到夜郎，他是中途遇到大赦就回去了。可是老天，谁赦我们哪？蒋委员长是不会赦我们的！我们还得靠两条腿走下去。”
会场上活跃起来，引起一阵低微的笑声。
“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走这么远的路呢？”他的话锋一转就归入正题。“这是因为我们丢掉了根据地嘛。而为什么会丢掉根据地呢？按博古同志的说法，是敌人的力量太强大了。不错，敌人的力量确实很强大；可是前几次'围剿'难道敌人的力量就不强大？红军到五次反'围剿'已经发展到八万多人，而前几次反'围剿'，红军打了那么多仗，也不过一两万、两三万人。所以，敌人的五次'围剿'没能粉碎，还是我们在军事路线上出了毛病。这毛病主要是不承认中国的革命战争有自己的特点，不承认中国的革命军队必须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战略战术。”
“我们的敌人也是犯了类似错误的。”毛泽东接着说，“由于他们不承认同红军作战需要有不同的战略战术，所以招致了一系列的失败。后来，国民党的反动将军柳维垣、戴岳先后提出了一些新意见，蒋介石采纳了，开始对我们采取堡垒政策。可是在我们的队伍中却出现了回到'老一套'的人们，要求红军'以堡垒对堡垒'，'拒敌人于国门之外'。这样整整同敌人拼了一年消耗，根据地越来越小，本来是为了不放弃一寸土地，最后不得不全部放弃，来了一个大转移。”他说到这里，既沉痛又尖锐地说，“采取这种战法的同志就不看看，敌人是什么条件，我们是什么条件，我们同敌人拼消耗能拼得起吗？比如，龙王同龙王比宝，那倒还有个看头，如果是乞丐同龙王比，那就未免太滑稽了！”
会场上又腾起了一阵笑声。李德的头低了下去，博古的脸色也登时红了。
“当然，这些同志的用心是好的。”毛泽东的口气缓和了一些。“他们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