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之恋 曾志明著-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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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民一时显得很难堪，尴尬万分地嘴唇动了动，却吐不出话来。
林耀辉用眼神向舒中示意什么，但她没有弄懂他的暗示，不客气地说：“把墨镜摘下来，这是在检察院的传讯室，不是在旅游，更不是在城市里逛大街！”
卫民更加狼狈了，大约是慑于她的严厉吧，慢慢抬起手，摘掉架在鼻梁上的墨镜。天呀，这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舒中只瞥了一眼，心里连打了几个冷颤，狼狈异常地说：“戴上吧。”
他又慢慢地将墨镜戴上了。
舒中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一时找不出话说，屋内寂静许久。这太出她的意外了，卫民竟然是个双目失明的人，而这个瞎子，却在风川市有这样大的影响，以致市委、市政府和许许多多的人为他形成了两派截然不同的意见，这个人有什么样法宝？会引起众多人对他的关注？
林耀辉打破了沉默：“卫民，刚才给你谈话的，是新任风川市委书记舒中同志。”
“啊”卫民震动地伸直了腰，头微微摆动着，大约想对准舒中所在的方向，或者想看看这位新到任的女书记。但既对不准方向，更看不见她是什么样子，只得灰心地停下头的摆动。
林耀辉严肃地说：“舒书记到风川今天算上才是第二天，就到传讯室来看你，可见市领导对龙滚沟的重视。你是龙滚沟的领头人，不能毁掉这个袁剑雄等十二位烈士用鲜血保卫过的地方。老实告诉你，舒书记也是参加当年龙滚沟战斗的老战士。你一定要彻彻底底地交待出你的问题。”
卫民很干脆地回答。“我没问题，龙滚沟也没问题。”
林耀辉不高兴地说：“还说没问题，龙翔酒毒死了人是怎么回事？”
卫民理直气壮地说：“龙翔酒是全国名牌，毒死人的龙翔酒，不是我们生产的。”
林耀辉说：“你还嘴硬哩，那孟小玉的死又是怎么回事？”
卫民说：“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孟小玉，也从来没和她交往过，她的死怎么能和我牵扯在一起？”
舒中见此人态度十分顽固，不愿在这里久留，便对林耀辉说：“我们走吧。”
林耀辉对卫民说：“别狡辩了，你是村支部书记，党的政策应该是知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希望你争取走从宽的道路。传讯而不拘捕你，这就是给你的机会。还要告诉你，这个决定是舒书记亲自做出的。”说罢随舒中往门外走。他们刚走到门口，卫民却说话了：“书记同志，我能对你说一句话吗？”
舒中停下步来说：“可以，你要说什么？”
卫民抱着手里的收音机有点激动地说：“最近我在广播上，连续听了好多篇文章，矛头都是指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各项改革政策的，妄图要共和国走回头路，这决不能同意！共和国走改革开放的路，这是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也是我一个老人几十年生活经历的感受。你是我们风川的领路人，希望保持清醒……”
林耀辉一下发火了：“你放肆！还是好好考虑你的问题吧！”
舒中咬了咬嘴唇啥也没有说，见卫民手里抱着收音机，对林耀辉说：“把收音机给他收了。”
卫民听说要收他的收音机，拚命将收音机抱在怀里，喊叫着：“你们不能收我的收音机，没有收音机，我真的成瞎子了！”
说着，鼻沟两边，墨镜下面，流出两道泪水来。
舒中不知为什么，心里不由一阵震颤，轻轻说了句：“算了，收音机给他留下吧。”说罢有点逃也似地离开了传讯室。
走出市检察院，舒中脑里还一直平静不下来，她在自己问自己：“这个人是农民吗？他不是农民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１７
市委和市政府分别为新任书记开了次风川市情况介绍会。两个会都开得比较冷清，发言的，基本上是否定前一段高泽群主持的工作，认为他方向路线错了，搞的是资本主义，具体例子不少，如搞开发区，把土地出租给外国人，把国营企业卖给乡镇企业，让农村的自发势力无限膨胀，以致风川城用的电都是龙滚沟那个龙翔公司供应的。还有治安混乱，资本主义的色情行业也在城里有了市场，新社会本已绝迹的吸毒、贩毒也出现了。有一位负责人的话更尖刻：旧社会有的风川现在有了，旧社会没有的风川现在也有。持不同意见的人基本不发言，他们睁着眼睛冷冷地看着这位新书记。目光中，似乎只有一句话：改革开放还搞不搞？改革开放是不是就等于资本主义？
“球”交到她的手里了，看她如何发出去，有观望的，有等待的，也有施加压力的。老实说，这两个会她开得不轻松。不过，她也一言不发，只带两个耳朵。她觉得虽然看到了听到了不少情况，似乎还是零零碎碎的，在她的眼里，一切好像还在雾中，她还没找到启动车子的油门，升帆的绳索。那些否定风川这几年工作的人，显然是受了近一段时期某些文章的影响，有的甚至直接引用文章中的句子。她也看过这些文章，她根本不同意这些文章的观点。此时，她耳里又响起一个声音：你是风川的领路人，希望保持清醒。这是谁说的话？啊，想起来了，是那个卫民。
会议结束后，她决定去医院看看高泽群。他是她的前任，无论这之前他错到什么地步，也该听一听他的意见，即便是被告，也有发言权。再说，现在他患重病了，她更应该去医院探视。
此时的高泽群正在经受着精神和病痛的双重折磨。肝部像小刀在刺似的，痛得浑身发颤，额上冷汗像断线的珠子，一颗连着一颗往下滚落，他把枕头卷起来，顶着肝部，将身躯匍伏着，一边从床头柜上拿来止痛药吞下。过了一瞬，病痛略见减轻，而心疼却加剧了。他清楚知道，活的时间已经不多，对于生与死，他向来是置之度外，毕竟曾经是个军人。倘若当初在龙滚沟那场战斗中，袁剑雄不派他和舒中、陈扬去送信，他的尸骨早已埋在龙滚沟了。四十年过去，现在还活着已经够幸运了。使他不安而忧虑的，是目前的形势。报上那几篇文章他也见到了，他感到这吹的是大倒退的号，当然他不简单地把这看成是几个秀才的舞文弄墨，他们后头有人，有一股势力，对已经大大前进的共和国不满意，有失落感，又扯起了计划经济的大旗，把市场经济划为资本主义经济，其实什么样的经济形式并不决定一个社会的本质，资本主义社会不也有计划经济成份么？这些人总爱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来划线，其实这些人中倒是不泛在真正搞资本主义的人。他们的妻子、子女不是在千方百计地做生意么？利用老关系，利用手中的权力，投机倒把，买空卖空，骗取信贷，走私贩私，偷逃国税；利用国家双轨制的价格大发横财。看看他们的生活方式，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但他们却骂别人是资本主义。真是便宜占尽，坏事做绝，还倒打一靶，将一切说成是改革开放引起的。风川虽然只是个地市级单位，但此处所反应的情况，也可以说是全国的缩影。然而令他不安的、忧虑的是共和国大地上受极左思潮影响的时间太久太久了，不少人习惯于“左”的思维方法。有的人就是攀着“左”的大树爬到高处，倘若让“左”的火苗重新燃烧，也许不要多少时间。共和国刚刚初见成效的繁荣，就会毁于一旦！
他太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了，颇有点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悲怆之感。他多么希望有一副健壮的身体啊，不是为了延长寿命而是为了战斗。从风川一解放他就在这里，几十年来，他亲眼看着风川所经历的风风雨雨。风川有今天，实在是不容易，这不是个人的功迹，对于个人的是是非非，功功过过，由人说去吧，这是风川几百万人艰苦奋斗的结果，是用鲜血，用生命，用惨痛的经验教训换得来的，这也可以说，又经历了一个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啊！前面才刚刚见到坦途，又要让你退回去，这怎么行？老实讲，他根本不信任何云峰这样的人，虽然也是军大分校的校友，但他那油腔滑调，见风使舵，只唯上不唯下，他能有责任感有良心担起风川这副担子么？何况他的儿子和庞钰搅和在一起，利用省上和市里许许多多的老关系，把风川的经济捣得不得安宁。后来，听说舒中调回任市委书记，他曾产生过欣喜，他了解她，不仅亲目见到在龙滚沟征粮剿匪战斗中她的勇敢、坚定，还听说从政法学院毕业后，她在工作岗位上的突出表现。然而，出他意外，舒中到任第一天，就批准把龙滚沟的卫民由市检察院传讯了，这简直是对他猛烈的一击。她出手可真准啊，一下就抓住了风川的焦点问题，但她方位错了，用过去多年常用的话，叫屁股坐歪了！他的忧虑反而加深了。
卫民、卫民，多灾多难的卫民啊，为什么总有人不放过他？
这些老爷们了解他么？可他高泽群和他整整打了三十多年交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他初次见到他，是在大跃进的时候，那时他还在担任风 县县委书记。其实，他初识他川
时，也是从反面开始的。
那一年秋收的时候，龙头公社向他报告了个情况：龙滚沟出了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搞虚假的公共食堂，搞瞒产私分，而且偷偷地搞包产单干。这个人就是卫民，公社已把他关押起来了，听候县里处理。他决定去见见这个人。
龙头公社就是过去的龙头乡，对这里高泽群太熟悉了。
龙滚沟战斗结束后，共和国建立了自己的新的基层政权，他被派到龙头乡去担任乡党委书记兼乡长，出于对龙滚沟的特殊感情，他几乎经常去，以后做了区委书记、县委书记他也没少跑那条沟，可以说龙滚沟的老老少少他都认识，怎么就想不起有一个叫卫民的人来。
公社设在原乡政府所在地，也是旧乡政府所在的那座大庙里，当年袁剑雄就是在门口为救舒中而被土匪大刀队砍伤的。
九年了，这里没有大的变化，只用白石灰浆把外面的围墙，里面的墙壁粉刷得雪白，围墙上写着鲜红的大标语：“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厅堂正中，挂着毛泽东主席的画像。
高泽群到了公社门口，远远就看见龙滚沟的支部书记田冬花如热锅上的蚂蚁等在那里，似乎是专门等待他的到来。
一看见他，就焦急地迎上来。
田冬花他当然更熟悉了，是当年征粮队进龙滚沟最先接触的群众，她的丈夫被罗章华惨杀在碉楼前，是龙滚沟十多位烈士之一。由于有这层关系，见面总是十分亲切的，他过去下村，总是吃、住都在田冬花家，田冬花也是他亲自发展的第一批党员。
田冬花几乎眼泪都急得快流出来了：“高书记，要抓现行反革命应该抓我，我是村支部书记，龙滚沟出的事应该我负责。”
高泽群对这个烈士的遗孀向来是十分关爱的，不希望她犯这样严重的政治错误，他问：“这个卫民是什么人，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他？”
田冬花说：“他是我表哥。”
高泽群说：“你表哥？这么多年了，我怎么没听说过你有表哥？他从哪里来的？”
田冬花含含糊糊地说：“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她有点怕他深问忙又转回话题：“不管怎么说，龙滚沟出了事，我支部书记不被追究责任反去追查人家外来人。”
高泽群仍然说：“我了解你，如果没有人诱导，你不可能做出这样大胆违抗上级的行动。等我见了这个卫民再说。”
卫民被关在公社院子后面的一间小木屋里，小屋门口有两个民兵看守着。小木屋里没有床，地上铺了层包谷秆，也没有被子枕头，被关押的人，晚上只能在这包谷秆上和衣而睡了。此刻包谷秆上坐着个瘦高个子，没有戴手铐也没有捆绑，他穿了件极破旧的制服，由于天气很热，汗水把背上的衣服湿了一大块，但尽管这样，他仍然把每颗衣扣都扣着，给人一种不随随便便，严谨缜密的感觉，这就是卫民。那时他的视力还有零点五，没有戴墨镜，那张植过皮的脸，更加使人一见就有点心颤。
见有人进屋，他忙忙站起来。
陪同的公社书记给高泽群端来一条凳子。高泽群没有坐，站着询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卫民”。他回答着，口语中夹杂着一点不知什么地方的口音。
高泽群不由皱了皱眉头，觉得这名字有点特别：“这不是你的真名吧？”
公社书记在旁插了一句：“这是县委高书记，你要老实回答。”
他显得很从容，并不因为面对本县最高官员而惊慌失措，看来像是见过世面的人：“是我的真名字，从小到大我只使用过这样一个名字。”
高泽群又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