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天回想一个比我年长的女人-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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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晚上她们在香山一幢别墅里打牌，丁当跟玲姐住一个房间，半夜里刚躺下，玲姐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打得很上劲。后来，玲姐怕吵着丁当睡不着觉，就走到别墅外面继续打电话。
天快亮的时候，玲姐回来了。丁当看见玲姐身上的睡衣全都湿透了。到了中午，玲姐开始发烧，发抖。去度假村的医务室里打了一针，才算是止住了一点点。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玲姐接到的这个电话，是许可佳打的。不过，许可佳没打那么久。许可佳告诉我说，一个多小时后，她听见外面在下雨，就说不行了，困了，要睡了。我相信她说的是实话。后来我知道，许可佳是有那么个毛病，一听见下雨的声音就昏昏欲睡。天亮前剩下的时间，玲姐一个人在度假村的花园里走来走去。很可能还走出了度假村，不然，应该不会淋上雨的。
丁当走后，我走进卧室。床头亮着一盏｜乳白色的台灯，像黑暗中漂着一块透明的冰。玲姐身上盖了好几床被子。看不清玲姐的样子，但能看出那几床被子在抖动。这时北京已经停止了暖气供应。
我走过去，在床边坐下。我摸着了玲姐的手，玲姐的手湿漉漉的。她紧紧地抓着我的手，微微抖动着。我摸了摸她的头，也是湿漉漉的，很烫。
这些症状跟玲姐上一次住院时一模一样，我多少有些放心了。我记得那次医生给她吊了一针柴胡，一个星期后她就好了。那是冬天，我们认识的第一年，外面正下着雪。玲姐告诉护士说输的液很凉，她血管冻得很痛。护士没理她，撇撇嘴走掉了。我调小了滴管上的阀门，捂着她的手，然后捂着输液瓶。见还是不管用，就跑出去买了几只蜡烛点上，一直举着烧烤，还真把那大半瓶子药液烤热乎了一些。
我对玲姐说，还是去医院里看看吧。
玲姐摇了摇头，嘴里发出牙齿磕碰的响声。
我想不去也好。倒不是丁当的控诉影响了我，我一向不大信得过医院。忽然想起在电视上看到过一种物理降温的方法，就打来一盆热水，给玲姐擦身子。玲姐浑身都汗湿了，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条鱼。我把她翻过来，把她翻过去，她的身子是那样软弱，让人怜惜和冲动。
擦过身子，玲姐说她清爽了很多。没过多久，又大汗淋漓，冷得直抖。我又给她擦了一遍，然后上床去抱她。她轻轻地啊了一声，呻吟和牙齿磕碰的响声混在一起。她想推开我，但已经没有力气推开我，接着，反过来更深地缩进我怀里，像个娇弱的小女孩一样偎着我。轻轻颤了一阵后，她慢慢睡着了。
黑暗中，我睁着眼，能看见欲念在屋子里萦绕回旋。这种时候，还有这种欲念，我觉得有点头晕和羞耻。我抱着她，一动也不敢动。我能感觉到她的心跳和肚子的起伏，能闻到她的呼吸和汗味。她的手臂软软地搭在我身上，缠绵依人。她身上的冰凉或灼热都传递到了我身上。我意识到，我是她最亲的亲人，她也是我最亲的亲人，这一辈子我一定要跟她相守相依，互相照顾。这天晚上，第一次抱着她睡了一整夜，心中不能平静。
天快亮的时候，不知道她做了一个什么梦，使劲掐了一下我的胳膊，然后紧紧地抱着我哭了一阵。迷迷糊糊中，她还求我对许可佳好一些。直到我嗯嗯着答应了，她才又睡着了。
平时都是玲姐照顾我，好像只有她生病了，我才有机会照顾她。我知道这么说，有点没心没肺，可是，这样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种感觉，她生一生这种小病，好像也不完全是件坏事。
星期天我一大早就起床了，烧开水，洗衣服，熬她爱喝的小米粥。我走到阳台上，把她的衣服晾到铁丝上，朝渐渐明亮的城市瞥了一眼，觉得自己的快乐就像眼前的早晨一样新鲜。
玲姐在北京没什么亲人，她交往的圈子，除了同事、同学和同乡，就只剩下单身女子俱乐部里那些人。坦白地说，我一直就不怎么喜欢那些人来瓜分我和玲姐单独相处的时间，现在玲姐生病了，我更不希望那些人来打扰。
忽然想起郊区怀柔山中有一座小院子，前湖后岗，左右森林，觉得玲姐要是能去那里静养一阵子，应该很不错。我跟阿伍去过两次。那座小院子是阿伍的弟弟花了７０００块钱，从当地一个农民手里买下来的。他弟弟很少去住，平时只有一个哑巴农妇每天照看一下。
我给阿伍打了个电话。阿伍说去那里住几天没问题，让他弟弟给哑巴农妇打个电话就行了。接着，问我去做销售员是怎么回事，这么大的事怎么不早点告诉他。听上去他有点生气。他是昨天才从办公室一个打字员的嘴里掏出这个消息的。他说，不知道现在活动还来不来得及，星期五下午，保障部一个维修员一拳打歪了人事经理的鼻子，公司决定不谈话了，星期一直接张榜公布。我没多解释，只是让他不要帮我活动。这一刻我觉得去不去做销售员已经没什么大不了的，不想去管这些了。阿伍却疑心大起，叫了起来：“老弟啊，你他娘的不会是真的要当官了吧？”我说，理论上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吧。他有几秒钟没说话，接着笑了起来，说：“我知道我知道，你也放心，我不会到处乱说的。”只好随他怎么想了。
小米粥熬好了，我盛了一碗端进卧室。玲姐不肯喝。我估计她昨天就没吃过什么东西，拉着她的手，半拖半哄了一阵，她才答应喝一点。扶着她坐起来，她却要先化妆。
玲姐化妆的时候，一般不让我呆在旁边看，我自觉地走了出来。再进去的时候，她脸上已敷了一层薄薄的红妆。她对着镜子瞧了瞧，擦掉红妆，重新敷了一层若有若无的淡妆。看见她一笔一笔画眉毛的样子，我觉得那支眉笔在我心里软软地触动了一下。我很想仿照张敞画眉的典故，试试我的身手，可又想到这不是折腾的时候，就催她快点喝粥。
玲姐喝了几口，又不肯喝了，说嘴里没味道。我琢磨着是不是给她讲个故事，再哄一哄她。记得她上次住院的时候，睡不着觉，要我给她讲故事。我说我不会讲故事呀。她说讲你小时候的事也行，《天龙八部》里阿朱睡不着觉，乔大侠还讲过他小时候的事呢。我发现她在病中，有时候会冒出点小女孩般粘人的性子来，我也乐于顺着她，那次就给她讲了我小时候如何怕打针的事。我说得好几个人按着我，如同上针刑。故事讲得简单枯燥，她听着听着头一歪，就睡着了。我也不知道是装装样子，还是真睡着了。
我决定试试。我说给你讲个故事吧，条件是讲一句，喝一口粥。她一听就笑着张大了嘴。这次我讲的还是小时候的事，有一次我感冒了，半夜里吐在了床边的地上。我摇醒了父亲，说我吐了。父亲说，你去拿扫把来扫掉。那一年我七岁，按照父母的离婚协议，刚从母亲那边来到父亲这边。扫掉后，我爬到床的另一头，离父亲远远的躺着。
讲完后，我才发现这个故事是多么不合时宜。但玲姐还是很守信，听一句，喝一口，最后眼眶里涌出了眼泪。我不再逼她喝粥了。从这以后，我开始研究各种故事，希望自己能讲得好一些。
给玲姐喂过小米粥，我走到客厅那边的阳台上给经理打电话。
我不知道经理袁大头肯不肯让我休假，按照劳动法和公司规定，我攒了十来天假。但袁大头跟我合不来，我刚进公司那会儿，袁大头曾很阴险很坦率地对我说，如果我把大伙儿在背后怎么议论他的都告诉他，我每个月可以多报销２００元交通费，我不置可否地笑着。他也笑，笑过了他才说刚才是在开玩笑。这以后，他就板着脸跟我说话。我呢，除了业务关系，也不怎么爱搭理他。我也是真的看不上他那副做派。有时候他一走到我身边，我就觉得像有人吐过来一口痰。再后来，天知道这老兄是哪只眼睛出了毛病，居然从我身上看出了我自己都没发现的野心，老觉得我要夺他的权，有一次还在部门会上说一些转弯抹角的话，指责我越过他直接找老总汇报。他也不用他的大头想一想，他用业务经费天天吃馆子，夜夜泡酒吧，这样的事国营企业有时候都要敲打一下，我们这种公司里又怎能盖得住？想私下里奏他一本的人当然少不了，我只不过不想卷进跟袁大头对着干的另一帮而已，那一帮，也不是什么好货色，我要搞他袁大头会当面搞。
电话接通后，我对袁大头说我要休假。
袁大头只说了一个字：“好。”
我有点意外，没想到他没问我为什么要现在休假。如果他打官腔问我，我很可能会跟他蛮横一下，反问他：“你应该知道吧？”他这么爽快地答应了，我反倒楞了楞。我说了一声谢谢，正想挂电话，袁大头又说开了。他暗示我销售员的事跟他没什么关系。我没接他的话。
我一直怀疑让我去做销售员的人中，可能有袁大头，但他不是重点怀疑对象。他这么一说，我心里格登响了一下。我笑了笑，说做销售员也没什么不好吧。他又嗯嗯啊啊了一阵，才挂上了电话。
我转过身，发现玲姐站在客厅里看着我。我有点不安，不知道玲姐是不是听到了我要去做销售员的事。玲姐走过来，眼睛潮红，望了望晾到阳台上的那些衣服，又望了望我。
她问：“你要休假？”
我嗯了一声。
她笑了笑，说：“我不是故意要听的，就是听到了。”
我又嗯了一声。
我扶着她离开阳台，不想让风吹着她。见她没提别的，心里轻松多了。我把向阿伍的弟弟借房子的事告诉了她。我说等她好起来了，很想跟她一起去住几天。我们有好久没一起出过城了。
玲姐一听就笑了，立刻给单位一个什么领导打电话，说她要休假。打完电话，就动手收拾东西。
我有点吃惊地望着她。她穿着睡衣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拖着旅行箱，哗哗啦啦的越走越精神，好像力气一下子回到了她身上。刚才，我给她喂小米粥的时候，她软得扶都扶不起来，哄了那么久，才算是喝下去小半碗。我把她从阳台上扶进来的时候，还觉得她的身子有点沉。这会儿，竟有点神采奕奕的意思了。
我跟着她走了一阵，问：“这就走啊？”
“那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阿伍那边还没回话哪。”
“先出城再说。能去的地方多得很。再呆下去说不定哪儿都去不了。”
想想也是，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她的身体。可我也不想扫她的兴，还是由着她吧。我也收拾了一下，出门叫了一辆出租车，停在楼下。然后上楼接她下来。
我们先往怀柔的方向走，打算路上再跟阿伍联系。
快出城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绿灯，忽然看见一个六十多岁的女人从车前走过。那个女人脸色祥和，整齐干净，步态优雅从容。我心头怦地一震，赶紧指给玲姐看。玲姐也看出了神，车子开动了，她还趴到车窗边看了看。
每次碰到这样的老美人，我都会奇怪地受到感动。头晕目眩后，甚至有点感激她们，她们很容易让人对生命的黄昏充满乐观的心气。一个女人在青春华年漂亮动人，理所当然。到了这把年纪，还能把人生的美体现出来，才叫珍稀罕见。
不用说，我远远看见了身旁这个女人的晚年，在道路前方闪烁变幻。
出租车跑了两个多小时，到了城东北深山的一座小村里。再往山上去，路窄得有时候只能过一只轮子，哑巴农妇和我一个推，一个拉，才算是把一辆满载着食物和行李的独轮车弄上了山。多数时候，我搀着玲姐跟在后面。
翻过一座短松岗，就能看见那座小院子。从外表看，那座小院子跟山里其它小院子几乎一模一样，青瓦土墙木篱笆。但里面已经被阿伍的弟弟大大改造了一番：打蜡地板、贴墙木板、吊顶天花板、席梦思、壁炉、简单却精致的仿明家俱。
几个月没人住，屋子里的空气似乎从未跟外面的空气交流过，得在门口站一站，才能走进去。我和哑巴农妇开始打扫，让玲姐坐在院子里的核桃树下休息。玲姐稍稍喘口气，就从包里往外拿东西，那真是一只魔术女郎的皮包，看着不大，却塞满了毛巾衣架卫生纸帽子化妆品等等，好像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这儿摆摆，那儿挂挂，只一会儿，一间死气沉沉的屋子就给她弄活了，仿佛我们一直住在这里。
我们小住的地方，１９６４年以前还没有湖和单独的名字，人们说起它的时候不得不用手指指戳戳。１９６４年，在山谷里筑了一道大坝，那一带才被称为“红旗水库”。我和玲姐到来之前，已有几个画家买地造屋，他们给水库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