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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部分

原本大学微言-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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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让我们简略地列举历史上几个事实,作为说明。
    其一,正当司马炎称帝的西晋初期,也就是公元二七九年间,鲜卑族的树机能(人名)攻陷凉州(陕、甘)边区。司马炎采用了王济的建议,就封匈奴族的刘渊为“左部帅”。其实,在这中间,历史的记载,就早已说明“自汉、魏以来,羌、胡、鲜卑降者,多处之塞内诸部。其后数因忿恨,杀害长吏,渐为民患。”侍御史郭钦曾经疏奏说:
    戎狄强犷,历古为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渐徒内郡杂胡于边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司马炎不加理会。不到十年,改封刘渊为“北部都尉”。接着,又再加封为“匈奴五部大都督”(等于是统管五部胡人的总督),这就造成他后来自称“北汉王”的权势了。但刘渊本身,也自有他必然不能久居人下的条件。如史称:
    刘渊,刘豹之子。幼而隽异(幼年的时候,已经不同于一般的儿童)。师事上党(山西德安府)崔游,博习经史。渊尝谓同门生曰:“吾常耻随(汉初的随何)陆(汉初的陆贾)无武,绛(汉初的绛侯周勃)灌(汉初名将灌婴)无文。”于是,兼学武事。及长,猿臂善射,膂力过人,姿貌魁伟(又是文武全才)。
    晋朝的名臣王浑、王济父子都很赏识他,所以极力推荐。而且刘渊的为人,又“轻财好施,倾心接物”,所以“五部豪杰,幽(现在的北京)冀(河北的真定沧州区域)名儒,多往归之。”这里根据历史所说的豪杰名儒,都是当时在民间的读书知识分子的士大夫。和一般民间社会上的豪强之士。因此,历史上便称他是“五胡乱华”之首的“北汉王”。后来俘虏晋怀帝、愍帝的“汉王”刘聪,都是他的后人。但是根据事实,刘渊父子,早已是汉化的胡人,并不能算初从境外入侵的外夷了。

    石勒与佛图澄的故事
    其二,在五胡十六国当中,最为骁勇好杀的后赵主石勒、也并非只是一个武夫。其实,他也早已具有汉化的文化底子。他一边笃信佛教,师事印度东来中土的第一佛教神僧佛图澄。同时,又喜欢学习中国的历史文化,如史称:
    赵主石勒谓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对曰:“陛下神武谋略,过于汉高  (祖)。”勒笑曰:“人岂不自知,卿言太过。朕若遇高祖(刘邦),当北面事之,与韩(信)彭(宠)比肩。若遇光武(刘秀),当并驱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宜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效曹孟德(操)、司马仲达(懿),欺人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
    从他的这一段言论来看,的确也非等闲之辈。同时,也骂尽了历史上不以“功德”取天下的自命英雄们,确是千古名言。比起庄子所描写柳下惠的兄弟盗跖与孔子的对话,并无逊色,而且更是痛快淋漓。
    石勒虽然并不勤学读书,但“好使诸生读书而听之。时以其意论古今得失,闻者悦服。尝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惊曰:‘此法当失,何以遂得天下。’及闻留侯(张良)谏,乃曰:‘赖有此耳。”’
    史称:“石勒,字季龙,上党(山西)武乡人。其(祖)先匈奴别部也(也早已是汉化的胡人)。年十四,至洛阳,狂笑上都门。王衍(晋室名臣)异之曰:胡雏声视有奇志,将为天下之患(王衍看到他,便说:这个年轻的胡人小伙子,他的说话声音和眼神,是胸怀异志的,将来会成为祸害天下苍生的人)。遣人收之(想派人去逮捕他),石勒已去。”石勒既为后赵主,施行暴政。因受佛图澄大和尚的教化,才渐回心纳谏向善。
    这个时候,是佛法在魏、晋之间,正式进入中国的初期。一般从西域过来的高僧居士们,都是从事翻译佛经。晋室的名臣名士如王导、谢安等人,都是极力结交西域高贤,潜心佛学,等于十九世纪以来国内的上层社会,都倾心科学一样,风靡一时。但还未完全普及,可是在河四及关中的胡、汉各部,因为与西域较为接近,信奉的就比较内地为多。而佛图澄的到来,不大讲经说法,只以他本身的神迹示现佛法,又感化了后赵主石勒,佛教的声望就大为人们所信奉了。
    当时,在东晋的西域高士支道林,听到佛图澄在石勒身边,便说:“澄公其以季龙为鸥鸟耶!”支道林的意思是说:佛图澄把石勒当作飞禽走兽在调教吗?太危险了!果然,东晋的兵力,曾经一度攻进淮泗,石勒就大发脾气说,我这样信佛,反而有敌寇来打我,佛是无神,太不灵了。佛图澄就对他说了一段神话,你的前身,只是一个商人,经过罽宾(当时的西域国名,现在的喀什米尔)寺,发心作大佛事,但在僧众中,有六个得道的大罗汉,接受了你的供养,我也算是其中的一个。当时有一位大阿罗汉就说,这个商人,死后要投胎变鸡去受业报。再转身,便会在晋地称王。你今天也总算有了好报了。打仗,有胜有败,怎么又归罪到佛法有灵无灵呢!石勒听了神僧的话,倒很相信,又告诉佛图澄说,要不杀,是很难做到的。佛图澄就说:“但杀不可滥,刑不可不恤耳!”不到十多年,佛图澄就对他说,我的寿命到头了,要向你辞行了。石勒就说:“大和尚遽弃我,国将有难乎?”佛图澄就对他说:
    出生入死,道之常也。修短分定,无由增损。但道贵行全,德贵不怠。苟德行无玷,虽死如生。咸无焉!千岁尚何益哉!然有恨者,国家(指后赵石勒)存心佛理,建寺度僧,当蒙祉福(应当有好报)。而布政猛虐,赏罚交滥,特违圣教(你的政治行为又特别违背佛法),致国祚不延也(因此,你当国的寿命就不太长了)。
    石勒听了,大哭一场,抬头看看佛图澄,已经安坐而逝了。可是不久,有一个出家人从甘肃过来说,自己亲眼看见佛图澄进了潼关。石勒听了,马上命令开棺验视,并没有遗体,只有一块石头。石勒一看,烦恼极了。就说,石是我的姓,大和尚埋掉我走了,这个国家还能长久吗?果然不久,石勒也就完了。根据神僧的传记说:“佛图澄在关中,度化弟子数千万人。凡居其所,国人无敢向之涕唾。每相戒曰:莫起恶心,大和尚知汝。其道化感物,有如此者。大教(指佛教)东来,至澄而盛。”
    我们讲到这里,主题仍在说明“五胡之乱”后赵石勒的时代,正当公元三三○年前后,也是罗马君士坦丁大帝迁都拜占庭的时期。这时正是魏、晋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王道”陵夷,儒家和道家的文化精神,也已濒临续绝,士大夫们的文人政治体制,犹如《诗经?小雅?巧言》六章所说:“无拳无勇,职为乱阶。”因此汉化已久的“五胡”等种族,对于固有传统道德有关的“仁义礼智信”等,都视为空谈,不足重视。但从西域新兴传入中原的佛法,以“慈悲”为教,以戒“杀、盗、淫、妄、酒”的主旨,加上宗教神灵默佑的冠冕,反而都被胡、汉人等所接受。因此而形成隋、唐以后“儒、释、道”三教的文化汇流,以及后世有北魏佛教文明的兴盛,才有流传到现在的敦煌壁画,云冈、龙门石窟等文物的存留,供人景仰凭吊。这些都是历史的血泪所累积而成,我佛慈悲润泽的结果,并非是离题太远,专门介绍佛法和神僧的故事。

    苻坚见不到鸠摩罗什
    其三,例如前秦的苻坚,他的先世,便是西戎的酋长,也不能完全算是境外迁入的胡人,旧史称他:“雄武智略,尽有中原。”史称秦王苻坚鼎盛的时期,其武力霸权,已“东极沧海,西并龟兹(新疆省库车、沙雅二县之间),北尽沙漠,唯建康(东晋首都的南京)在外。”但最后以百万之众南伐东晋,为谢安、谢玄所败,自称“秦王”只有二十七年。寿命只有四十八岁。但他能重用隐居华阴的山东名士王猛,也就是曾经与东晋的权臣恒温见面,所谓“扪虱而谈当世之务,旁若无人”的奇士。王猛在临死之前,吩咐苻坚说:
    晋虽僻处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相安,臣没之后,愿勿以晋为图。后来苻坚自负以百万之众,可以“投鞭断流”,南伐东晋。弄得宗室苻融没有办法.只好对他说:“王景略(王猛字景略)一时英杰,陛下尝比之诸葛武侯(亮),独不记其临没之言乎!”苻坚还是不肯回心转意,终于一战而败,身死国亡,不出王猛之所料。
    但是,苻坚也是倾心文化,尊重学者和高僧,对他们都是加以特别的礼遇,绝不自以为是,轻视文化人士。他除重用王猛,言听计从,尊如师礼外,那时在襄阳还有一位高僧道安法师,名重一时,他是佛图澄的弟子,也就是后来南渡到庐山,建立净土宗念佛法门,影响中国千余年来各阶层社会的慧远法师的师父。道安法师的学问和德行,中外皆知,东晋朝野也很仰慕。在中国文化哲学史上所称的“襄阳高士”习凿齿来见道安法师,自称,“四海习凿齿”,法师对说,“弥天释道安”,便是这个故事。苻坚敬仰道安,曾经送他“外国金饰佛像金缕结珠弥勒。法师每次讲经说法,便安没此像作证。”但苻坚终于忍不住而攻打襄阳获胜,就亲自与道安法师见面,对左右的人说:“吾以十万师取襄阳,得一人半耳。”左右问为谁?曰:“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可是,苻坚南伐东晋,苻融请道安法师力劝,也终于不听。但他既得道安法师之后,又听说西域有高僧鸠摩罗什,道望推重一时,就又派大将吕光(字世明,河南洛阳人)率兵七万西征,要迎取鸠摩罗什东来中国。
    吕光奉命西征,据说,威服四十余个小国。到了龟兹,以武力威胁,龟兹国王无奈,只好出让高僧鸠摩罗什。但吕光得到鸠摩罗什,回到了姑臧(甘肃的武威),听说苻坚已死,他便收降了凉州牧(甘肃地方首长),先自称为“酒泉公”,后又自称“凉帝”。因此鸠摩罗什法师也在后凉吕光父子手里,被“凉”了十多年。这个时候,正是公元三九二年之际,欧洲的罗马,正开始确定基督教为国教。
    苻坚以霸权武力,派兵遣将远征西域,只为了迎取一位有道有学的高僧东来,实在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极为稀奇少有的事。同时,也可知后来佛学在中国的盛行,鸠摩罗什法师对中国文化哲学、文学上的深远影响,也是史无前例的重要事件。
    十多年后,西戎羌族的姚兴,即位后秦称王,又派大将姚硕德伐后凉,迎请鸠摩罗什入长安,待为国师,安居于长安的“逍遥园”,翻译佛经三百余卷。门下弟广共襄译事的很多,据说,从学的中国僧俗弟子,有两二千人之多,而特別优秀突出的有七八人  例加后来史称“生公说法’’的道生,与著《物不迁沦》、《般若无知论》等哲学和科学上千古名文的僧肇,以及道融、僧叡等,各有著述。尤其他开创用梵文的拼音原理,为中国文字首创音韵字母的拼音反切方法,便是鸠摩罗什法师与他的中国弟子僧叡、惠观、惠严等的功劳。可惜法师在秦住世译经的时间,只有九年,便已圆寂。算来世间的寿命,并不太长,实在也是中国佛学文化的一大憾事。
    但当苻秦与姚秦的两个时期,中国的道安法师,与西来的鸠摩罗什法师的时代,关中(潼关以西)与洛阳等中原一带地区的第一流知识分子、优秀人才,因对于当时政权的悲观和厌倦,大都是脱离现实,跳出世网去出家学佛。不然,就去学神仙,做道士,因此也可以说东晋时期是“天下之言,不归于佛,即归于道”的时代。南渡以后,东晋王朝上下各阶层的社会人士,也是如此,在位的权势名臣如王导、谢安等人,都与西域过来居住在江南佛学的名士支谦、支亮等人有密切交往。例如道安法师居襄阳的时期,东晋的孝武帝司马曜,便赐以诏书说:“法师以道德照临天下,使大法流行,为苍生依赖,宜日食王公禄,所司以时资给。”但道安法师却固辞不受。而且当时兴起一种讲学论道的风格,所谓有学问有修养的人,手里都拿着鹿或马的尾巴所做的拂尘,表示有出尘离俗的风度,这在史料的称谓便是“手持拂尘,从事玄谈”的风气。事实上,这种习惯,是从印度文化中婆罗门教手持拂尘所传布过来的形象,我们现在还可看到在佛、道两门中还保有“持拂”的风规。

    儒家沉寂、佛家昌盛的时代
    总之,从魏、晋、南北朝以来,直到唐代开国之初的三百多年时期,所谓儒家“孔盂之教”、“五经之学”,非常沉寂,平常也只是用来读书习字,求知识的普通教育课本而已。并不像宋、明以后,不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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