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大学微言-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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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是我们没有起意识思维,更没有动用知性的分别思量作用时,即没有睡眠,也没有昏昧的情况,好像无所事事,但又清清明明的存在,那便是“心”的现象。例如,明代苍雪大师的诗说:
南台静坐一炉香,终日凝然万虑亡。不是息心除妄想,只缘无事可思量。
事实上,当我们心中无事,意识不起作用,当下忘去“所知”的分别活动,好像空空洞洞愣住一样,这便是“心”的现象。通常一般人,尤其是大忙人,偶然一刹那之间,有时候,都会碰到这种情况,不过,一般人碰到这种情况吋,反而会起恐怖,自己会怀疑自己脑子有问题,或是心脏停止活动。便自寻烦恼,凭一知半解的医学常识,找医生,量血压,检查心电图,大多就因为自起恐慌而真的生病了。事实上,这起因是一种人我自己的心理病。如果在这种状况中,坦然而住,反而得大休息。不过平常没有经验,对自己没有认识,没有信心的,刹那即成过去,是不可能长久保持这种现量状况的。
如在睡眠,或受外界刺激,或因病痛发晕昏闷过去,那就不可能有这种“心”量境界的出现。甚至梦中也不可能。做梦,广东话叫做发梦,那是“意识”所起反面的作用,不是”心”的作用。如在梦中,忽然心力特强,觉得是梦,一下便清醒了,那就是恢复“心”的境界。不过,在平常人的习惯,从梦境中一醒来,便即运用“意识”去思量,以“所知”的习惯,去追忆梦境,或以“所知”去寻求新知,永远不会停止休息的。
如果了解这样的粗浅分解,便可知道心、意、知性三者,的确都别有它的不同领域。非常巧合的是,魏晋以后,佛学东来,也同样提到心、意、识这三层次的差别。这真是合了一句古语,贤者所见略同。总之,再用一个譬喻来说,“心”好像一个盘子,“意”好像盘子里一颗圆珠。“知性”好像盘子和珠子放射的光芒,內照自身,外照外物。但这整盘,又装在一个血肉所制造的皮袋里,那就是人身。但要知道,这只是勉强的譬喻而已,并非事实的真相。在中国小说中,古人早已有很趣味的譬喻,那就是《西游记》的四五个人物,作者把心身意识演化成小说,将心猿意马,化出代表“心”的孙猴子。代表意气的是一匹龙马。猪八戒代表了人的大欲,特別喜欢男女饮食。一个晦气色的沙僧,代表没有主见的情绪,只能挑着行李,担起这个皮囊跟着猴子、猪八戒跑。那代表整个完整的心身生命的,便是唐僧。从表面看来,他是世界上最老实的笨人、善人、好人,虽然一路上他所遭遇到的,处处是艰难险阻,都是妖魔鬼怪,而在这三四个鬼精灵伴随下,走完一段人生的道路,但由于他的“诚意、正心、修身”,所以他成功了!
知道了心、意和知性的三层次作用,还是属于“明德”的“内明”范畴。这心、意、知性必须凭借外物的人身,才能对这个物理的现实世界发生作用。我们一般把人生生命的整体,叫做身心,那是很确切的说法。这个生命,是由身心组合而成的。身体是生理的、物理的,是生生不已,是“生”的功能所呈现。心是心理的、精神的,也是生生不已,绵延续绝,形成“命”的功能。如果引用《易经》的说法,心性属刚,身体属阴,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交互变化,呈现出生命的作用。因此.必须知道,人生的一切作为,还要看每一个人所禀受生理的情况,而形成“外用”行为的结果。很明显可知的,当一个人“知性”在理智上明明知道这样做不可以的,但是自身另有一个力量强过了理性,结果就非做不可。或者说,当自己在“知性”的理智上认为这样应该做,而且是一桩好事,但是自身却另有一个厌倦疲懒的力量,使自己始终没有去做。最后又悲叹懊悔,自怨自艾,无可奈何!这就是说明人生的一切,以及行为的善恶是非,有一半是属于人身生理所影响的结果。所以《大学》特别提出“修身”的重要。
从人身生命的形成说起
至于这个人身的形成,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力量,可以左右理智,那就要从传统医学的黄帝《内经》去认识,配合现在的生理、生物等科学去理解,自可了然于胸。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出过《内经》有关喜、怒、哀、乐等生理上情绪的变化,就是这个缘故。如果要比较深入一点去探讨,首先要搁置形而上先天性的哲学范围,只从后天人身生命的形成说起。
我们都知道现在医学的说法,我们的身体,起初是由男性的一个精虫,和女性的一个卵子,两相结合,产生一种“生命的动力”,古人叫它为“气”,也有叫它为“风”。因此在母胎中分合变化,将近十个月而完成为一个胎儿,出生以后便叫婴儿。他虽禀受父母两性的遗传,还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碰上精虫和卵子本身的强弱好坏,又是另一个重要的因素。住胎时期,母性的生活、饮食、情绪、思想,以及父母两性的生活环境、外界的时代背景等,非常复杂的种种因素,凑合一齐,幸而出生入世,变出一个人身。但是他内部的结构,血肉、神经、骨骼等,形成所谓五脏(心、肝、脾、肺、肾)、六腑(胆、胃、膀胱、三焦、大肠、小肠),以及外形的眼、耳、鼻、舌、身体。全盘联结在一起,大如外形躯体,细如每一毛孔,整个系统,自己都具有一种触觉的作用,这是生理的、物理的反应。当触觉的反应交感与知性的知觉相结合,便形成为心理、意识的种种感受。由此配合“所知”发生作用,便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行为。
行为大半受情绪影响
换言之,每一个人的行为,通常大半是受情绪的影响最为有力。例如,我们经常说某人的脾气我知道,或是说某人的个性我知道,这所谓的“脾气”和“个性”,就是情绪为主。情绪并不是代表某个人“所知性”的分别意识所生的聪明才智。情绪的作用,是来源于生理禀赋,由于身体内部健康状况的作用。换言之,健康与不健康,和情绪关系很重要。如《内经》所说:五精所并。精气并于心则喜,并于肺则悲,并于肝则忧,并于脾则畏,并于肾则恐。是谓五并,虚而相并者也。
所以子思著《中庸》,开头就先从天命之道的“知性”,提到《大学》所谓“诚意”的“慎独”。以后便特别说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历来关于《中庸》开始的第一节,人多数都把喜、怒、哀、乐当作心理的状况,加以解释,那是绝对错误的。不管他是古圣贤或今儒家,错了就是错了,实在不敢苟同。喜、怒、哀、乐是情绪,属于修身范围,不属于修心的心、意、知性范围。还有一点更重要的,就是读《中庸》一书的“中”字,固然可以把它当作中心的中,中肯的中来理解,但可能是不完全准确的。《中庸》的“中”,应该以古代中州音发音;例如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山西、山东,以及中州的河南音来读,等于南方人发音的“种”字音就对了。所有中原地带的人,刘于某一件事,某一个东西,认为是对了,便说是“中” (音种)。如果你有这样的了解以后,对于《中庸》的道理,“虽不中,亦不远矣”。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是指“情绪”没有发动的境界。换言之,是并未动情,更未引发“意气”的情况。但人到底是有情的动物,“无情何必生斯世”,“天下谁能不动情”,只要“发乎情,止乎礼义”。“知止而后有定”,便能做到“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了因此子思把“中和”的境界和作用,高推到“大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圣境上去,是多么的真善美,而且又很切实于人情的平凡状况,这就是人道的真现实,并不外于人情。可是,我们了解了这个道理以后,再回转来看“大学之道”,要教化社会上的人,上至天子,下及任何一个平民,都须具有这种儒者的学问修养,才算是完成了一个国民人格的教育标准。如曾子所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能吗?尤其从南宋以后,推崇尊敬程、朱之学的后儒,硬想把《大学》、《中庸》变做帝王们必读之书,必修之课,而且还要他们做到安静修心,不动心、不动情,学做想象中的尧、舜,岂不真到了迂腐不可救药的地步吗?看看历史上的帝王们,连要找出心理正常的,都不可多得啊得
我们讲论《大学》,到现在为止,还是停留在“明德”的“内明”范围.由“致知”到“修身”,虽然研探了五个学养纲目,除了“修身”是介于“内明”(圣)与“外用”(王)之间外,前面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纲目,始终还属于“内圣”之学。如果“内明”(圣)得达“明德”境界,由此起而“外用”用(王)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就须从“修身”立德开始,所以便有“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个非常肯定的提示。由此可以了解孔门心法,始终是遵从孔子著《春秋》的宗旨,志在责备贤者。但须了解,在春秋前后时代,所谓“贤者”这个名词,并非如秦、汉以后,专门把圣贤两个字,当作学养兼备、修道有成者的代号。在春秋的前后阶段,贤者一词,有时候是对在职在位当权者的礼貌称呼。
尧舜周公的好榜样
曾子著述《大学》,是在夫子逝世以后,当时上至中央的周天于,下及列国的诸侯们,都是做君上者,不成其为人君;做臣下者,不成其为人臣的丑角,既乏内养的品性,亦无立身处事外用的德行。因此他以悲天悯人的心情著述《大学),宏扬孔子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心法,留传后世。这也就是孔子“删诗书,订礼乐”,只以师道自居的精神所在。那么,中国文化中“内圣”、“外王”之学的中心精神是什么呢?那你必须要冷静地好好研读《礼记》中的《礼运》篇,它与《大学》、《中庸》是互相关联、绵密一致的孔门心法。其次,还须从孔子删定的《尚书》(书经)去了解。那是用断代史的手法,截去远古史的残破资料不讲,只取有文献可征的史料开始,以唐尧、虞舜作先驱的榜样。然后从传统历史的变革,以夏、商、周三代为继统。但在三代之后,尤其推崇周文王的品德。对于周武王,只是循历史的趋势,当然承认他是一个划时代革命性的象征,有如成汤一样,可以相提并论。但对周室七百余年的政绩,只是如记流水账而已,可取者并不多。特别值得崇拜的却是周公姬旦,尊敬他为中国文化集大成者;又为周室设计分封诸侯建国,联合治天下的封建制度;以及士地公有、权益均等的井田制度,为当时奠定以农业经济建国的好榜样。
孔子重视仁民爱物而尊王
换言之,孔子的尊王主张,是他眼见当时春秋时代的政治、社会演变趋势、文化堕落,当权有力者不以“立德”为功,只以智谋权力作为霸业的手段,天下将必大乱。大乱的结果,当然是民不聊生,吃苦受害的还是老百姓。所以他主张,仍然尊重周室的政权王统,要使他随势“渐变”,不至于大乱。如果要求“突变”,必会造成再来一次如“汤、武”一样的革命,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当时孔子的尊王主张,是由于仁民、爱物的思想出发,并不是如后世的儒生们,只要是那个称王的,就可以如俗话所说,“有奶便是娘”,甘愿臣服而事之。只知道孔子开口尧舜,闭口尧舜,就是尊王。因此后世的儒生,为了出卖学问知识,争取功名富贵,便臣事于人,不管是什么样的皇帝老板,便称他为“当今尧舜”,岂不可笑之至。孔于所标榜的尧舜,是真民主,假帝王。后世与现代的民主,是真帝王,假民主。这个道理界限弄不清楚,便好像《红楼梦》上林黛玉笑贾宝玉的诗所说,“不悔自家无见识,翻将丑语诋他人”,那就无话可说了。
如果你要彻底了解这个道理,明白孔子所代表中国文化史现的奥妙,必须仔细研究子思所述著的《中庸》。我们现在只摘出其中的两句话,作为这个观点的一只眼。那就是于思说的,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即如大禹,也并不提到。因为以尧舜禅让为立德而“止于至善”的标准来看,大禹立功,泽及万世,固然功德很大,但很遗憾的是,他井未在生前安排好继承尧舜之德,却从他的儿子“启”的手里,将中国传统禅让美德,变成了“家天下”,为三代以后所借口,永为天下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