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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

原本大学微言-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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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在后文分别开示,小落一步三摆的风骚小器格局。
    我们读了曾子这一段文章,暂且抛开现代人的观点,来设想他生在存秋、战国之间,传统文化堕落,社会道德衰败,诸侯之间的政治道德浊乱。尤其自夫子崩丧之后,他本身父母之邦的鲁国,也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所谓世风不古,人欲横流,他是何等的伤心,何等的无奈!新兴而强有力的诸侯们,既不知道什么是“王道”之学来平天下,也不知道什么是“霸道”之学来治国家。但是个个都想争名夺利而做头头,那是普遍的现象。所以他只有把平生所学,笔之成文,希望传之于后世。这等于后来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藏之名山,以俟百世圣人君子”,都是具有一番悲天悯人的情怀。

    庄子所见略同
    但我们读了这一段文章之后,也很容易联想到一个他的晚辈,也便是所谓道家的庄子。在庄子的著作里,有一段文章的观点,正好用来作《大学》这一段内涵的注脚,那你便会豁然而悟,叹息宋儒理学家们分门别户之见的不通之处了!
    现在,且让我们列举庄子所说的:
    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
    夫卜梁倚有圣人之才,而无圣人之道。我有圣人之道,而无圣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几其果为圣人乎!不然,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犹守而告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
    有关于庄子,我另有专讲。现在引用他的话,用来反映曾子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一段内涵。说明古来中外的英雄帝王,或是现代的英明领导们、老板们,是否都能自知有没有圣人之才,有没有圣人之道。并且还有一个,便是曾子提出的最重要的“明明德”之德呢?如果缺德,即使是有圣人之才,有圣人之道,也都不够格做一个平天下的人。

    “圣王”须德术兼备
    同样的道理,非常奇怪的。从印度输入的佛学,释迦牟尼也有相同的说法。佛学说到真能治平天下而致太平的帝王(领导),他的功德已等同于佛。这种明王,叫做“转轮圣王”。但他也和中国文化中春秋三世“衰世、升平、太平”的观点一样,转轮圣王也分几等,上等是能致天下太平的金轮圣王,其次是银轮圣王,乃至铜轮圣王、铁轮圣王。昕谓转轮的意思,便是力能挽救一个时代,等于转动时轮,使它转进太平,才算在历史上具有圣王的功德。那可不是民俗所误解的,只在阎王殿上坐着,要人死命,鬼馄一场,便叫他是“转轮王”。其实,那些都是混世魔王啊!
    因此,佛也讲了一次治世帝王学。弟子们记载下来,便叫作《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经》。其实,他所说的“仁王”,是翻译中文时,为切合中国文化,借用儒家所说仁爱的“仁”字。换言之,就是“圣王”之学。不过,佛说的太过偏重于“内明”之学的修养,但说圣人之道,而不说圣人之治术,所以只好在佛教寺庙里流传,当作和尚们修“护国息灾”用的祈祷文了!总之,治世的德术,在两千年前,在中国整体文化中的儒、道两家为主,连带法家、兵家、纵横家等学术之外,后世中外所有的著作,可以大胆地肯定,都是末流枝节而已,可以救一时之弊,而不足为千秋定论。也许,我也已落在偏见之中,不可认为定论,敬请见谅。
  现在再从“明明德”开始,一路下来,由“知止”直到“虑而后能得”一节,我们把它暂且归到个人自利的“内明”修养,而达到自立的“明明德”。每一个进步的程序,都有它的境界和实效。现在又忽然来一个峰回路转,把“明明德”推广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上去。也等于说,把它推展到“在亲民”的作为上去,倒也顺理成章,言之有理。但指标摆得那样高,目标又那么大,却又把它的中心重点,紧箍在个人学养的“诚意、正心、修身”的范围。
    这就好像要你出來试一下身手,去做一番“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业,却又要你称量一下自己,是否自己的学养已经达到真正“诚意、正心、修身”的标准呢?这岂不像叫一个人已经跃马挥鞭,正要扬长而去,他却又来当头泼你一桶冰水,使你只好兜转马头,赶快回家去抱枕头,静思反省一番吗?
    要你沉思反省,那也可以,但他又再出一个难题,告诉你说,你要做到真正的“诚意、正心、修身”吗?
    那你必须要明白“致知”的“知”啊!你想要明白这个“致知”的“知”吗?你必须“格物”了才可以啊!反过来说,你真能做到了“物格”,便对那个“知至”的“知”就一定明白了!明白了“知至”的“知”以后,你才知道当初由“知、止”到“虑、得”所明悟的“明德”之妙用,才能真止做到“诚意、正心、修身”品德,然后才可以有自知之明,可以知道自己立身处世的方向。那么,“齐家”也好,“治国”也好,“平天下”也好;或是尽此毕生一世,高卧林泉,老死牖下也好,都可以无憾平生矣!但“物格知至”的“知”,以及与最初“知止而后有定”的“知”,是同?是异?却不可笼统认定,此中大有文章啊!

    胎儿是否有“知”?
    现在先由“知”这个字说起。当然啰!  “知”,就是人性本有能知道的知觉作用。如果只当作这样理解,那“知”的作用,也够下上是什么“众妙之门”了。我们照现代的习惯,用研究科学的分析探讨来说,例如一个婴儿,当他在胎儿的阶段,你说是有知?还是无知?这也正是现代生物学与医学所追寻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确切的定论。
    其实,当婴儿住胎的时候,是已经有知的。不过,人们却将胎儿的这种“知”性,叫他是本能反应,或是生理反应而已。当婴儿出生以后,这个知性,似乎远不及生理的物理反应明显,换言之,不及感觉作用的明显。这是因在婴儿初生及其成长阶段,后天知性的意识分别作用,尚未成长熟习,所以他的所“知”性,只偏重在生理物理的感觉状态上发生作用。如饿了、痛了,或不舒服时,就会哭。其实,知道有感觉,也可以说感觉知道了,都是知性的所“知”之作用。只是我们成人,把纯属于思想、思维的作用,叫做“知性”,萇全只把知性的比较善良面的,叫它是“理性”。把属于感官及其神经作用的生理反应,叫做“感觉”。在感觉的时候,如果起了辨识的作用,就叫“知觉”。在感觉或知觉的过程中,同时又起了所谓七情六欲等作用,这种一时的心情状态就叫作“情绪”,这种情绪持续较长的时间,就叫作“感情”。不论是一时的情绪,或较持久的感情(现代人又叫做“感性”),经年累月累积下来,又形成了每个人的习性,而成为人格的一部分。这些复杂细微的各种心理状态,其实,都是涉及广义的“知”的一个妙用。
    如果要再深一层研究探讨,那么,一切生物中的动物,是有知性的吗?答案,有的。只是和人类的知性相比较,在许多种生物类中,它在知性的作用上,占有多少成份的差异而已。所以说一切具有灵知之性的,便叫做“众生”,这个名称,最初出于《庄子》,后来翻译佛学,被久借而不归了,似乎变成佛学所独创的专有名称。那么,例如细菌、微生物、植物等,也都有知性的吗?答案:这个很难说。照现在科学的分类,这些只有生生不已的功能作用,是属于化学物理的作用;但如再向上细推,自然物理的化合,生生不已,它是一种形而上本体功能的生知,或是感知,待将来科学与哲学重新会合时再说吧!

    王阳明如何“致知”?
    好了!我们自卖风骚,在这里大吹大擂,乱扯到自然科学的问题上去,那会把专学科学的人们笑掉大牙的。但我们为什么会在讲到“致知格物”的时候,牵扯到这些问题呢?
    第一,大家要知道,在八九十年前,即将推翻满清的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大革命的前期,由西方学术源源而来,输入东方的时候,我们同时通过日本,翻译西方丈明中自然科学的知识。当初,便把自然科学叫作“格致”之学。这个译名,就是取自《大学》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的字义而来的。所以我们在讲解的推理过程中,也不知不觉地牵扯到了。
    第二,大家要知道明代理学的大儒王阳明,他在少年时期,研究探讨儒家的理学,好学深思,要想明白“致知在格物”的真义,便曾对着竹子,用心去格。竹子是物,用心对着竹子在格物,这不能说是不对吧!他是打起精神,用心不乱,专心致志去格竹子。不像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样轻松潇洒;也不像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那样的闲情逸致。所以他格了不久,格到心胸发病了!因此,后来他才下一定论,“格物”的意思,是格去心中的物欲,并非是对着外物来硬格的。

    明辨“能知”与“所知”
    现在最重要的,仍然先要回转到知性之“知”的问题上去。前面我们提过当婴儿初生的时候,本来就具备有先天而来的“知”性,但他经常处于一种安稳的状态中,自有一种明暗不分、恍恍惚惚的境界。当然不是成人以后那样已经形成意识,能够分别是非好恶的作用。换言之,婴儿在成长过程中。脑门的头骨合拢,也就是医学所说的囟门严封以后,受到成人生活动作的影响,以及眼见、耳闻,有关外界环境等等的薰习作用。那个自我与生俱来知性的“知”,就会分化演变,形成后天的意识,并且具有思想的知觉作用,同时又具有触受的感觉作用。由于知觉和感觉两种作用交织,便形成有了意识思想以后的“所知”性。
    这个“所知”性的“知”,足我们姑且把它划了一道界限。另把那先天与生俱来的本能知性的“知”(并没有加上后天成长以后,所知分别的善恶是非等的习染),叫它是“能知”的“知”。这也就跟王阳明取用《大学》、《孟子》的说法,所谓“良知”、“良能”的“能知”相同。但这里所说的这个能知,是限于人类有这个现实生命的阶段。是从生为婴儿开始,本自俱有知性而命名的“能知”之“知”。并不概括最初的原始生命,如哲学所说的形而上本体功能的“知”。这点必须要特别交代明白,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讲形而上学的本体论。
    如果你了解了这个与生俱来的“能知”之“知”,和后天意识形成以后的“所知”之“知”,那你再回转来读“大学之道”的开始,他首先所提出“知止而后能定”的“知”,是指人们从成人以后“所知”性的“知”开始修养,渐渐进修而达到“虑而后能得”的“明明德”的“内明”境界。他继“虑而得”以后,既要开发“明明德”的“外用”、“亲民”之学,耍想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功,必须先要达到“诚意、正心、修身”的学养时,再又提出来“致知在格物”的“知”。它和“知止”的“知”效用不同。因此,就可以明白它有“能知”、“所知”的界别了。因为上古文字,习惯于简化,以一字概括多重概念,屡见不鲜。倘使弄不清这个道理,那你读古书古文如《大学》的“知”啊“知”的,一路知知到底,反而使我们越读越不知其所以了!还不如不知的好。
    那么,这个“能知”、“所知”的“知”,它和我们能思想,能知觉的“知”,同是一个功能吗?在所起的作用上,它有差别的效用,所以在辨別的名称上,就有各种不同的名词吗?答案:你说对了。所以《大学》开始所提出的“知止”的“知”,到了后来便转用“虑而后能得”的“虑”字,因为古文的“虑”,就是后世所用的“思”字。换言之,思虑的思,正是知性功能的前驱作用。

    “生而神灵”参《内经》
    在我们上古以来的传统文化中,周、秦之先,诸侯各国的文字语言尚未完全统一,因此,对于这个与生命俱来的“能知”的“知”,用处不同,所用的文字符号也就各有不同。有的叫它是“神”,有的叫它是“灵”,有的叫它是“思”。甚至,如汉、魏以后,翻译佛学,又叫它是“智”,或者,干脆用梵文音译。叫它是“般若”。例如我们的上占史上描述老祖宗黄帝轩辕,便有“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的记载。所谓“生而神灵”就是说他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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