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大学微言-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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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更好了。那么,我们以后在讲解、研究时,就方便多了。现在,请大家看看原本《大学》的原文是怎样说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静,静而後能安,安而後能虑,虑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後,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诚,意诚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齐,家齐而後国治,国治而後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後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诗云:“瞻彼淇澳(音郁),菉(绿)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诗云:“於戏(呜呼)!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於(音乌)缉熙敬止。”为人君,止於仁。为人臣,止於敬。为人子,止於孝。为人父,止於慈。与国人交,止於信。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zhì愤怒),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僻)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国。
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後嫁者也。
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fèn败坏)事,一人定国。
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後求诸人。无诸己,而後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
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tè差错),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xié)矩之道也。所恶於上,毋以使下;所恶於下,毋以事上;所恶於前,毋以先後;所恶於後,毋以从前;所恶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恶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lù羞辱)矣。
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
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菑(灾)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於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这就是原本《大学》的原貌。大家如果读过朱子所改编的《大学》章句,可能一时不能习惯,甚至有突兀之感。但我们这次讲解,为什么不用朱子的改编本,而要用原本《大学》的本来面貌呢?我们在以后的讲解中,会充分地说明其中的缘故。现在,再次希望大家,先把这篇富有齐鲁文化之美的大块文章,先行熟读、背诵。
丙子年的初秋,也就是一九九六年的八月底,有一位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来访,他是刚从美国到湖南,参加岳麓书院孔子会议返美,路过香港,事先经人约好时间,所以才有见面一谈的机会。不是这样,我实在没有剩余的时间,可以与宾客应酬。平常有人问我,你这么大的年纪,还忙些什么呢?我只有对之苦笑,实在说不清楚。因为一个真正立心做学问的人,实在永远没有空闲的时间。尤其是毕生求证“内明”之学的人,必须把一生一世,全部的身心精力,投入好学深思的领域中,然后才可能有冲破时空,摆脱身心束缚的自由。这种境界,实在无法和一般人说,说了别人也不易明白。
自幼诵读益处多
话说回来,这位名教授来访,谈到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汉学(中国文化)会议上,中外学者到了不少,大家共同研究读“四书”之首的《大学》一书。当大家研究开宗明义第一章,讨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各人都发挥自己的观点,很久,还没有一致的结论。有一位来自国内某一有名大学的学者便抢着发言说,我看这个问题,何必浪费精神,花很多时间去讨论,只需把“明明德”的第一个“明”字去掉就好了!全场的人听了,为之瞠目结舌、啼笑皆非。
这位教授说完了这个故事,当时我们在座的人,也只有为之一笑。我便问:后来怎么办呢?他说:后来我就私下对他说,你太狂妄了……。这个人最后才向大家道歉。我听完了说:我几十年,在国外,甚至在国内,听过这样的妄人妙(谬)论太多了,所谓“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但我心里不但震惊万分,同时也惭愧自责,感慨不已。
因为我在童年正式读家熟(就是请先生到家里来家教),开始就是先读《大学》,要认真背诵《大学》。长大以后,转到民国初年所谓的洋学堂读书,对于《大学》、《中庸》,早已置之不理。但因为基本上有童子功背诵的根底,所以在记忆的影子里,始终并未去掉。后来在中央军校教授政治课,又碰到要讲《大学》、《中庸》,因此,驾轻就熟,至少,我自己认为讲得挥洒自如。接着在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四川五通桥,为了地方人士的要求,又讲过一次《大学》、《中庸》。每次所讲的,大要原理不变,但因教和学互相增长的关系,加上人生经验和阅历的不同,深入程度就大有不同了。
但开风气不为师
到了台湾以后,步入中年,再经过历史时代的大转变,对人对事的了解更加深入。正如清人钱谦益的诗所说:“枥中老马空知道,爨下车劳枉作薪”,颇有感慨。所谓“枥中老马空知道”,钱诗是感叹自己虽然是一匹识途的老马,但马老了,毕竟是无用了,只能作废,把它豢养在马厩里,当作一匹千里马的活标本罢了。“爨下车劳枉作薪”,十九世纪以前,中国用的车轮,都是木头做的。这种木头的轮子,在长年累月的旋转奔走之下,外表已磨得损坏不堪了。乡下人把它换掉,拿来当柴烧。当些烧没有多大的价值,因为叫它做“车劳”。“爨下”,就是指烧饭的灶下。你只要读懂了这两句诗,也就可想而知我的心境了!
因此,当时对蒋校长所著的《科学的学庸》,虽然并不能认同其见地,而且我对学问的态度,也决不苟且,但政治部邀请我去讲,如果我拒绝,在当时的人情面子上,也是势所不能。这中间微妙关系的自处之道,正如《大学》后文所讲“缗蛮黄鸟,止于丘隅”,“于止,知其所止”,完全在于操之一心了。
而今回想起来,我也真的有过很多次冲动,希望有一两个后起之秀,能够立志研习原始儒家的学问,我将为之先驱,如清人龚定庵所说的“但开风气不为师”。然而,我也毕竟失望了。我也曾经对一般成年的学者同学们讲过几次,希望记录成编,但每次的记录,我都不满意,又加舍弃。不是同学记不好,实在是我讲得不透彻,讲得不好。古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不过,要真正做到百无一用的书生,确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代价也太高大了。
《大学》,是“四书”的第一本书。《中庸》,算是第二。其实,这样的推算,是根据历来“四书”印本的编排次序而说的。说实在一点,《大学》是孔子的学生,曾子(参)所写的一篇学习心得论文。《中庸》是曾子的学生,也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写的一篇学习心得论文。从宋代开始,把编入《礼记》中的这两篇论文抽出,和《论语》、《孟子》合在一起,总名便叫“四书”。
被误用于考取功名
如果我们把时光倒流,退回到八九十年前,提起“四书”,几乎是无人不知。它的威名,把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读书人的所有思想,十足牢笼了一千多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大致都不敢轻越雷池一步。特别从宋代以后,再严谨一点来说,从南宋以后,一个知识分子,想寻一条生活的出路,尤其以考取功名,达到读书做官的谋生之道,非熟记四书,牢牢背得四书不可,尤其要依据朱熹的见解,就别无偷巧的办法。这也等于现在的年轻人,起考进学校,取得学位,就要死背活啃课本上的问答题,都是一样“消磨天下英雄气”的关限。除非你像明末清初时期山西太谷一带的同乡们,第一流头脑人才,必要经商致富,真正没有这个勇气和胆识的,才勉勉强强去读书考功名。
元、明以后到清朝六七百年来,所谓三级取士的阶梯,由县试考秀才,进而从乡试(全省会考)考取举人,到全国大考,进京考进士,中状元,始终不离开四书、五经――《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这一连串编成的书本。不然,纵使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能通诸子百家之学,但文不对题,离开考试取士所用的四书、五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