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7-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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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长大了，七八岁了，可以上学读书了。那时候，他们老虎是不怕了（当然，要真碰上我想还是会怕的），却怕起了人。有的怕父母亲，有的怕老祖父祖母，有的怕哥哥，有的怕姐姐。有的索性统统都怕，凡是大人都怕。说真的我就是这样的人，天不怕地不怕，但怕人，所有大人：长辈，老师，亲眷，村干部，老熟人，陌生人，见谁怕谁。大部分孩子都像我一样，因为怕大人，我们总是设法躲着他们，讨好他们。天黑了，想到回家迟了要挨打骂，赶紧回家。天亮了，想到上学迟到要挨老师的骂，赶紧起床。在外面闯了祸，比如跟同学打架，不小心损坏了公物，考试得了低分，等等，往往吓得不敢回家；回了家，跟贼似的避着光走，顺着黑钻，听见大人咳嗽，吓得胆战心惊——因为上次挨打的记忆或伤痛还鲜明着呢。我可以说，大部分孩子都这样，活着就是为了避免大人的打骂，避免打骂成了我们的紧箍咒。就这样，慢慢地，大部分人都成了一个模子挤压出来的乖孩子，老实规矩，胆小怕事，懂礼貌，守纪律。也就是常人讲的可爱。
不过，也有个别孩子是不怕长辈的，因为他们是“独苗独根”。独生子。独养女。他们的父母害怕孩子有个三长两短，断了香火，把孩子当宝贝养，当小皇帝看，什么都顺着他们来。指东指西，说一不二。他们在放大的溺爱中成长，自然变得有恃无恐—一旦仅限于在家里。走出家门，他们甚至都怕我们。可以说，他们是温室的盆景，连大的太阳光都怕。当然，他们最怕的肯定是学校里的老师。我注意到，这种在家里头称王称霸的人，在学校里往往特别怕老师。比我们还怕。也许是因为不怕家长的缘故吧，家长总是把老师的威严过分地夸张了。这些孩子一旦跟你闹矛盾，你要想制服他们，很简单——只要把老师当镇山宝剑抬出来，对他们念一声，我要去告老师，甚至随便喊一声，老师来了……他们就蔫了。这我以前试过的，屡试不爽，保准管用。
孩子是这样，大人更是如此，几乎人人都有各自害怕的人和事。要说怕的事就太多了，没法说。大人嘛就是事多，一家子大小的吃喝拉撒，房前屋后，邻里妯娌，村里队里，从前以后，事堆着事，能没个三长两短，斗来争去的？到处都是斗争、竞争，争先恐后，争权夺利，争来争去，天大的胆子都吓破了。狗怕人，人怕事，这在哪里都一样。所以，说事是没法说的。说人吗？有的男人怕老婆，有的女人怕老公；有的男人不怕老婆，可总是怕着谁，这人没准是生产队长，或者是大队会计，或者是治保干部，或者是隔壁邻居。有时甚至是一个表面上文文气气的新媳妇，或者老姑娘什么的。女人的情况则更不要讲了，多半女人都怕自己的老公，或者婆婆。我在乡下经常看见这个或那个的男人或婆婆当人面刮自己老婆或儿媳巴掌、耳光的事情。有的男人还野蛮兮兮地把女人拖在路上，跪在膝盖下或者捆吊在屋梁上呼呼啦啦地毒打，那骇人的模样，我至今想来还觉得可怕。这样的女人你想，她们会没有怕的吗？
有的是。
多的是。
她们跟怕鬼似的怕这人那人，或丈夫，或婆婆，或公公。怕煞！
有个孤老头子，辈分蛮高蛮高的，村里人无论谁都敬重他几分，逢面总亲亲热热喊他大爷大伯大哥什么的，适时还邀他上桌子吃饭。我原来猜测他总不会再怕什么的。可不。有一回，我知道他也有怕的。他怕死后没人哭丧，魂入不了阴间。甚至，他还担心死后有人伤天害理，偷偷调换他的硬木棺材。他有一口朱红光亮的上好棺材，搁置在堂屋里，谁见着都要夸奖一通：好啊，值大价钱呢！谁不喜欢好？这些话听着就觉得不对头，话外有话，心里有鬼，能不怕吗？
据讲，这棺材是他壮年时光就预备好的，确实很好，我见过。
总之，一句话：那些人，乡下人，不管谁似乎都是有自己害怕的东西，或人，或事。
也许城里的人见识广，知道的道理多，胆量一定要比乡下人大得多。小时候，在没有进城之前，我经常这样想。
可后来我去到城里看，发现城里人似乎比乡下人还胆子小，害怕的东西简直是太多太多了。他们不光在家里头怕这怕那，还在单位里、社会上怕这怕那的。我第一次进城的那会儿，城里正在搞什么“大革命”，天天抓人、斗人，闹哄哄的，戴红袖章的人满街巷地乱窜，大街小巷到处粘满大字报、红标语。夜里，时常枪声、打砸声四起，吓得居民们都不敢踏出家门，只好终日关在家里，从窗户里偷偷地打量外面世界。那种目光，你一看见就会知道，他们心里有多么的害怕——那是一种提心吊胆的目光，像一只挂花之猎物的目光，充满警觉和悲情。
看着城里人害怕的劲头超过乡下人，我实在想不通，理解不了。当时我还小。大约十来岁吧。我只是想，等自己长大了，长出胆子（那时光我们都相信大人说的，小孩是没有腰子和胆子的），我的胆量准会大得多，害怕的东西准会少得多。于是，我格外希望自己快快长大——不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有一个能让我无所畏惧的“胆量”。
光阴荏苒。我十八岁了。正当年。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血气方刚。意气风发。我的臂力可以举起一个跟自己一样重的人，我的胃口可以吃下一只三斤重的土鸡，我的朋友也有七八个——如果我们联手打架，街上的流氓阿飞也怕我们。就是说，十八岁的我并不怕流氓阿飞，但我害怕的东西却比以前更多。很多。多得一时半会儿说不清。虱多不怕咬，太多了反而不想说了。
你是不好意思说吧？
不，跟好不好意思没关系，再说，也没什不好意思的。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又不是就我一个人这样。那时我们家住在一栋临江的黄色筒子楼里，楼里住了有十好几户人家，跟我差不多年龄的人也有十几个。不瞒你说，他们，我的同学，朋友，邻居，都跟我一样，怕的多。有的还不及我，比如，我们家楼上有个女孩子，读书成绩一般化，但她就是想考上大学。这就是矛盾：想考上又怕考不上。考不上怎么办？嫁人。她爸爸说，考不上就嫁人。她妈妈又说，考不上大学又能嫁什么人，顶多嫁个环卫工吧。她说，嫁给环卫工她宁愿死。她爸爸妈妈都说，那你就争取考上吧。可她觉得自己考上的可能性很小，结果就在高考的前一天夜里失踪了，三天后，她的尸体从江上漂起来。那一年，她十九岁。
我记得，那天街上的人都去江边看了她的尸体，包括我，包括一个在“文革”时候被红卫兵打傻的老诗人。老诗人突然诗兴大发，像个英雄一般地立在江边，琅琅有声地吟唱了一首诗：
。08：11
十八，岁，十九岁，
豆蔻年华，出水芙蓉。
小女子，江上漂，
命断黄泉，生不再来。
红卫兵，红卫兵，
袖章鲜红，拳头血红………
我听着他的诗，就知道，老诗人也是一个有怕的人，虽然他傻了。
再比如，有个九岁的小男孩，他虽然没住在我们这栋楼里，但我可以经常看到他，因为每到星期天，他总会和他妈妈一起来我们楼下的音乐老师家学弹钢琴。有一天，老师一边弹着钢琴一边呜呜地哭，把楼上楼下的人都惊动了。问她为什么哭，她说她有个学生，一二个才九岁的小男孩，因为害怕他妈妈天天日里夜里地逼他练钢琴，他竟然在被窝里用剪刀剪掉了自己三个手指头。
用剪刀啊！
三个嫩嫩的小手指头啊。
还有一个人，也是因为怕，干出了比这个小男孩还要惊心动魄的事。他曾经就住在我家这间屋子里，我们家人住前不久才搬走，可以说，我们住进来时，屋子里一定残留着他的气息。我们不认识他，但我们都知道他很混蛋，是那种偷偷摸摸的混蛋。说白了，就是个小偷。三只手。因为是三只手，城里的姑娘都不愿意嫁给他，他只好娶了一个乡下姑娘。乡下姑娘生得楚楚动人的，到了城里，就变得更加楚楚动人。她经常头上戴一朵娇嫩又喷香的栀子花，嘴唇红润，走在大街上，看她的男人很多。其中有个人说，她男人经常偷人家的东西，我们也偷他一点东西吧。就是说，他们不满足光看她，他们想采取一点行动。于是，有个男人给这个女人写信，塞纸条。但乡下姑娘只认得几十个大字。看不懂纸条，只好请三只手帮忙看，翻译。三只手以为女人在故意气他，给他难堪看。于是，怀恨在心，他恨写信的男人，也恨自己的女人。关键是。他女人并不知道纸条上的真正内容，所以没有刻意去回避与那个给她写信的男人的正常往来。三只手看在眼里，恨在心里。恨之入骨。恨也是怕——他怕女人给他戴绿帽子。一个城里人，戴一顶乡下女人的绿帽子，这个脸面就丢大了，比当三只手还要丢人现眼！是可忍孰不可忍？忍不了！于是，发生了惊心动魄的可怕事——太可怕了，可怕得我不敢说……
你知道，我很胆小，太可怕的事是不敢说的。
其实我知道，大家都很胆小，即便我说了，可能也没人敢听。
那就免开尊口吧。
什么人有可能胆量过人，无所畏惧的？以前，我总想，只有军人。他们穿着威武的制服，手里还有枪，枪里还有子弹，还会怕什么呢？我想不出来。
好啊，做一个无所畏惧的军人多神气！
于是，我当兵了——你们知道，我真的当过兵，扛过枪。
可是入了伍，我才发现，我错了，部队里的人照样有他们怕的，而且也许是由于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吧，他们怕的东西特别五花八门，稀奇古怪，什么都有。比如，我知道我们连队有个农村兵，是江西人，家里很穷，他带着像台阶一样节节攀高的三个远大的理想来到部队。最高的那个理想是提拔为干部，娶个大城市的姑娘，做个大城市的公民；其次是转个志愿兵，在家乡县城娶个姑娘，留在县城；最不行的也要人个党，退伍回家，好争取进乡政府找个工作。就是说，他在部队必须入党：要提干必须入党，要转志愿兵也必须入党，最差的也要入党。入党是实现他人生多重理想的基础。底线。底线当然是绝对不能破的，当然也是他绝对害怕破的。为了做到不破，他经常天不亮就起来打扫卫生，军训一完就往连队农场里跑，给我们种菜，喂猪，养鸡，放鸭。后来发现有不少战友在同他竞争，他索性天天半夜起来，摸黑去劳动——争先恐后！结果，一天夜里，他在瞌睡中一脚踏进一个深水池塘，牺牲了——他不会游泳。
再比如，警卫连有个山东人，是文书，人长得很英俊，浓浓的眉毛，大大的眼睛，很精神的样子。他入伍前已经联系好工作，去县政府开车。他来部队其实就是为了学开车。但警卫连每年只有一个学驾驶的名额，他怕这个名额给一个山西人竞争去，便常常用心良苦地在指导员面前诬告山西人，说他如何在底下讲指导员坏话。指导员开始信了，后来又怀疑了，便暗中试探他，考察他。几个回合下来，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真相大白。于是，指导员惩办他，连文书都不让他当，叫他去大门口站岗。他每天挺胸收腹，双脚并拢，肃立于大门口，看着一辆辆汽车驶进开出，活活地看了两年，一事无成地回去了。走的时候，哭得跟个姑娘家似的。你很难想象一个大男人会那样哭，可他就是那样哭了。嘤嘤地哭。哭声如蝴蝶一般翩翩飞舞，听上去挺可怜，也挺可怕的。
还有位老兄的情况似乎并不可怜，但很荒唐。他是个干部，是修理发报机的技师。他的特点是嗓门很大，但视力不好。这是决定他最后倒一场大霉的关键。长话短讲就是：有一天他去洗澡，澡堂里热气腾腾，他趴在浴池边上请人替他擦背，还闭目养神。其间一个大块头从浴池里走出来，因为能见度低下，不小心在他肚皮踏了一脚。当时他本能地信口骂了一句脏话：他妈的，你瞎眼了！也没看清那人终究是谁，只印象是个大块头。稍后，帮他擦背的人告诉他，挨他骂的人，也就是踏他肚皮的人，是我们政委同志——我们政委确实是个大块头。这下他可吓坏了，回到家里一口气给我们政委写了一封洋洋四千多字的检讨信。我们的大块头政委看过这位老兄的信后，很有些摸不着头脑，因为那天他并没去洗浴。可政委是一方首长，日理万机地忙，哪有工夫跟他来对质这种鸟事？他把信看了一半就丢了，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就是说，我们的技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