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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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或其它什么地方，正在策划另一场革命。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袁世凯采取的措施

　　6　袁世凯采取的措施　　面对各省混乱无序的压力，袁世凯坚持毫不延迟地强化军队的战斗力，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举措。他安抚了整个国家的民众，使他们对中国的所有朋友都心怀敬仰。　　他采取的另一个聪明举措是邀请那些曾经被慈禧太后驱逐出境的改革派领袖回国。在这之前，康有为一般是不会接受邀请的。当他最终回国后，拒绝了提供给他的所有职位。梁启超回国后，被任命为司法总长。1913年冬，我又一次在北京见到他。他正急着为他打算研究英语文学的女儿寻找一位女教师。我向他推荐了鲍登－史密斯（）小姐。她是一位英国将军的女儿，毕业于英国的剑桥大学和美国的康奈尔大学。（就在那次见面时，康有为谈到了他对上帝的父亲身份和人类之间的兄弟情谊的信仰，并说总有一天所有的民族将联合为一个政府。）尽管新政府也设立了一个教育大臣，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1915年，除了国立的北京大学外，各省都缺乏能够满足需要的大学来训练中国学生研究各个高级的学科。这是共和中国的薄弱环节，因为她已经把教育从它占据了无数个时代的高高在上的宝座上拉了下来。　　在教育方面，袁世凯从来没有采取任何值得一提的政策措施。他所任命的第一任教育总长是个翰林。那人在德国完成了学业，吸收了尼采的错误理念，认为军国主义是最正确的理论。1914年，这位政府官员在上海做讲座，宣称对人民来说，宗教是最不需要的东西。在我这本书付印出版的过程中，共和国第一任总统那麻烦不断的人生画上了句号。进一步的评论也就不必要了。　　7　宗教活动　　从1910年开始，李佳白（）博士在上海他的“尚贤堂”每月组织一次研讨会，研究中国不同宗教各自的优越之处。我被邀请担任外方主席，还有一位中国人担任中方主席。他邀请了儒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领袖人物主持讨论会，每人就自己的宗教写一篇论文。根据规则，任何人都不能考虑其它宗教的错误，而只能考虑其它宗教所带来的好处。一开始，参加研讨会的很少，但革命爆发后，来参加的人就很多了。而当某些有名望的宗教领袖做报告时，听众多得大厅里都容纳不下。　　8　会见首席毛拉　　1910年，我会见了在北京的伊斯兰教首席毛拉。谈话中间，我问及是否出身伊斯兰教家庭的政府官员，例如两江总督马贻新——他在七十年代被刺杀，会遵守伊斯兰教的教义？还是，他们在为官生涯中践履的是儒家的信条？他的回答是，恐怕马总督更是一个儒教徒而不是伊斯兰教徒。换句话说，伊斯兰教徒采取的是耶稣会士所实行的策略，把儒家看作是一种世俗的思想体系而不是一种宗教。　　当问及伊斯兰学校是否仍然用阿拉伯语教学——像我在1875年看到的那样——时，他回答说，教授阿拉伯语，只是出于神学研究的需要；在普通伊斯兰学校中，学生们根据政府规定，接受现代教育。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上海的宗教大会

　　9　上海的宗教大会　　1911年革命后，社会上有一种很强烈的观点，认为不仅中国政府在治理国家上失败了，就是中国的宗教也没有成功。在上海最大的会议大厅里，改革派的领袖们召集了一次全国性会议，李佳白先生、我、还有几位中国演说家被邀请在大会上讲话。地板上座满了男性听众，走廊里拥挤着女士们，还有数百人连大门都进不去。当我们呼吁中国在宗教及其它方面的事务上进行改革时，听众的反响是最真诚最热烈的。　　此后，佛教徒和道教徒定期举行集会，讨论的是这同一个问题。李佳白先生和我，还有另外一些传教士，经常接受邀请，参加他们的宴会，并在饭后的讨论会上发言。道教的大教长这时来到了上海——他的家在广西，我们经常见面。一些虔诚的宗教领袖经常到我家来讨论宗教问题，往往待到下半夜还不走。在全国内重建宗教，这种观点越来越具有普遍性。　　1914年，欧洲的大战　爆发后，大家都认为不宜继续在尚贤堂举行这种国际性会议。　　10　山东英国浸礼会大会　　1912年秋，在中国的英国浸礼会召开了它的第一次联合大会，与会代表十三名，来自山东、山西、陕西和上海。会议是在青州举行的。将近四十年以前，我在这里开创了浸礼会的工作。这次大会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次巨大的激励和鼓舞。在我们这次教派会议结束之时，我们很吃惊地收到了城里的非基督徒的请求，他们要向教堂申请一笔贷款，用于举办一次公众集会，对基督教会引进的每一项改革措施表达感激之意。超过一千人参加了大会，其中有来自公立学校的师生，也有社区各界的代表——包括伊斯兰教徒和满洲人。一队士兵负责维持会场秩序。很多官员讲了话，其中有一位还朗诵了一首专为这次集会写的诗。那场面令人感到十分欣慰，十分快意。　　11　参观山东崂山　　1913年8月，在翻译著名的传说和寓言——《西游记》的过程中，我很希望去看一看作者——一位著名的道士——的家。他在山东东部海角上的许多道观里住过。东去崂山，要经过青岛。1913年的青岛，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现代文明的中心，处在德国人的控制之下。崂山里边有很多道观，它在道教中就像浙江天台山在佛教中一样有名。据说，秦始皇大帝曾到崂山寻找长生不老的药。在靠近中心道观——泰清宫——的一块石头上，刻有铭文，纪念秦始皇登临崂山。　　山里散布着二十余座道观。但无论是建筑的漂亮程度，还是其中的雕塑艺术品，都不能与天台山的佛教寺庙相比。它们更像是农家的房舍，建在相距差不多几十里的不同地方。除了华荫庵属佛教外，其它都是道观。　　在崂山靠近青岛的山顶上，有一个疗养院，名字叫麦克伦堡之家，德国人经常去那儿。其它国家的人住在那儿花费要稍微高一些。我在那儿住了几个晚上，白天去逛附近的道观，并参观他们的宗教典籍。那些道观并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于是我决定继续前进，去参观中心道观泰清宫，那儿住着一位大道长，山上所有道观都处在他的掌控之下。泰清宫是最远的道观，一天之内走不到。由于路崎岖不平，天气又特别炎热，我乘了一顶轿子赶路。那天正是8月的最后一天，尽管坐在能遮挡阳光的轿子里，过高的气温使我手背上的皮都爆裂了。　　傍晚时分，我到达属于佛教的华荫庵。从它的建筑来判断，从前它一定是非常繁华的，但它的好时光如今一去不复返了。在这里我住了一夜，睡觉时枕的是一截子木头。我没能见到庵里的住持，因为他和手下的和尚被地方上的长官带走了，他们被指控吸食鸦片。庵里的佛教经典无人照料，布满了灰尘，有的还老鼠咬过。《莲华经》除外，它比较受人们关注。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泰清宫

　　12　泰清宫　　第二天，我踏着粗糙不平的、布满石块的小径，我来到泰清宫。道长没有外出，他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告诉他我翻译了《西游记》，希望在出版之前，看一看崂山的道观。他把我领进一所很静谧的院子，给我看一间装满了道教书籍的小研究室，我发现那对我非常有参考价值。关于革命、关于宗教和教育，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在所有的题目上，他的观点都是非常有启发性的。他相信，和尚和道士实行的独身生活（道家教规要求道士独身）是不应该继续坚持的，并且他们应该被授以关于世界各种宗教的知识。　　这所道观包括大约十二个院子，每一个院子里都有道士们住的房子。全观里大约有一百多名道士和劳工。后者负责道观所属土地的耕种。大概五、六里之外贫瘠的山地里，有一个村子。很难说清楚村民们是如何谋生的，因为他们看起来没有一点可耕种的土地。每天再落潮时，就会有很多妇女和儿童经过道观的大门到海边去拣拾鸟蛤、海螺和其它贝类。也有一些人会到道观里去，弄一碗小米粥填充饥肠。当我称赞道长的仁慈时，他说：“与你在差不多四十年以前的大饥荒期间所做的相比，这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我们这里有一位老道士，那时他就在青州府，把你在青州赈灾的情况都告诉我们了。与我们的邻居相比，我们观富裕一些，如果不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那我们的心肠就未免太硬了”。　　13　乘木排返回青岛　　在获得了需要的所有信息后，我打听回青岛的最快的路线，因为我不想在如此炎热的天气里再来一次艰难跋涉。道长告诉我，经常有一些运载山草和原木的木排穿越海湾去青岛。一天早上，我们一起去了港口，发现当天下午两点正好有一只木排要趁潮到青岛去。道长替我安排，让他们捎上我。吃过午饭后，厨师又给我准备了一些新蒸的馒头，让我路上吃，然后我们便动身去港口。六七位老道长陪同我走下山，热情友好地与我道别。木排上装载着一大堆原木和山草，有二十到三十英尺高。先用梯子爬了一段，然后拽着一根绳子，我爬到了顶上。坐在上面柔软的“床上”，天空和大海的美景尽收眼底。晚上十点左右，船工们停下来吃晚饭。整个晚上，我躺在草堆顶上，满天繁星近在咫尺。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睡过那么厚的草垫子。一路平安无事，我美美地睡了一夜。第二天黎明时分，就到达了青岛。这样轻松又舒服地回来，我心情很好，给他们的报酬比他们所要的还高。对此他们也很满意。　　在青岛，我拜访了我的一个老朋友奥尔摩（）先生。他是德国的海关专员，对我们广学会在帮助中国、努力为中国人提供合适的文学作品方面所做的工作，非常感兴趣。他曾参观过我的同事怀特赖特（）先生在济南开办的那个极为出色的博物馆，已着手在青岛建一个类似的，并收集了一些山东省的重要文物。他请我为他的图书馆搜集一些最好的中文书籍。　　14　湖南首府长沙　　好多年以来，湖南是中国最排外的省份。对基督徒和外国人最恶毒的诽谤出现在这个省，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一个叫周翰的政府官员写的作品。他的诽谤之辞被收进了政府的文件——《经世文编》里，广为流传。在他写的小册子里，他威胁说，胆敢踏进湖南省一步的那个外国人将被处死，尸体被切成碎片，分而食之。十九世纪，长江流域爆发了多起排外的暴乱，他的作品对此是大有干系的。然而，由于广学会的作品在官员之间的传播，这种敌意逐渐消除了。1896年，广学会最著名的作者被长沙一所由改革者开办的学院邀去给学生做讲座。在戊戌变法运动中，湖南起到了一个带头作用。1898年被处死的维新派中，就有一个是湖南人；其余四个改革领袖是由湖南巡抚推荐给皇帝的。由于这次过错，他被革职，终身不得起用。另一位改革者——湖南学政——也被降职，终生不得升迁。对改革派的同情唤起了对外国人的好感，传教工作在1897年得以展开。1901年，有了第一所由传教士开办的学校、教堂和医院；同时，一些著名的中国家族，比如曾家和聂家，近二百五十年来一直保持着安富尊荣的地位，他们的某些成员转化成了基督徒，并在当地的基督教教务工作中发挥着带头作用。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1914年长沙之行

　　15　1914年长沙之行　　这次去长沙的主要目的是为联合福音会的杜波斯（）博士开办的新教堂捧场。我是在1914年的6月到达的。当时长沙和湖南的其它一些城市正遭受了可怕的水灾，而在我登陆的那一带，受灾的严重程度是我以前曾未遇到过的：通向城门的街道被淹在了三英尺深的水下；男人们在水里跋涉，沿着街道推着小船前行；商行和店铺的底层都被淹没了，人们都生活在较高的楼层上——妇女和儿童从那儿向下张望，看下面的苦力和行人扛着或背着包裹，艰难地行走。第一个五十码，我们坐在船里，随后乘了一辆人力车，水把车轮子都漫过了。后来到城里时，我乘了一顶轿子。当我离开长沙时，水涨得更高了，以至于乘船从城门里经过时，能用手摸到城门洞的顶部。这是一次五十年一遇的大洪水。　　那天晚上，在邀请来同我见面的人中，有几个有意思的人物。其中有聂先生，是著名将军曾国藩的外孙；还有卫斯理会的华伦（）先生。聂先生的父亲曾经做过上海道台，后又升为浙江巡抚（见第九章）。　　湖南都督姓谭，统治着大约200万人口。他的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