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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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派遣使者到世界各国研究西方文明这一聪明的做法时，我问这位主教，他是否认为那些对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感兴趣的人也应当派遣一个五人使团访问中国，其中两人代表英格兰教会，两人代表非国教信仰者，一人代表苏格兰教会，以便研究在传教中存在的问题。 “啊，不！”他大声说：“我怀疑那完全是不现实的。我们还没有对此做好准备”。 “那样的话”，我答道：“中国人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民族。他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一种在如此小的规模上都不能把各个派别联合起来的宗教，是不适合中国的”。 但也有与这位主教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认为，现在是教内人士和非国教信仰者能够走到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了。 4 J。 B。 帕顿博士 我在国内碰到的值得一提的人物当中，没有哪一个比诺丁汉郡的帕顿博士对中国在义和团事变后的发展更有洞见，也更关切。珀西·邦婷（）爵士和邦婷（）女士把我介绍给了他，他们两人对中国的觉醒也很感兴趣。此后，在他们家里，我多次见到帕顿先生。 除了个体灵魂具有皈依于上帝的需要这种普通人持有的理念外，他还奉持一种终生不渝的信条，就是致力于在大地上建立上帝的天国。他认为，这意味着所有人种、民族和阶级的高度发展。他创立了他自己称为“内在会”的组织，引导基督教会关注群众物质和智力上的改善，以及精神上的成长。为此，他组织了全国家庭读书联合会。他是数不清的组织机构的灵感和激情的源泉，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我发现，他也是设在巴黎的国际教育委员会的成员。在为印度当地农民谋利益的储蓄银行的组建过程中，他也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角色。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爱丁堡大会
9 穆德博士 1901年11月，在中国传教事业的地平线上，升起了一颗耀眼的新星，这就是穆德（）博士。他召集了一次会议，邀请二十名各差会的负责人——来于中国北方的、南方的、中部的还有西部的——到南京与他见面。从一开始，他就亮出了一个宏大的工作规划。在同他乘坐同一艘轮船旅行时，我和他交谈过多次，告诉他我所确立的最成功的传教方式，已在各省府经由中国的官员和学者得到了贯彻。我敦促他派遣工作人员，在文字工作方面与广学会进行合作，但他并不同意这样做。在南京的会上，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厚厚的书，上面写着很多他提前准备的关于传教工作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他依次向每位传教士发问，以期收集正确的信息。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出，他是一个很专断的人，是不可能跟任何人合作的。但他又有自己别出心裁的一套工作计划，要求、希望其它差会帮助他付诸实施。 随着基督教青年会的发展，他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运用到了极致，而那种才智倘若用在他可能从事的任何经营领域，都会使他出人头地。基督教青年会所奠基于其上的那些基本工作原理与美国最成功的商业经营体制是一脉相通的。穆德也取得了对英美两国学生志愿者运动的主要控制权。由此，他接触到最优秀的基督徒学生，得以从中挑出上帝认定的男女选民为他工作。凭着强有力的、富有蛊惑性的演讲以及磁石一样的人格，他令人惊异地打动了欧美学子的心。 我在太原时实行的讲座方法，怀特赖特（）先生先在青州、后在济南在他开办的那无与伦比的博物馆和研究院中也采用过。在去南京的途中，我把这种方法向穆德先生作了详细介绍。 现在，在基督教青年会中，赖于罗伯森（）教授卓越的经营和管理，这种方法在更大的规模上得以成功地组织实施。 穆德博士最突出的成就与1910年爱丁堡大会和1912年成立的永久委员会联系在一起。 10 爱丁堡大会 在中国和印度的传教士团体远在国内教会之前，表达了联合行动的愿望。但在英美两国，都曾进行过这方面的尝试，如分别在纽约和利物浦召开的全世界基督教大会，就是要表明在基督教各派别的合作中所存在的共同利益。在所有这一类联合大会中，穆德博士担任主席的爱丁堡大会组织得最精心，举行得最成功。 因为代表很多，不可能让他们长篇大论。因而，不论他们是主教还是地位不那么重要的人，每人只给七分钟发言时间。我在发言中——自然，讲的还是中国对基督教文学作品的需求——指出，我们的力量之链已暴露出了它最薄弱的环节，而我们在中国的教务合作中最薄弱的环节就是缺乏有价值的基督教作品。 11 爱丁堡大会的永久委员会 爱丁堡大会闭幕时，大家都认识到，传教士的全球合作事实上刚刚迈出第一步。只能说刚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因此，经大会决定，成立了一个永久委员会。穆德先生一直是该委员会的控制者。在担任主席期间，他访问了印度，在那儿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大会；随后又到了中国，召集了五次地方会议和一次全国性大会。在其中的一次会议上，穆德博士提到，我在好多年之前就曾申请二十名工作人员从事基督教文字工作；他很为我惋惜，因为教会协会没有作出回应，他们忽略了应做的本职工作。 在永久委员会的会议上，我特别就两点作过发言。第一，我请求改善传教基金的发放办法，因为迄今为止，分配在福音传播、教育和医药等方面的资金非常充裕，（而分配在文字工作上的却相对较少；第二，我建议传教士协会坚持他们原来的角色，每年就出版的书籍和它们对读者产生的影响，提交年度报告，以便发现哪些种类的书籍效果最好。 从永久委员会最近的工作中，我很高兴地发现，在文字工作方面，他们在将来打算做的比以前曾经做过的要多得多。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研究佛教
1 研究佛教 在上海接受广学会的任命不久以后，我就面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如何改变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不仅改变某个省的人口的信仰，而是改变数量达好几亿的全中国人的信仰。那时，一个很小的传教士团体，经常聚会展开讨论，渴望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原理。大家要求我写一篇文章，解释一下佛教在中国是如何吸引了如此众多的追随者、以至于修建了如此众多的壮丽辉煌的寺庙。为了搜集论文材料，我研究并翻译了一本佛教书籍，书名叫《入佛指南》。这本书虽然很有趣，但我从中并没有得到真正想要的东西。然而，从早在1884年我偶然碰到的一本很出色书里，我弄明白了佛教影响力的秘密。这是篇专题论文，名字叫《大乘起信论》。一位原来是儒生的虔诚佛教徒，也是一位佛教哲学权威，答应在我抽出空来时帮我把它翻译成英语。1891年，在他帮助下，我完成了该书的翻译，但一直没有出版发行，直到由铃木大拙翻译的另一个译本面世。这本书的作者Ashvagosha是大乘佛教学派的创立者。大伔鸾淌枪�1世纪末出现于印度北方的一个新的佛教派别，是作为小乘佛教即原始佛教的反对者兴起的。这个新教派的主要信条有：三世十方有佛无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普度众生、对佛的信仰在修证正果中的重要性、建立佛国净土、舍己救人等。 2 洛宜德教授 这部佛教典籍的教义中包涵的那种基督教性质深深地打动了我。发现其中相似之处的不光我一个人。在1907年上海召开的基督教入华百年纪念大会上，一位朋友送我一本关于日本佛教的书。书中，佛陀（佛教的神）被描述为像上帝一样的神明。作者是一位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叫亚瑟·洛宜德（），曾经是教会差会的传教士。对佛教相似的兴趣使我们通信不断的朋友。第二年，即1908年，我去东京拜访了他。 一天，他邀请了一些都很有意思的人共进午餐。一名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因故未能出席，其他参加者有希腊正教的大主教尼考莱（）、圣公会的主教奥德瑞（）、美国圣公会的主教麦肯（）、美以美会的主教哈利斯（）、驻横滨的英国总领事卡雷·豪尔（）、东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斯布雷格（）、还有驻横滨英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大主教尼考莱一来到便坐到挨着我的沙发上，对我说：“八十年代，你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我只有一份报纸。现在，我有两份了。”我问他，他的工作对象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他非常谦虚地答道：“与我的同事们相比，截然不同。他们在政府官员、领袖和学生中间展开工作，而我实在无知的穷人之间。”然而，我了解到经他一人引导而转变信仰的人，等于另外大多数传教士所转化的人数的总和。午饭过后，洛宜德教授带我们去了他的研究室。在研究室，他请我就我所感兴趣的日本问题提问。我告诉这位朋友，当我发现基督教在远东取得的进展相比之下太过缓慢时，感到非常震惊，很想知道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总领事是个实证主义者，他发表高论说，作为外行，他发现了一个使他感到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传教士和商人对日本人的态度极为不同，前者是肯定的，后者则持否定态度。但在他看来，如果传教士们更少一点神学色彩，更切合实际，对社会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他们的影响力会更大、更广泛。斯布雷格博士于是说道，他认为传教士继续留在日本是个错误；他们应当开路，像圣保罗那样，不断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他们离开后，日本人在他们自己人中间传播基督教的真理，基督教在日本就会发展得更快。洛宜德教授的观点是，基督教之所以发展缓慢，从传教士这方面来说，完全缘于他们对当地宗教和教派状况的无知。其他大多数朋友还不准备承认基督教在日本发展缓慢，他们的讲话或多或少都有自我辩解的成份，也不是很有个性。然而，在聚会结束时，奥德瑞主教说，以前参加这样的谈话，他从来没有学到这么多的东西。 过了不几天，应亚洲问题研究会的邀请，我以儒教为题作了一次演讲。结束时，洛宜德教授特意请我向听众呼吁，要大家热心于各种宗教的比较研究。他认为，那会使传教工作更富成效。当时，洛宜德教授正在阅读两本很有意思的佛教书籍：《莠草中的麦子》和《半个日本的信条》。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日本对佛教的引进
3 日本对佛教的引进 为了更好地理解洛宜德教授有关大伔鸾痰牧硗庖恍┭芯抗ぷ鞯闹匾裕屑柑趵凡牧嫌Φ碧嵋惶帷４髞佛教或者说高级佛教一开始是从朝鲜传入日本的，传入后对日本产生的影响非同寻常。九世纪时，得知佛教是从中国经由朝鲜传入的，日本天皇派遣最澄大师和弘法大师空海出使中国，进一步研究佛教。最澄大师可以看作是日本的路德。使团分乘三条平底帆船，要穿越波涛汹涌的中国海。其中的一只因途中遭遇台风沉没，另外两只也失掉了联系，都担心对方已经遇难。然而，在经过令人难以置信的苦苦挣扎后，两只船上的使者都到达了中国海岸，踏上了前往中国首都的行程。在那儿，他们发现住着不少于三万人的基督徒、佛教徒、婆罗门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传教士。 随同最澄大师一同出使中国的弘法大师空海听说在杭州附近的天台山有一部佛学圣典，就去了那儿，把这本非同寻常的经书弄到手。它的名字是《莲华经》，人们认为，这本神圣经典的功效要超过所有其它经书。与其它经书不同，它不是从陆路而是由海路传入中国的，或许是从埃及传入的。这条海路的存在一点也不使人感到吃惊。根据布鲁克斯·亚当斯（）在他的著作《新帝国》中的记载，早在基督时代之前三个世纪，中国人就已经开辟了通往波斯湾的航路。而到了十八世纪，从埃及到印度的海路交通十分频繁。 弘法大师将《莲华经》带到日本后，它成了“真言宗”最重要的经典，今天在日本，是流行最广的一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远东宗教的发展史并不仅仅是土生土长的当地宗教和教派的壮大，而是一种在整个远东——即使不是整个亚洲——不断衍生的宗教的成长。 4 早期基督教与《莲华经》之间的关联 在《莠草中的麦子》一书中，洛宜德教授充分思考了内涵在“真言宗”中的思想与亚历山大城的诺斯替教派的沉思的相同之处。他们的教义取自《莲华经》。洛宜德教授证明，《莲华经》是一本源于塞西亚（）的古籍的翻译。二至三世纪的“希腊之父”们曾见过原本，二世纪时一位居住在亚历山大城的佛教徒根据翻译写成。在1911年他去世后出版的《半个日本的信条》中，洛宜德教授指出了基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