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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疚唬泄绦杏冒滓廖抟晌适芎Φ慕侵泄欢热糁泄衿渌夷茄捎媒鸨疚恢疲突岬玫酵睦妗薄！ 〖改暌院螅矣忠淮渭剿Ｊ奔涫�1910年，我正在北京。他来拜访我，告诉我说，在他任户部尚书时，他开始安排向金本位过渡，但在他完成谈判之前，另一个人取代了他的职务，这件事就被搁置了。这种延误使中国付出了沉重代价。 鹿传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固执的绅士，以一种巨大的热情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不幸的是，正如他的一个同乡，偏见误导了他，使他无法对事物形成正确的判断。 ⑷肃亲王 这期间，我遇到的另一位有趣的政府高官是肃亲王。他给我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说的是他的宫邸是如何为逃难的基督徒所用的。 在义和团围攻北京期间，不同国家的外国人都将他们的大本营设在英国公使馆周围。正对着公使馆，隔着一条河和一道街，是肃亲王宫邸。当基督徒的教堂和其它建筑都被焚毁后，詹姆斯先生（一开始是浸礼会的传教士，后来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去找肃亲王，说如果亲王和他的家人搬到别处去，把他的王府腾出来让中国的基督徒暂住，那就是无量功德。因为害怕义和团，肃亲王小心翼翼地回答说，如果基督徒从前门进来，他的家人将从后门逃走，做出他们是被驱赶出去的样子，这样可以免于遭受谴责。就照他的意见做了。将基督徒安排在王府里后，在返回的路上，詹姆斯先生落到义和团手里，后来就被杀死了。肃亲王负责京城的治安防卫，开始着手清理和修整街道。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改革者。他的第三和第五个妹妹都在女学中教书。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被朝廷任命为新教差会的代表
3 被朝廷任命为新教差会的代表 这时，外务部正在与天主教北京教区的主教樊国梁（）商讨，以期制定一套条规，在中国政府和天主教差会之间达成更好的相互理解。 早在1899年3月，帝国政府就以政令的形式，对天主教传教士的政治身份作了规定。当我在政界的朋友把这些规定的主题告诉我时，我指出，新教传教士也应享受到同样的待遇，并且我再一次提起了1896年由六位新教传教士起草、我和沃瑞博士进京呈递的教会请愿书。外务部征询我的意见，问我能不能代表新教差会，就有关教会的条规的制定进行协商。我回答说，有一个由传教士大会任命的执行委员会代表新教各差会。同时我表示，我们很乐意一起行动，制定一套合适的教会条规。 然而，7月3日，朝廷颁布上谕如下： 谕外务部奏西人传教，分天主耶稣两门，现在总理耶稣教事务李提摩太来京，请旨办理一折：李提摩太学识优长，宅心公正，深堪嘉尚。著将现拟民教相安条规一并与之商议，以期中外辑和，百姓亲睦。有厚望焉。 不久，外务部的官员通知我，说慈禧太后希望在我离京前召见我。我的答复是，如果太后陛下把她允诺的那些纸上的改革方案付诸行动，我将第一个来向他表示祝贺。然后我又加上一句：明天我要回上海。我希望这样的回答与一次在我看来无所谓的会见相比，对改革能产生更好的刺激作用。 4 樊国梁主教 7月14日，在周馥陪同下，我拜访了樊国梁主教。在同外务部交涉之前，他就把自己草拟的传教规章呈交教皇，请求批准。我建议说，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先要达成和解，然后起草一个联合规章。他对这个意见表示赞同。在我们会见时，他的助手、驻章通（）府主教、驻奉天的主教、新任命的山西教区主教，也在场。 不幸的是，还没来得及进一步讨论，樊国梁主教就去世了。后来，就民教相安问题，我草拟了七条规定。这些规定得到了已升任两江总督的周馥的肯定。1905年我回英国休假时，以个人名人把它呈交给罗马天主教的威斯敏斯特枢机主教。七条如下： ⑴任何传教士，倘若散发了轻渎中国宗教的文字，即予撤职； ⑵中国的任何官员，倘若怂恿诋毁基督教的书籍报刊的传播，即行解职； ⑶任何传教士，倘若干涉中国臣民的诉讼案件，即行撤职； ⑷任何中国官员，倘若不能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一视同仁，即行撤职； ⑸各差会的负责人，应每年向所在省份的巡抚提交报告，说明教堂、学校、专业学院和医院的数量，以及他的差会所从事的文字和慈善事业的情况； ⑹巡抚应每年邀请其辖区内差会的三名传教士领袖进行协商，讨论如何使教会的工作更有益于社会； ⑺各省巡抚和总督应每三年向中央政府汇报一次辖区内教会的情况，以便朝廷能获得正确的信息，而免于被那些无知和用心不良的人所提供的有问题的报告所误导。 听完我所建议的这七条规定，枢机主教说：“如果这些条规早就被遵守了，我们就用不着为被杀害的传教士哀悼了。如果你愿意给我留下一份复件，我将亲自呈递教皇，并建议将来在中国执行”。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为中国人建立公学
5 为中国人建立公学 回到上海后，在广学会的日常工作之外的事务中，占用我精力最多的是在国际租界内为中国人建立一所公立学校。 1899年，租界市政委员会的干事J·O·P·布兰德（）先生向我表示，如果拟定一份针对租界内中国人的教育计划，并上报市政委员会，他相信委员们会批准的。但这件事的准备工作刚刚着手，随着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的蔓延，有关排外的骚乱的谣言甚嚣尘上，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办学计划自然寝而不行。 等义和团事变在当地社会治安中引起的骚动平息之后，这件事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广学会的三位成员一起草拟了一个方案，呈交市政委员会批准。这三个人是卜舫济（）博士、弗古山博士，还有我。我们接到了回信，委员们对这个方案比较满意，如果中国人自己能筹集到三万两，委员会就会给我们地皮并每年资助一千两银子。 1901年，我邀请上海的三个华商领袖楚先生、中国轮船招商局的董事兼经理陈梵廷（）先生、贾丹－马克森有限公司的买办童克荪（）先生来与我的两个合作者见面，我们把市政委员会的建议和条件告诉了他们。告辞之前，三位中国绅士宣称，他们三人将负责筹集办学需要的三万两。在买地的过程中遇到些困难，但是到1902底，市政委员会划拨的做校址的土地到位了。第二年，漂亮的校舍就伫立起来，配备了满足400学生使用的设施设备。外籍教师使用的宿舍楼也建成了。还成立了由三名外国人、两名中国人组成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学校的管理。在学校走上正轨之前，我担任校务委员会的主席。根据委员会的决议，我还负责从英国招聘教师的工作。学校的建筑群成了租界区的一大风景。现在，它成了上海最著名的学校之一。 6 访问日本 ⑴河野公爵 1903年5月，我对日本作了一次短期访问，目的是为山西大学寻找合适的教材，并聘请日本和中国学者进行翻译。访日期间，我拜会了文部大臣菊池大麓男爵、帝国大学校长、教材部负责人和教育界的其他一些首脑人物，他们对我都表现得很殷勤。 我见到的最值得一提的人是河野，时任众议院的议长。也许可以把他比作日本的俾斯麦。他在波恩大学接受的教育，当时还是该校学生的德皇威廉二世曾对他将来的政策作过预言，这条材料被学校按照其传统谨慎地保存着。作为黄色人种的领导者，在世界上实现对亚洲的统治，这是河野所坚持的信念。日本政府把他派往中国后，他建议两国建立同盟，其目的是制定亚洲的政策，反抗西方侵略。他的方案得到了外务部的肯定。外务部建议他同驻武昌的总督张之洞商讨。听完这个方案后，张之洞总督兴奋非常，因为他早就渴望为西方在历次战争中强加于中国的耻辱报仇雪恨。河野对中国进行的访问的结果是东亚同盟的建立——其规则发表在广学会的报刊《万国公报》上。这是日本对中国施加影响的开始，也是今天日本对华政策的启钥。 在同河野会谈时，我提了很多问题，其中涉及到国际联盟成立的目的、仅仅作为维持世界秩序之后盾的武力的使用，等等。他说，各国还没有对此做好准备，要达到这一步还有一段漫长的距离。这些话清清楚楚地透露出了他的思想倾向。 ⑵王子载振参观贵族女校 在众多的教育机构中，我特意参观了东京的贵族女校。巧的是，那天清朝庆亲王的王子载振也去该校视察，他是由政府派来日本履行一项使命的。随他来日本的还有大臣那桐和大约十名中国官员。王子和那同热情地问候我，在北京时我同他们两人都打过交道。吃过茶点后，主人领着我们在校内参观。我们观摩了高年级学生的体操课，她们在跳一种类似于“乡巴佬舞”的舞蹈；也参观了她们的宿舍和画室，并听了学生们的阅读课。幼儿园的孩子们表演了一种软体体操， 。学校的校长是下田女士，一个富有魅力、能力出众、举止优雅的美丽女人。她在英国受过教育。视察临近尾声之时，她把我们领进花园，摘了一朵白色和一朵粉色的玫瑰，她把这两朵花绑在一起，送给了那位满洲王子。他似乎不知所措，不知道接受这份馈赠是否合适。可是，她执意把花递在他面前，这位王子最后还是接受了。他的拘谨与她的超乎常人的娴雅大度形成了强烈对比。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日本人的野心
（3）日本人的野心 在返回上海的轮船上有十一个日本教授，他们应总督张之洞的邀请前往武昌。我问其中的一位――一个化学教授，他们要去中国做什么。他回答说，他们将要去教中国人弄明白欧洲的确切位置。“他们的位置在这里，在我们的脚下，”他跺着甲板，大声狂笑着说。后来，他在晚上为自己的失态向我道歉，说自己喝了太多的葡萄酒，说的都是胡话。然而，我却相信他所透露的恰恰是他的很多同胞的真实情感。也许那正是实际生活中的黄祸。 7．丧妻之痛 1903年3月，受癌症折磨的理查德夫人，到上海的护理医院去动手术。我们希望这次的手术能够延长她的寿命。但是，她的病情已经严重恶化了。7月10号那天，她离去了，去接受上帝给予的崇高褒赏。没有一个传教士曾有比她还富有奉献精神的妻子。 在太原府她那所拥有六十个孤儿的学校和其它几所乡村学校的教学工作中，在《杰出基督徒传记》的翻译工作中，她表现出了永不疲倦的旺盛精力。对在北京时所教的日本学生——其中三个成了基督徒，对她教过的曾纪泽的家人，她都留下来深远的影响。在天津，她教过一个妇女读经班，经过她一个冬天尽心尽意的培训，其中有两个学员各自把一百名向教者带进了教堂。在我们回家休假期间，作为国外传教士代表她也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 她的文学能力对广学会是富有价值的奉献。在艾约瑟博士休假期间，是她协助我从事广学会的秘书工作和《教会新报》的编辑工作；同芬驰女士一起，她是《远东妇女》的两编辑之一；在她去世的前一年，她还在编辑英文的《远东》杂志。在基督教妇女联合会开办的西门街学校中，她也曾协助工作；她还是1898年由改革派开办的上海高级女子中学被推举的校长和唯一的外籍董事；在患病的后期，她还在多个政府高官的家里教授英语。她完成的工作量使人震惊，“是大多数妇女的十倍”。 朋友们，不论亲疏远近，都对她的去世表示惋惜。有人写道：“她是这个世界上极少见的女性之一：她的才能、她的虔诚和她的奉献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文字作品作为她对中国人所怀有的爱的见证，将传之久远；比她的书更重要的，是她留在所接触过的千千万万人心中的不朽的风范和永远的怀念”。 8 在满洲建立国际红十字协会 1904年初，日俄战争爆发。尽管交战的双方是日本和沙俄，战争发生地满洲的中国人遭受的苦难却最为深重。对自己的城市他们毫无发言权，只能听凭两国军队的蹂躏。得知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个中国道台，沈敦和（我在太原府筹建山西大学的时候，他曾提供过帮助。）前来拜访我，问我是否愿意同他一起筹集救济金，帮助满洲的中国难民。我高兴地表示赞同。我们组成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组织，中国人、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还有其他民族的人在这个组织里共同合作。沈先生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