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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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自负，对民众的苦难漠不关心。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与罗马天主教徒的交往

　　12　与罗马天主教徒的交往　　从一开始，我就认为自己有义务对罗马天主教表现出信任和善意，就像对待非基督徒的中国人一样，尽管我认为他们的观点不正确。1873年，第一次去济南时，我问烟台的一位名叫安哲力尼（）的天主教神父，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帮他捎给省府的神父们。安哲力尼曾经在新西兰待过，英语说得很好。他托付给我一个包裹。到达济南后，我将包裹送到了天主教堂。主教出门在外，神父们对我很友好，邀请我一同进餐。回到烟台后，我把去拜访天主教堂的情况向安哲力尼作了汇报。三年以后，恰巧也是在烟台，我听说他病了，就去看望他，看到他正躺在床上。谈了一回之后，他问我可不可以为他祈祷。这我当然很乐意去做。当我在1878年结婚时，安哲力尼不请自到，出席了我的结婚典礼。　　去山西后，正像前面已经提到的，巡抚建议我去与天主教的人协商，合作赈灾。那时太原府有两位主教，其中一个年事已高，身体虚弱，将近七十岁了。另一位比我大几岁，是意大利方济各会的会员，是个富有活力的人，中文名字叫恩革（）。一开始，他极力劝我去母教堂交涉，我质问他，怎样才能知道哪个是真正的母教堂呢？这样一来，我们之间开始了持续三天的争吵。他固执己见，我对他说，因为他只了解问题的一个方面，所以没有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上讨论问题。他用同样的方式反击我，但我向他保证说，我了解他所掌握的所有权威著作，而他，却不能获准阅读清教派的权威作品。　　第一天，他们最出色的当地人神父也在场，因此我们用汉语交谈，但接下来几天里，他并没有被邀请参加。我们谈论的是纽曼（）枢机主教的宗教经验以及两个教派之间的各种不同之处，直到彻底理解对方的立场。最后我们友好分手。　　当大卫·希尔（）和约书亚·特纳（）来太原时，我曾领他们俩去拜访了主教，顺便对他通过遍及全省的神父们为我收集关于灾荒程度的证据材料表示了感谢。当我们三人散发救济金时，曾听说他以我们双方的名义在天主教堂举行祈祷大会。　　当我再次来到太原府，一种流言在人群中广泛散布开来，说天主教堂顶上的天使会给人带来灾祸。那是个吹喇叭的天使雕像，起着风向标的作用，面对能带来雨水的季风吹来的方向。紧接着，就有人声称，无论何时风从那个方向吹来，那个吹喇叭的天使都会把云和雨吹跑。因此，他们扬言要推倒天主教堂。巡抚巴不得激化我们和罗马天主教徒间的矛盾，想当然地认为，如果我不赞同在教堂顶上放一个天使像，现在机会来了，会毫不犹豫地表示反对。于是他派助手前来找我。我回复道：“告诉巡抚，那些人彻彻底底地错了。天主教堂顶上的那个天使，只不过体现着我们的《圣经》经文的一部分内容，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具有魔力。”他问我能否让他看看那一段。我拿出一本《新约》，把涉及到天使的那页折起来，让他拿给巡抚看看。他如释重负地走了，天主教堂也保住了。　　此后，在太原府的时候，主教和我每年都要相互走访几次。在一次拜访中，他告诉我他已经向他的神父们下了通知，如果我到了邻近他们教堂的任何地方，他们会邀请我在他们那里住宿，那要比旅店里干净多了。他还邀请我给他的学生们做天体学的讲座，我都照做了。　　利奥十三世成为罗马教皇后，他把中华帝国划分为五个区，各有一个中心，主教们可以在那里聚会商讨传教中遇到的问题。太原府作为其中一个区的中心，举行了一次会议，有来自山东、山西、甘肃和蒙古的主教参加。我被邀请参加晚宴，大家用汉语交谈，彼此都能听得懂，没有任何困难。我也被邀请参加他们的会议，由于会上不是使用汉语，在对他们的美意表示感谢后，我婉言谢绝了。他们依旧和我们保持友好的关系，多次给我们送来番茄和他们自己做的山西葡萄酒。主教来访时，常有一个名叫维（）的意大利神父相伴，他是天主教堂的风琴演奏家。我家里有一个簧风琴，当我的妻子演奏罗西尼的曲子时，维很高兴。我的夫人问主教，陕西省是不是像山东和直隶那样也有欧洲修女，但当时是没有的。他们还不敢把修女送到那么偏僻的内陆，那些中国人会想当然地散布各种谣言。还有，维神父刚刚为失去父母的一些女孩办了一个班，叫她们学习一些最基本的书籍和缝纫，以便她们能自谋生计。我夫人建议教孤儿们学习使用缝纫机。我们为他订购了一部。缝纫机如期送到了，我夫人曾到他那儿去，教女孩子们如何使用它。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山东之行

　　13　山东之行　　现在，再回到编年史顺序来叙述。1882年，我的同事，主持山东青州教堂的阿尔弗雷德·仲斯（）奉命回国。考虑到教堂创建不久，他请我在他回国期间代为料理。我实在不想担当这个差事，因为我想，当地的基督徒是能够培养起自立能力的，如果在一段时间内放手让他们去做。然而，经不起仲斯先生和两个新到的同事的一再请求，我动身了。从太原到济南的距离是二十一天的路程。正值六月，是一年中最热的月份。气温热得灼人，以至于有一天，一位马车夫喊了起来：“哎呀！天晴得像下火啊！”　　一路上，我不停地修订自己的中文手稿，准备到山东后出版。修订是在早晨、晚上和中午喂骡子的时候进行的。在到达济南的前两天即距离青州三天的路程时，我发现自己在修订稿子时经常打迷糊。考虑到可能是因为没有把精力集中到工作上，打瞌睡时我一般会走一段路，使自己清醒清醒，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彻底累垮了。　　14　在青州患痢疾　　一到济南，我就把自己的几本书稿交到出版商手里。然而，一天不到，我就倒下了，患的是痢疾，并且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起来。直到最后，我感到自己要不行了。于是，我跟远在太原的妻子写信告别，也给仲斯和我的年轻同事去了信，让他们“把我埋在青州”。　　得到信息后，我们的医生克斯（）先生从青州府骑马奔向济南。从青州到济南是三天的路程，他用了六个小时就赶到了。刚到济南，他同样患痢疾倒下了。第二天，我的另一位同事怀特赖特（）先生冒着酷暑奔驰六个小时到达济南，却遭遇了跟克斯先生同样的命运。克斯夫人听说他的丈夫患痢疾病倒后，从青州乘车来到济南。幸运的是，她没有患病。多亏了她的用心照料，我们三人都恢复了健康。　　这里，我应当提一提山东巡抚的好意。听到我们生病的消息后，他派了一位官员来到我们住的旅馆，专门负责照应我们的需求，直到我们康复后才离开。我们康复后，到巡抚的官邸对他给予的关心表示感谢。他说，照顾好客人，是他的职责。在他坚持下，派了四名骑马的士兵护送我们，直到把我们送到青州。　　15　庆祝丰收的节日　　在由济南到青州的路上，我们在一个小镇上的一家小旅馆里度过了一个礼拜日。我问开店的老板，他们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很不错。”他回答。　　“你们会为此而感谢上帝吗？”　　“不，我们不知道怎样感谢上帝”。　　“你认为，镇上的老百姓会不会愿意感谢上帝的恩惠？”　　“我想会的，但他们不知道怎么做”。　　“那好，如果你去把镇上有号召力的人召集起来，让他们明天中午以前到我这里来，我将告诉他们怎样感谢上帝。但我只要年老的人来，我只跟他们讲”。　　第二天中午来了大概有五、六十人。我告诉他们，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来自于上帝，我们最起码应当做的，就是崇奉他，向他表示我们的感激之情。泛泛地讲了些道理之后，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跪下来，我就会跪下代表他们跟上帝讲话。这样，我进行了一次祈祷，而他们，像在他们习惯于崇拜的日常生活中一样，非常虔诚。当我表达感激的祈祷结束后，他们请我教给他们更多一些关于我们的宗教的知识。我允诺派一名福音传播者带着书去指导他们。然后我们就分手了，相互承诺在为上帝服务的过程中永远保持友谊。　　我们如期到达青州。在经过持续多日的会谈交接后，A·G·仲斯离开青州，返回英国，我接替了他的工作。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山东的新教堂

　　16　山东的新教堂　　在秋季里，我访问了散布在各县里的多个教堂。向他们讲道，并为他们主持圣餐仪式。要使对基督教并不很熟悉的人们不对我们的仪式产生误解，是很困难的。有一个广泛传播的谣言，说我给教会的每个成员都发给了大量银子。在一个基督徒调查这种流言时，一个非基督徒说，他参加过我作的一个演讲，曾听到我提到过分派银子的事。于是那位基督徒回答说：“啊，你不知道，牧师在讲解《圣经》中关于银子的寓言啊！”在那次报告中，我没有使用外国名称“塔兰特”　，而是直接解释成“一大堆银子”。　　对我来说，在这次旅程中发生的最有趣的事情是，从一个在五年之前我只打过三四次交道的人那里，我见证了自己讲道的效果。那时，他去看我，他说希望能学习我们的教义。我让他背诵我从《马太福音》中选取的段落，四至五天以后，再背诵《启示录》开头的部分章节。　　在我最后见到他的那一天，我看到他满脸发光，对我喊道：“我看到他了！看到他了！我看到我们的拯救者耶稣了！”　　“他是什么样子？”　　他栩栩如生地描绘了我们的主在《启示录》中的形象。　　“他说什么来着？”　　“他告诉我去讲道、悔过，‘因为天国就在自己手上’”。　　“你　　打算这么做么？”　　“我怎敢违背主的命令？”　　“那好，努力为之吧！你会在内心里体会到一种以前从未体会到的欢乐。上帝的安详将与你同在”。　　这件事发生在五年之前，正是我离开青州赴山西前夕。现在，在河东岸出现了五座新教堂，那都是在我离开后建成的。当我访问这些教堂时，我问它们的建造者是谁，有人回答说：“是一个姓顾的。他去青州拜访你回来后，就开始在大街小巷里讲道，说：‘忏悔吧，因为天国就在你们手上’。我们都很吃惊，认为他是在鼓动一场叛乱。于是我们跑回家里，关上大门，以免成为他的同谋。但这并没有使他变得与众不同。他慢慢地在村子里走来走去，宣讲天国的真理和摩西的山中宝训；而我们，躲在大门内听他宣讲”。　　这是他们对基督教产生兴趣的开始。现在，河东边已经有了五座教堂，都是他建的。这清楚地表明，生命的精神源泉不在人类的知识中，而在与上帝的交往中。　　17　J·S·怀特赖特先生的业绩　　这一段时间里，在青州我只有三位同事：克斯夫妇和怀特赖特先生。我与后者共居一室。他对工作充满了热情，总是没完没了地问一些与传教有关的问题。我们常常谈到夜里一两点钟。一段时间之后，两人都病了，但不知道致病的原因是什么。仲斯知道我们的情况后，说：“很清楚你们两人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你们整个白天工作得很辛苦，晚上又谈那么多话，自然休息不足”。从此以后，怀特赖特先生和我就分开了，不再住在一间房子里。作息时间正常后，我们也就恢复了健康。　　后来，我离开山西不久，我那位充满工作热情的朋友怀特赖特在青州开办了一家博物馆，时间是1887年。在博物馆里，他给学生们作了一系列演讲报告。1904年，他去了山东省的首府济南，在那儿建立了一所研究院，他自己称为“济南府研究院”，而别人则称为“教会博物馆”。它规模很大，在中国是无与伦比的，恐怕在全世界也首屈一指。每天有四百至一千人前往参观。在最后两年里，它接纳的顾客将近二百五十万人次。曾有参观者这样来评述它：“它体现了这样一种努力：开启男男女女的心智，教化他们的胸怀，使他们理解宇宙的浩瀚伟大，理解人类的一体性，理解他们的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不同国家所拥有的物质财富的比例、所开发利用的资源的相对程度、世界上不同民族的精神和道德形象，以及理解呈现在眼前的使人类提升或退化的种种作为”。　　这些讲座的价值给四川中国内地会的维尔逊（）先生深受启发。在八、九十年代，他采用了同样的思路和办法。在最后几年里，即1910…1915年，罗伯逊教授接受基督青年会委托，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