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海伦·凯勒自传-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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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滔滔不绝的雄辩，预言如果坚持敌对，得益的将是美国，英国将蒙受屈辱。我十分困惑的是，英王和大臣们为什么对伯克的预言充耳不闻。思想的火花和智慧的种子，竟然播种在无知与腐朽的草堆里，令而叹息。
麦考利的《塞缨尔。约翰逊传》读起来兴趣盎然，但情趣迥异。这个孤独者在克鲁勃大街忍受着苦难，却对那些卑微的劳苦大众给予慰藉，伸出援助的手臂。他的一切成功都使我兴高采烈，而遇到的过失则避开不看。我惊异的不是他这些过失，而是这些过失竟然未能使他的精神蒙受损失。麦考利才华出众，他犀利的笔锋化腐朽为神奇，确实令人钦佩，然而他的自负有时却令我厌烦。还有他那迁就实用而牺牲真理的做法，我也是抱着怀疑的态度的。
在剑桥中学，我一生中头一次享受到和同龄、视听正常的女孩生活在一起的情趣。我同几个同学居住在临近校舍的一间房子里，好像住在家里一样。我们一起做游戏、捉迷藏、打雪仗。我们常常携手漫步，讨论功课，高声朗读美妙的作品。有些女孩也学会了手语，彼此之间的交流已经不需要莎莉文老师从中翻译了。
圣诞节到了，母亲和妹妹来和我共度节日。吉尔曼先生照顾我们，让米珠丽进入剑桥中学学习。因此，她就和我一起留在剑桥形影不离地度过了6 个月快乐的时光。
1897年6 月29日到7 月3 日，我参加了德克利夫学院的入学考试。考试的科目有初级和高级德语、法语、拉丁语、英语、希腊文，以及罗马史，考试时间共9 个小时。我不但每科都及格了，而且德语和英语得了“优”。
在这里，我想描述一下当时考试的情形。每门功课总共有16分——初级考试12分，高级考试4 分。每次至少要得到15分。试卷于早晨9 点钟由专人从哈佛送到德克利夫。试卷上不写名字，只写号码，我的号码是233 号。但因为我用打字机答卷，所以试卷不是秘密的。
为了避免打字机的声音吵扰别人，我独自一人在一个房间里考试。吉尔曼先生把试题用手语字母读给我听，门口有人守着。
第一天德语考试，吉尔曼先生坐在我身边，先把试卷通读一遍，我又一句一句地复述一遍，然后一句一句地读，以确保我所听到的正确无误。考题相当难，我用打字答题，心里十分紧张。吉尔曼先生把我打出的解答读给我听。我告诉他需要改的地方，由他改上去。这样的方便条件，在我以后的考试中再也没有过了。进了德克利夫学院以后，在考试时，我写完答案就没有人读给我听了。除非时间允许，否则我就没有机会加以改正。即使有时间，也只是根据我的记忆把要改正的统统写在卷子的末尾。如果我初试的成绩比复试好的话，那有两个原因：一是复试时无人把我打出的答案读给我听；二是初试的科目有些是进剑桥学校以前就有了一些基础的，因为在年初我就已通过了英语、历史、法语和德语的考试，试题是吉尔曼先生拿来的哈佛大学的旧考题。
吉尔曼先生把我的答卷交给监考人并写了一个证明，说明是我的（233 号考生）答卷。
其它几门科目的考试，情况相仿，但都没有德语那样难。我记得那天拉丁文卷子交给我时，希林教授走来对我说，我的德语考试已获通过，并且成绩很好，这使我信心倍增，轻松愉快而又得心应手地完成了整个重要的考试。
第二十节 冲破逆境
在剑桥中学上二年级时，我内心充满了希望。但是，在最初几个星期里，却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吉尔曼先生同意我这学年主修数学，此外还必须完成天文、希腊文和拉丁文等科目。但不幸的是，课程已经开始了，而我所需要的许多书籍都未能及时得到凸字版i 同时缺乏某些课程所必需的重要的学习器具。加上我所在班级人数很多，老师无法给我特别的辅导。莎莉文小姐不得不为我读所有的书并翻译老师的讲解。她这双灵巧的手已经胜任不了所担负的任务了，这是11年来所未有的。
代数、几何和物理的算题按规定必须在课堂上做，但我无法做得到的。直到我们买到了一架盲文打字机，借助这架机器我可以“写”下解答的每一步骤。黑板上的几何图形，我的眼睛是看不见的。我弄懂几何图形概念的惟一方法，是用直的和弯曲的铅丝在坐垫上做成几何图形。至于图中的字母符号，以及假设、结论和证明的各个步骤，则完全靠脑子记忆。
总之，学习中处处是障碍。有时候心灰意冷到了极点，而且还把这种情绪流露出来，至今思念及此，我就惭愧万分。特别是回忆起为此而向莎莉文小姐发脾气时，心里格外羞愧。因为她不但是我的好朋友，而且是为我披荆斩棘的人。
渐渐地，这些困难都消失了，凸字书籍和其他的学习器具都陆续到达了，我又恢复了信心投人到学习中。
代数和几何是我需要努力去学习的两门课程。如前所述，我对数学没有悟性，加之许多观点无法如愿以偿得到满意的解释。我对几何图形更是头疼，即使在椅垫上拼了许多图形，我也分不清各部分的相互关系。一直到基思先生来教我数学时，才有了突破。
谁知道，这些困难刚刚得到克服，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使一切都发生了大变化。
在我的书本未到之前，吉尔曼先生已开始向莎莉文小姐指出，我的课程太重了，并且不顾我严肃的抗议，减少了我的课时。
起初，我们同意在必要的情况下，用5 年时间来为考大学做准备。但第一学年结束后，我的考试成绩使莎莉文小姐、哈博女士（学校的教务长）以及另一位老师相信，我再学两年就可以完成考试的准备了。最初，吉尔曼先生也赞同这一点，但后来看到我的功课进展不够顺，又坚持我必须再读3 年。我不喜欢这个计划，因为我希望能同其他同学一起进入大学。
11月17日那天我有点不舒服，没有去上课。尽管莎莉文小姐向吉尔曼先生解释只是一点小小的毛病，但吉尔曼先生，却认为我的身体被功课压垮了，于是将我的学习计划全面修改了，以致于使我不能跟着班上的同学一起参加期末考试。由于吉尔曼先生与莎莉文小姐发生意见分歧，母亲决定让我同妹妹米珠丽一同从剑桥退学。
经过这段周折，母亲安排请剑桥中学的基思先生担任我的辅导教师，指导我继续学习。1898年2 月至7 月期间，基思先生每星期去伦萨姆两次，教授代数、几何、希腊文和拉丁文，莎莉文小姐担任翻译。
1898年10月，我们回到波士顿。其后的8 个月，基思先生每周教我5 次，每次1 小时。每次先讲解我上次课中不明白的地方，然后指定新的作业。他把我一周中用打字机做出的希腊文练习带回去仔细修改，然后再退还给我。
我为大学入学考试所进行的准备，就这样一直进行着。我发现，单独听课比在班级里听讲不但好懂而且轻松愉快，不需要跟在后面赶，也不会手忙脚乱。家庭教师有充裕的时间讲解我不明白之处，因此较之在学校学得更快更好。在数学方面，我的困难仍然比其它课程要多。代数和几何哪怕有语言和文学课一半容易也好！但即使是数学，基思先生也教得使人感兴趣，他把问题和困难减少到最低限度，使我能够完全理解。他使我思路敏捷，推理严密，能冷静而合乎逻辑地寻找答案，而不是不着边际地瞎想。尽管我笨得连约伯也不能容忍，他却总是那样温和并富有耐心。
1899年6 月29日和30日两天，我参加了德克利夫女子学院的入学考试的终试。
第一天考初级希腊文和高级拉丁文，第二天考几何、代数和高级希腊文。
学院不允许莎莉文小姐为我读试卷，请来了柏金斯盲入学校教师尤金。C 。文尼先生，为我把试卷译成美国式盲文。文尼先生同我相识，除了使用盲文外，我们无法交谈。
盲文可以用于各种文字，但要用于几何和代数是有困难的。我被搞得精疲力竭，灰心丧气，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特别是在代数上花的时间最多。我确实很熟悉美国一般人能用的3 种盲文：英国式、美国式和纽约式。但几何和代数里的各种符号在这3 种盲文里是迥然不同的，而我在代数中使用的只是英国式盲文。
考试前两天，文尼先生把哈佛大学旧的代数试题盲文本寄给我，但用的是美国式的盲文。我急了，马上给文尼先生写信，请他把上面的符号加以说明。很快地，我收到了另一份试卷和一张符号表。我着手学习这些符号。在考代数的前一天夜里我忙于运算一些复杂的习题，对于那些括号、大括号和方根的联合使用老是分辨不清。基思先生和我都有些泄气，为第二天的考试担心。考试时，我们提前到校，请文尼先生仔仔细细地把美国式盲文的符号给我们讲了一遍。
考几何的最大困难是我习惯于让人把命题拼写在我的手上。不知怎么的，尽管命题是正确的，但在盲文上看起来却很乱。到考代数时，困难就更大了，刚刚学过的符号，自以为是懂了，到考试时又糊涂了。而且，我看不见自己用打字机打出的文字。我原来都是用盲文来演算，或是用心算。基思先生过于着重训练我心算的能力，而没有训练我如何写考卷，因而我的解答做得非常慢，考试题目我要一遍又一遍地读才能弄清楚应该如何去做。说实在的，我现在也没有把握所有的符号自己都读过了。要细心把一切都弄对，确实太困难了，但是我不责备任何人。德克利夫学院的执事先生不会意识到我的考题是多么难，也无法了解我要克服的种种特殊困难。
不过，如果他们是无意地为我设置了许多障碍的话，我可以自慰的是我终于把它们全都克服了。
第二十一节 入学
虽然历尽艰难困苦，我的入学考试总算结束了，我随时可以进入德克利夫学院。
然而，家人和朋友都建议，入学之前最好再由基思先生辅导一年。因此，直到1900年，我的大学梦才实现。
进德克利夫学院第一天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这是我人生最有意义的一天之一，对于这一天我曾经怀抱着无限的期望。我也知道，还会有许多障碍，但我决心要克服它。我牢记一句罗马座右铭：“被驱逐出罗马，只不过是生活于罗马之外而已。”我不就是走不了寻求知识的康庄大道，而被迫去走那条荒无人迹的崎岖小路吗？我也知道，在大学里，我将有充分的机会同那些像我一样思考、爱憎和奋斗的姑娘们携手前进。
我热切地开始了大学生活。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正敞开大门美丽而光明的新世界。我相信自己有能力掌控自己的命运，在心灵上像别人一样的自由。心灵世界里的人物、背景，其喜怒哀乐应该是真实世界生动具体的反映。在我看来，大学的讲堂里应该充溢着先贤先哲的精神和思想，教授则是智慧的化身。
不久，我发现大学并非我所想像的浪漫。许多幼时无知的梦想也渐渐变得不那么美丽动人了，我逐渐发现上大学也有其不利之处。
首先，让我感触最深的是没有时间来沉思，自我反省。以前，我常常独自静坐，聆听从心灵深处发出的美妙音乐。这音乐只有在安静闲暇之中才能听到。这时候，我心爱的诗人吟诵出的诗句拨动了我那久久平静的心弦。而现在，人们进大学似乎仅仅是为了学习，而不是思考。进入大学之门后，就将许多最可宝贵的乐趣——孤独、游玩和想像——连同那窃窃私语的松树一起弃之门外了。或许，我应该这样来安慰自己：现在的忙碌是为了将来的享受，但我是个无长远打算的人，宁要眼前的快乐而不愿未雨绸缨。
大学第一年功课程有法文、德文、历史、英语写作和英国文学。法文方面，我欣赏了高乃依、莫里哀、拉辛、阿尔弗、雷德。德米塞和圣。贝夫等名家的作品；德文方面读了歌德和席勒的作品。我很快就把从罗马帝国的灭亡到18世纪的历史复习了一遍；在英国文学方面，用批判的眼光研究了弥尔顿的诗歌和他的《阿罗派第卡》。
我也常怀疑自己是如何克服进入大学后的种种具体困难的。在教室里，我单独一个人，教授好像遥不可及，莎莉文尽可能将教授讲课的内容拼写在我的手上。然而在匆忙之中，讲课人的个性特点却丧失殆尽。对于那些急速地拼写到我手上的字，我就好像追逐野兔的猎犬，常常望尘莫及。在这方面，那些记笔记的女生并不比我好多少。一个人忙于一边机械地听讲，一边急匆匆地记，是不可能把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