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一九零二-第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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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的是，痛恨似乎消失了，她再也不能伤害我了，代之而来的是一种深深的遗憾。
“作为一种兴趣来说，你是怎么得到，怎么变成……”罗登含糊着说道。
“同性x爱……”琳娜看见罗登点头，又笑得脸走了形，“我父亲那时就跟我纠缠不清。”
“你说什么……”罗登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是你父亲？”
“我十四岁时就开始了，吃惊吗？
罗登摇着头，试图去接受，去理解这一切。
“你以为他第一次来上海为什么带上我？母亲是想来的，他就是不让她一起来。”琳娜喝着酒，似乎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我简直不能相信！是你父亲，这个畜生。”罗登吼了起来。
“我跟你说过很多回，你太天真了。”琳娜笑了笑，既不悲伤，也不显得高兴，“这使我厌恶男人。”
“那么——”罗登盯着琳娜，疑惑地问道：“既然这样，你为什么答应我的求婚，为什么跟我结婚？”
“要不然我怎么到中国来？”琳娜摊开手，反问道：“怎么脱离那头老山羊？我想至少我总该试试吧？找了你，两个目的都达到了。”
罗登无语，慢慢走到酒柜前，给自己倒上杯酒，一口一口地喝着。他听见身后琳娜叹息了一声，然后步履缓慢地走出房门，上了楼梯。不知是因为疲倦，还是因为解脱，罗登长长地叹了口气，这真象生了一场大病，也象做了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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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神话里有这么一个著名的悲情人物：西西弗斯。在无涯的岁月里，他把巨石一次次推向山顶，又一次次无功而返。清末的黑暗岁月，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寻找心中理想的光明之国，也一次次地扮演着西西弗斯的角色。
巨石并非不可推向山顶，一个王朝也并非不可崩溃，历史从来就没有强加给一个民族什么恒久的宿命预言。幸运的是，这一次，推动巨石的背影越来越多，中国社会的巨石，也要为之动摇了。
虽然因为理念和道路选择上的分歧，复兴会没有选择加入同盟会，但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还是乐见其成，并视其为革命的盟友。
从大方向上，复兴会看得更远，可与同盟会也有相同或相近的目标，那就是反清。既然道路不同，策略迵异，那就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如果有交集，那就进行磋商，寻求合作。反正在推翻满清之前。双方是不大可能成为敌人的。
“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陈文强回到上海，顾不上休息，立刻与宋教仁讨论了同盟会筹备的相关事情。“这将是合并，还是联合起来的革命团体？”
“应该是合并。”宋教仁比较肯定地回答，“同盟会已经确认其政纲为北辰提出的十六字纲领，并把华兴会的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名为《民报》。”
“凡国人所立各会党，其宗旨与本会相同，愿联为一体者，概认为同盟会会员。”陈文强读到这里连连摇头。皱着眉头说道：“这未免有些草率了吧？只要是反清**的，都视为会员，那杀人越货、飞贼大盗也是同志喽？”
“想来是为了壮大力量。扩大影响之故。”宋教仁本着自己的理解说道：“至少在传播声势的意义上，会党有其巨大的作用。”
“得不偿失。”陈文强对此不表赞同，“一帮旧式帮会喽罗，能成什么气候？在琼州我算见识了。组织涣散。难以约束。若是帮派联合，就更麻烦了。你也要当老大，我也要当老大，没多少实力，却自以为兵强马壮。”
“会党之封建思想确实需要加以改造，再用之。”宋教仁想起长沙起义夭折的教训，还未起事，会党中已开始疯狂。可见其组织纪律的松垮。
“我还是那个意见，联而不合。视即将成立的同盟会为可以合作的革命同盟，却不以本会同志看待。”陈文强重申了自己的意见。
“暂时这样处理也好。”宋教仁沉吟了一下，说道：“那就给杨笃生发电报，表明总会的态度。至于以后能否走到一起，看情势再说吧！对了，你和吴绶卿谈过了，有何看法？”
陈文强想了想，精炼地评价道：“谈吐了得，为事专断，不喜为人下。”
宋教仁眨着眼睛，疑惑地问道：“这是褒，还是贬？你就说他能否当大任吧？”
“呵呵。”陈文强笑了笑，说道：“在军事上，他自然是比咱俩都强。但他也不是算无遗策的诸葛亮，如果他能认识到这一点，组建起参谋部，并能纳谏如流，我还是赞同由他主管军事的。”
“这样啊——”宋教仁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说道：“那我和他再谈一谈，希望他能改掉专断的毛病。”
“德国的参谋制度值得学习。”陈文强建议道：“发挥集体智慧，这是最好的办法。世上有多少只靠着自己的谋划便能成功的名将？有了参谋部，主官只要选择看起来最合理、最正确、最有把握获胜的战法，即便有错误，我看也坏不到哪儿去。”
“这么说的话，连你我都能指挥军队喽？”宋教仁笑着摇了摇头，对陈文强的说法表示怀疑。
“那有什么不行。”陈文强倒是很笃定，“古代那些文官领兵，不也有很多打胜的战例吗？只要中下级军官够素质，对主帅的要求自然不必那么高。所以，我才着急要建立武备学堂，培养军官。如果吴绶卿不能担此重任，我准备从德国高薪聘请。”
“为什么你如此倾向德国？”宋教仁不解地问道：“知道吗，美国总统已经允许西点军校招收中国人。”
“在现在这种形势下，往美国派人学习？”陈文强断然摇头，“相反，现在是从美国往回拉人的时候。有学识的，有钱的，有技术的，都是咱们需要的人才。上海，琼州，都可以安置。嗯，我已经安排人在报纸媒体上呼吁，并发出邀请，请旅美华人回国。”
一九零五年七月，《广东日报》刊出社论《论赴比赛会被辱与抵制美约之关系》，从清朝官员赴他国参加活动遭海关人员轻侮一事说起，联系当时全民抵制美国辱华条约的社会背景，希望唤起民众团结以自强。文中还有“外人之轻视华人，匪自今始矣，而犹以中国人民，蜷伏于**政府之下，外人得用其恫吓手段，假清政府以制吾民”等语句，已将反抗异国欺压与反对封建**政府连在一处，可见人心向背。
美国华工大部分来自广东，十九世纪后期以来，他们在美国受到苛待，使他们的亲人和同乡感到强烈不满。因此，他们的亲人和同乡自然会认为自己在反美拒约中应充当更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二十世纪初叶的广州社会反美情绪的爆发，既有来自上海地区活动的刺激，也有源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排外传统和抗争精神。
而早在五月份，上海工商界便召开大会，反对美国长期以来对旅美华侨、华工的歧视和虐待。参加大会的除上海总商会的董事外，还有商部右参杨士琦及中外记者。大会首先通过两个议案，一是因为《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期满，反对政府与美续订新约；二是限期美国政府删改排华法案，公平对待华工、华商，否则即抵制美货。
随后，大会由上海总商会会长曾铸领衔，通电外务部和商部，“吁恳峻拒画押”；另又分别致电汉口、天津、重庆、南京、广州、长沙等全国二十一处商埠商会，要求采取一致行动，并提出了具体的抵制办法。因为美国拒不改约，抑制办法如期实行，中国各地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抑制美货运动。
在抵制美货的运动中，尤以广州最为激进，可以说上至士绅、富商，中至学生、工人，下至赌徒、娼妓，全民上阵。
当时很多报刊都刊载过广州市面上各界动态———店主在大门上贴“本店没有美货”的海报，民房的大门也贴着“我家不买美货”的大字报；赌场的赌客拒抽美国香烟，风尘女子也拒陪使用美货的客人，船夫拒载美货，理发师拒绝为美国人理发，学生拒穿洋布洋衫，糕饼作坊和家庭主妇拒用美国面粉制作月饼，等等。
对这场抵制美货运动，陈文强是乐见其成，并且在推波助澜。因为他意识到，这场风潮将直接刺激民众国货意识的提升，对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对他的工厂企业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而且，陈文强还建议宋教仁利用各种机会充实自己的政治资本，自然也包括这场抵制美货运动。报纸媒体，复兴会是有的，现成的扬名机会，岂能不用？
“向琼州移民，再安置旅美华人，这需要多少资金啊？”宋教仁有些咋舌。
“不是有银行嘛，要申请低息贷款的话，他们还是能给我这个面子的。”陈文强满不在乎地笑道：“实在不行，我也开个银行。南洋张氏兄弟在苏门答腊有个日向银行，他们倒是很想把业务拓展到国内呢！”
“随你折腾吧！”宋教仁对此无可奈何，复兴会的资金并没有短缺过，陈文强既然有富裕，怎么花他也不好干预。
…………。。（。。）
第九十八章 抵制的成本，针对办法（）
一九零五年，是远东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是中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那一年夏天，日本人战胜了俄国人，这件事情正发生在中国探索未来去向的时候。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日本的经验似乎指出了一条新的路子。
中国人那时候对于日本模式的羡慕感情，远远大于日本对于中国做了什么。在中国人看来，日本瞬息间变成了一个现代化国家和世界强国。它令人注目地改变了国际关系，因此它值得钦仰。
在北京的满清政府看来，日本完成了崛起，但却没有抛弃先前的传统。他们对日本的立宪政体非常感兴趣，准备如法炮制。
在革命党人眼里，则从日本的经验中学到了更多的东西。民族主义者看到亚洲人终于可以战胜西洋人了。前提是，必须万众一心地去铸造民族精神。
接下来，美国通过了排华法案，这给了中国人宣泄的渠道，商人首先而起，显示了巨大的力量。
此前，在清政府看来，美国没有帝国主义的**、堕落，美国人的意图是诚实和公正的，而且是时刻准备帮助中国的。他们长期企求通过美国人，来解决中国在国际上遇到的难题。
然而，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当中国政府发现，每当需要美国人国际援助的时候，他们总是采取消极态度。美国高谈阔论式的友好并不能给中国带来任何好处。政府的微妙态度当时似不可查，而表现在年轻人身上，却是从之前的美国梦转向了更为实际的效法东瀛。
明眼人都看得出，美国已经在这一年失去了中国。于是，这一年，上海商人关于抵制美货的号召。迅速赢得了中国人的广泛支持。
对于中国人的抵制情绪，总统罗斯福在女儿艾丽斯来中国旅游之前，了解得并不真实。罗斯福起初只是采取一些常规的步骤，一方面制止虐待在美华人的现象，一方面压服中国人的反美情绪。他感到美国的威望在中国面临危险，他不愿看到中国人以不敢施加于英国、日本和俄国人的办法来对付美国商人。
但此时。抵制运动的热情正席卷中国。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在北京见到了外务部大臣庆亲王奕劻，要求他代表的政府明确表态，制止这场针对美国人的抵制运动。奕劻是个对于内政外交没有多少创见的末代权臣，他对于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一切束手无策。清政府的态度则模棱两可，他们一方面试图利用这种沸腾的爱国情绪向美国人施压；而另一方面，他们对于此类自下而上的运动，缺乏把握、畏之如虎。
七月，在中国主要商埠，特别是华中、华东和华南地区。抵制美货运动已形成**。事态的发展激化了美国国内的不安情绪。新英格兰的纺织业主抱怨，中国的抵制将使其一年的损失达两千万美元；美孚石油公司也惊呼，抵制会给美国石油业带来灾难，估计每月的损失可达两万五千美元；英—美烟草公司的销售额下降了百分之五十；美国面粉在中国也失去买主。
罗斯福此时倒很理智，承认抵制“应归咎于我们自己的错误行为和愚蠢举动”。他甚至收到一份机密报告，得悉英、德两国故意在中国制造反美情绪，排挤美国势力，以收渔人之利。他担心出现更糟的局面。但除了继续迫使清政府出面进行镇压外，他又别无它策。
可是清政府不仅不理会美国的要求。反而寻求订立新的条约。这种态度使罗斯福“非常不满”，他说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