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一九零二-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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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章 一切顺遂（）
“惩奸除恶。”
“要得。”
“扶危济困。”
“要得。”
“盗亦有道。”
“要得。”
陈文强眨了眨眼睛，呵呵一笑，说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经济来源是重要原因。所以才有杀人、放火、抢劫、偷盗，又有包赌、包娼、包毒等罪恶勾当。”
刚才还连说“要得”的徐矮师想了想，哑口无言。显然，想整顿袍哥组织，使其象龙兴堂一样，并不是订下规章制度那么简单。
“陈大哥真是好手段。”徐壮师一直在翻看着报纸，耳朵却听着陈文强与徐矮师的谈话，此时放下报纸，指着其中的一段文章赞叹道：“这报纸上一登载，虽是假设，却也把大家的想法给左右了。赵镜湖，是肯定完蛋了。”
赵镜湖已经被收监入狱，虽然矢口否认与屠杀案和黄金荣案有牵连，但有人证、有物证，动机则有报纸上的猜测，他又行将在狱中“畏罪自杀”或“暴病而亡”，这案子纵然有疑、有尾巴尚未搞清，各方要了结此事，也只好都算在他的头上了。
而收拾了赵镜湖和他请来的“高手”，也就只剩下有钱无力的土商了。打击他们，攫取黑金，已经不用陈文强亲自出手，交给李亚溥就可以胜任。
在这场交锋中，之所以能够比较容易地取胜，徐氏兄弟功不可没，甚至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当然，经过此事之后，这两人便必须由陈文强加以庇护。同时，更深一层的交流也就可以坦诚进行了。
“南洋洪门组织虽多，但各堂相对独立，自成体系，这是很大的缺陷，也很不容易弥补。”陈文强转向徐壮师，有些无奈地摊了摊手，“我要走一遭南洋，主要是联结华侨富商，以微薄之名声，筹款发展，却无力量联合洪门各堂。”
“不联合起来，便是一盘散沙。”徐壮师对南洋洪门看得比较清楚，很是遗憾地摇头道：“内部敢称霸主，对外却难挺腰杆。组织虽多，人员虽众，却还是要受洋鬼子的欺压，受当地土人的欺凌。”
“那也没有办法，我实在是力有未逮，令徐兄失望了。”陈文强有些惭愧，停顿了一下，又建议道：“如果有德高望重的洪门大佬主持此事，倒有很大的成功希望。”
在重生前，陈文强与很多国外的华人黑*社会有过接触，印象并不太好。因为很多帮会只会在唐人街或华人社区耀武扬威，只会吃华人，看见鬼佬便似个缩头乌龟，气都不敢多出一下。
而这样的华人在国外是多数的存在，在外国许多年，却只把自己的头似鸵鸟般埋起来，在中国人堆里自信无比，一走出来却畏畏缩缩。只顾着拿身份，只想着赚几万美金的年薪，甚至为了所谓的向主流社会靠拢，不惜在同胞落难时踩上一脚。
徐壮师第一恨满清，第二恨洋人。在国内，满清与洋人并存；在国外，洋人依然骑在头上，华侨华人地位低下。生活在压抑愤懑之中，徐壮师对陈文强开创的基业、取得的成就刮目相看，并寄予希望。首先，他希望海外洪门能象龙兴堂这样，组织严密并有武力保障，以确保华人的权益不受侵害；其次，他希望陈文强能将实业拓展到南洋，并以此为经济基础，使洪门发展壮大；最后，徐壮师也是一个有野心的人，是成为一方霸主，还是统合洪门帮派，他是有这样的想法。
“德高望重？”徐壮师有些鄙夷地撇了撇嘴，“越老越胆小，越有钱越没那个魄力，只顾在洋人的脚下苟活，指望不上他们。”
“我也有这样的同感。”陈文强点了点头，赞同道：“中下层华人受压迫最重，也最有改变的要求。徐兄，你领头，我支持。有些事情你还不知道，我现在也不想说，等启程去南洋时，咱们在路上再详谈。”
“那四川汉流呢？”徐矮师有些不甘。
“事有缓急，我能力有限，不能面面俱到。”陈文强摇了摇头，说道：“这样，明年或后年，等银行成立了，实业稳固了，那就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咱们再向四川渗透发展。”
徐矮师叹了口气，无奈地点了点头。
……………
产业越兴旺，名声越响亮，能量越大，吸引力越强。陈文强现在越来越有这种感觉。
卢家湾的工厂、住宅不断兴建，道路也拓宽夯实，几百万元的投入，终于砸出了一个工业基地的模样。如此巨大的变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目光和关注。别人搞实业救国，多是购买外国机器，进行加工生产。而陈文强所兴办的实业却有其先进性和独创性，比之洋人亦不逊色。
塑料、酸碱、煤焦发电、制药，这些都是中国独家或国际领先的，甚至连最传统的纺织和制衣都采用流水作业，被陈文强玩出了花样。
随着外聘工程师等技术人员的到位，随着工人在技能上的不断提高，与机器磨合更加默契，各种产品的产量也是不断增长，屡创新高。
一派兴旺繁忙的景象，引来了络绎不绝的参观。为此，陈文强还组织了一套接待班子，作为向导，向一些重量级的工商富豪介绍解说，以吸引他们的投资入股。
而随着这个招商引资的过程，陈文强结识了更多的闻人富商，原来的缺陷——人脉，正在逐渐得到弥补。特别是与立宪派实业人士的结识，使陈文强有了伪装的可能。
接下来，事情在顺理成章地发生着。赵镜湖在狱中“自杀”，和义堂瓦解了，龙兴堂的势力进一步渗透进公共租界；徐安宝升任法租界华捕探长，提拔安插了一批龙兴堂的兄弟，法租界黑*白两道几乎被龙兴堂完全控制。
一切似乎都很顺遂，陈文强却不得不推迟了游历南洋的时间。因为，强卓实验室取得了突破，一项震惊世界的药物即将被发明出来。
第五十五章 对德国的分析（）
名声就是财富，就是敲门砖，就是让人刮目相看、恭敬尊重的资本。
如果没有味精，没有塑料，没有新药，就没有陈文强的声名鹊起。如果只是踏实发展，那到现在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也不会有闻人富豪愿意投资合作。
而陈文强在重生前虽然不是什么高端的科学家，但他到底是受过高等教育，重生后的离奇转变，更使他的化学专业绽放异彩，能够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其实，这也与当时的科学水平、社会状况有很大关系。很多新兴产业刚刚起步，很多科研工作者也不是知识渊博的天才，但就是能通过勤奋，或者幸运女神的眷顾，而一举成名。
而陈文强到底有多大的能量，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如果给他一个设备齐全的实验室，有众多的好助手，有大量的资金扶持，再结合他所知道的却还不为世人所知的理论，兴许能成为一代科学界的泰斗也未可知。
即便是只在旁指点方向，指导关键，陈文强取得的成就便已经令人惊叹。而之所以没有选择这条道路，自然是跟他的性格禀性有关，不甘于那种单调枯躁的工作。
但他不喜欢，却有很多人甘之如殆，埋头于研究、实验，苦干实干，成就了陈文强的国际声誉，也造福了全人类。
梅毒特效药——砷凡纳明已经使陈文强这个名字为世人所知，现在，异烟肼的问世，则将把陈文强推上又一个高峰，成为世界顶尖的医药学专家。
结核在中国被俗称为“痨病”，而它和人类的历史几乎一样长。它曾在全世界广泛流行，夺去了数亿人的生命，人们称之为白色瘟疫。到了十九世纪后期，人类对付结核病依然没有什么有效手段。
在西方国家，大半个世纪里医生们通常让病人们呆在疗养院里通过休息和呼吸新鲜空气来治疗。如果这种疗法没有效果的话，医生们就只有采用萎陷疗法（用人工气胸、人工气腹等方法，使肺的有病变的部分萎缩，减少活动而逐渐愈合。也叫压缩疗法）。
而作为结核病的特效药之一，由异烟酸与水合肼缩合而得的异烟肼，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简单而且便宜的药物。但关键是没人发现，而发现了也没有意识到它的药用价值，使其被遗忘和埋没了四十多年。
历史在这个时空因为陈文强的存在而发生了改变，异烟肼提前四十余年问世，使人类在和肺结核病斗争的漫长历史中终于有了有力的武器！
法兰克福实验室制取的异烟酸，强卓实验室制取的水合肼，经过缩合反应变成了白色的结晶粉末。随即，这种白色粉末被送到同济医院生物细菌实验室，当证明异烟肼有极强的抗结核菌的活性后，实验人员和宝隆便急不可待地向外界乐观地宣布了这个具有轰动效应的消息。
也不怪实验人员和宝隆如此没有耐心，作为法兰克福、强卓两个实验室合作的第一个成果，竟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产生，并且可能是世界上第一种抗击结核的特效药，怎么能不令人兴奋异常？
通过电报，强卓实验室与法兰克福实验室共享了异烟肼的制取方法，并且几乎是同时开始了临床试验。
“这将是人类在与肺结核抗争史上里程碑式的胜利，因此，人类在二十世纪末即可消灭肺结核……”
“……现在预言关闭结核病医院还为时太早，但新药的效果应该是勿庸置疑的，它将挽救千万人的生命，也将载入医学史册……”
“天才还是幸运，我们已经完全无法用正常思维来进行判断，只能称其为东方的奇才……”
“这是中德两国精英人物合作的结果，这是第一个，但不会是最后一个，光明的前景，广阔的合作领域，将是值得期待的……”
陈文强放下了报纸，有数张还是从香港转送过来的。临床试验已经近月，效果是勿庸置疑的，但媒体上的宣传越来越出乎他的意料。德国为何这么大力宣扬，为何将其提高到了如此高度？
不对，这有问题。陈文强读过很多资料，特别是大力与德国商人企业开始合作后，他特别注意了德国政府的政治态度。就当时而言，德皇威廉二世是“黄祸论”的坚定支持者，并一改老首相俾斯麦的大陆政策，正积极推行著名的世界政策。
由此分析，德国表现出热情，这其中自然会有更深层次的考虑，应该是涉及到国际间政治关系的变化，出于德国自身的考虑吧？
嗯，肯定是这样的原因。陈文强有了些想法，也意识到自己刚刚的惊喜有些自作多情了。这不过是大国的政治游戏，自己算得了什么呢。可另会错了意，自招讥笑。
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甲午战争后，日本已经崛起，西方帝国主义者们对于庞大的中国龙是否将在已经西化的日本的带领下奋身而起是十分担心的。再从德国自身的利害关系来看，最为忧虑的便是受到法俄两国的东西夹攻。
而沙俄在1880年的《柏林条约》后向巴尔干半岛方向扩张受挫，便将扩张方向转向了远东，沙俄与日本两国在朝鲜与中国东北开始了激烈的争夺。德国巴不得沙俄将注意力转向东方，所以一再宣扬所谓的黄祸，希望把沙俄的力量拖在远东。
现在的沙俄和日本正处于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各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问题上也形成两大集团：一个是英日同盟，以美国为后盾；另一个是法俄同盟，而德国在欧洲反对法国，在远东则支持俄国。
德国突然暗示与中国的合作的热情，其用意是什么呢？在陈文强看来，这是黄祸论的升级和调整，有把中国从黄祸论中摘除出去的意思。也就是说，黄祸论可能会专指日本而言。
显然，在日俄的矛盾已经十分激化的情况下，德国方面认为黄祸论已经达到了目的，而且打击面太广的弊端也日渐显露。
在庚子事变前，德国已经逐步确立了其在华销售军火的优势地位。特别是克虏伯火炮，更是为清廷所青睐。为了巩固市场，德方在清廷内部积极建立人脉，并与清朝历任驻德公使关系融洽，以保持军火销售渠道的畅通。
而且，德国在清政府心目中确立的“良好形象”也有利于其军火销售。在占领胶州湾以前，德国并没有大规模武力侵略中国，它主要通过最惠国待遇取得了一些条约特权。中法战争期间，虽然法国施行军事封锁，但德国仍然继续向清政府出售军火。甲午战后，德国还与俄、法一起向日本施加压力，迫使其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这就给清政府造成一种假象，以为德国是对大清王朝“最友善的西方国家”。当时很多华人也对德国抱有希望，这为其销售军火提供了便利。
但义和团事件后，德国所营造的便利条件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