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一九零二-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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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博览会之感()
但自首届世博会后,一国自行决定举办这一传统的延承使世博会愈来愈多。在一九三一年国际展览局成立之前,世博会举办机制相当混乱,竞争也不断加剧。1888年甚至出现同一年有四个国家同时举办世博会的历史纪录:西班牙巴塞罗那、比利时布鲁塞尔、澳大利亚墨尔本、英国格拉斯哥。
再看看1900年之后:1902年俄罗斯圣彼得堡;1903年德国汉诺威、日本大阪;1904年俄罗斯圣彼得堡、美国圣路易斯;1905年比利时列日;1906年意大利米兰、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1907年爱尔兰都柏林;1908年英国伦敦、西班牙萨拉戈萨等——都在举办世博会。
如果人们愿意,他几乎可以在各种世博会上度过20世纪的头一个十年。世博会当时已经成为展示和激励创新的平台,人们都希望利用世博这一平台来发布最新的技术和研究成果,各国也希望借此来提高国际声誉,并展示国家的面貌。
1903年3月1日至7月1日;日本政府在大阪市的天王寺举办了“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又称大阪博览会。博览会分列农业、园艺、矿冶、化学、工业制作、教育学术、卫生、经济等八处展馆;另外还设有参考馆,展出各国物品。
对于世博会的态度,满清政府依然认为是“炫珍耀奇”的无益之举,以“中国向来不尚新奇,无物可助”为理由再度拒绝官方参加,由地方官商自愿选购物品参展。
相对于官府的冷淡,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方,比如东南省份的官商,对参加博览会还是很有积极性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湖北等地都派员参与,各设展厅。
而赵海镇通过申请和运作,天厨味精、腾龙和翔凤品牌的服饰、玩偶,以及加班加点制造出来、还比较粗陋的酚醛塑料商品,也呈列在了江苏展厅。
王卓然与十六名新招聘的原广方言馆的学生,彩凤和小云子,在陈文强的安排下,提前赴日,在博览会上学习研究,并了解世界新技术的发展。
在博览会上,王卓然等人不仅长了见识,更在思想上有了急求上进的变化。知耻而后勇,虽然中国馆的景象令人感到屈辱,但未尝不是刺激的良药。
作为新技术、新工艺的展示会,博览会的展品象征着时代的潮流,应有启迪未来、继往开来的产品,而大阪博览会的中国馆的六省展品却是基本雷同,且正好相反,多数为彰显过去的文物类的展品,比如汉瓦当、唐经幢等古物,再就是陶瓷、茶叶、生丝等传统商品,与外国展品一比,实在是乏善可陈,暮气沉沉。
而在王卓然等人先期到达日本大阪时,还经历了一场涉及到国耻的交涉。因为日本主办者不设福建馆,而将福建物产工艺放入台湾馆,分明是昭示着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尤其是在中国馆展示三寸金莲、鸦*片烟具等陋俗,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尊严,是对中国的蓄意侮辱。
秦毓鎏等留学生特地从东京赶到大阪博览会现场。本想一睹来自祖国的物产工艺,以慰乡思。不料一进入中国馆,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既失望又气愤。当即找博览会负责人提出质问。并致电东京留学生会馆,请派代表前来抗争。并商定以留学生会馆的名义,致函国内正准备派往大阪博览会的各省官商,告知日方在大阪博览会上有严重损害我国家尊严之举,劝告他们不要前往大阪。
此事终于引起日本政府重视,他们深怕事态进一步扩大,引起世界舆论哗然。遂下令大阪地方官干涉此事,答应中国留学生的要求。王卓然等人也参加了此番抗争交涉,等到陈文强到达大阪时,“已不复见该博览会有此种陈列”。
“都是正活泼好动的青少年,怎么感觉你们的气氛有些沉闷呢?”陈文强抬头似笑非笑地看着王卓然,说道:“感受到屈辱,觉察到落后,这都不要紧。知耻而后勇,有了触痛,奋发向上的动力才更足。”
“明治维新三十余年,日本在工业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令人惊诧。”王卓然苦笑了一下,感慨道:“老大的中国,不知要何时方能追赶而上?更不要说那些西方列强了。”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第一次参加维也纳世博会,估计也是和咱们一样的心态。”陈文强沉吟了一下,说道:“在当时七十七人的代表团中,有六十六人是工程师,他们在展览期间专心致志地学习研究,回到日本后,撰写了长达九十六卷的报告。日本的崛起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要从中学习的不仅是科学技术,更有那种精神。”
“我明白了。”王卓然点了点头。
“去吧,和大家多交流心得,学习是需要的,可也别弄得这么沉闷。”陈文强鼓励地拍拍王卓然的手臂,说道:“回国后可会更辛苦了。那个新药的生产上世,是一点也耽搁不得的。”
“先生放心。”王卓然勉强露出笑容,说道:“博览会上也就咱们的商品算是亮点,连德国西门子、日本三菱会社都十分感兴趣呢!”
“那是他们有眼光。”陈文强淡淡一笑,说道:“虽然日本人的条件要好一些,但我已经决定与西门子合作。嗯,这件事情还没告诉你。”
王卓然犹豫了一下,开口说道:“先生这么决定,必定是有道理。”
“与德国的合作将是长期的。”陈文强缓缓解释道:“特别是在化学领域,德国是最强的。我们以后的主要突破方向,还是要放在化工上。”
当时刚刚萌芽的电力工业蕴藏着绝缘材料的巨大市场,作为天然的绝缘材料——虫胶价格一再飞涨,而这种材料却是一直依靠南亚的家庭手工业生产。酚醛塑料绝缘、稳定、耐热、耐腐蚀、不可燃,特别是它价格低廉,工业化生产的前景广阔,电力行业的应用也将更广泛。
作为世界电力行业的领头羊——西门子公司,以及新兴的日本企业三菱株式会社,可谓是嗅觉灵敏。虽然他们故意表现得不是过于热情,以免为陈文强所恃,在合作洽谈中吃亏,但这点小伎俩岂能让陈文强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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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把人当人看()
塑料的用途极为广泛,称之为千用材料也不为过。特别是在即将迅速发展的汽车、无线电和电力工业中,它将被制成插头、插座、收音机和电话外壳、螺旋桨、阀门、齿轮、管道;在家庭中,它出现在台球、把手、按钮、刀柄、桌面、烟斗、保温瓶、电热水瓶、钢笔和人造珠宝上。
只有知道酚醛塑料潜力的人,才会知道,它将在数年或十数年后出现在现代文明的每一种机械设备里。所以,陈文强既然已经提前六年发明了塑料,事实上就已经掌握了一道财富之门。
尽管会因为设备、技术、工人等条件的限制,建起的化工厂的产量也无法垄断全世界的使用,但在专利保护到期的二十年时间里,他会采取各种手段,将其利用到极致。
而在大阪博览会上,天厨味精和酚醛塑料都是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产品,就连服装玩偶也是创新超前的,成为中国馆的最大亮点,当之无愧。甚至引起外国商家企业的关注,也并不意外。
金河和赵维骏议论着走了过来,他们还在为新药让日本细菌学家秦佐八郎占了便宜而感到不甘。两人都剪了辫子,金河倒无所谓的样子,赵维骏有时还显得多虑,担心老爹赵海镇的责斥。
“有失有得,倒也算不了什么。”陈文强笑了笑,对王卓然、金河等人说道:“不过是在新药的研制发明中将其列为重要助手,并给予他此药在日本的独家代理销售商身份。一是名,二是利,被咱们用名利打倒了,又有什么不甘心?再说,没有他的实验证明,新药的问世还要多费周章。”
“不用他,在中国要找试药的还不是一抓一大把。”金河对此不以为然。
见赵维骏也是理所当然的表情,陈文强不由得沉吟起来,好半晌才有些低沉地说道:“你们说的也不无道理,但是在有选择的情况下,还是要珍惜人命。在东京的时候,你们也听到了很多有关国家、民族的言论。不管你们怎么想,现在我说一个最简单的,要提高民族尊严,最基本的便是把人当人看。否则,谈何尊严?”
把人当人看,似乎是病句,又似乎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但在中国的历朝历代,又有谁能做到?现在再到以后,无论是满清政府,还是革命者,以及纷繁登场的军阀、政客,嘴上不说,可在行动上却依然没有底层的百姓放在眼里。
不管是纵兵烧杀,还是凶恶屠戮,几乎就没有人被追究罪责,甚至根本就无人提到追究罪责。普通百姓死多少,似乎都无关紧要,都跟政治家们无关,只要利益、权势合适,他们甚至可以去赞颂屠杀者。
比如张勋,制造了南京屠城事件,一样是高官厚禄;而且其失势后能安享晚年,死后还有不同政治立场的名人,包括孙中山都对其孤忠大加赞美,而对南京屠城中死难的数千无辜者视而不见。
陈文强未必知道得这么多,这么深,但现实社会的残酷已经向他展露无遗。底层民众的麻木不仁、缺乏觉悟,难道不是长期被忽视、漠视所造成的心理扭曲吗?
在重生之前,陈文强曾经听过一个精确的概括:民主就是把人当人看的政治。对此,陈文强虽然并不完全肯定,但他觉得,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谈民主岂不是令人笑掉大牙?
王卓然、金河、赵维骏都很茫然,时代的代沟使他们一下子很难理解这句话所蕴含的极多的信息量。
“慢慢体会,慢慢琢磨吧!”陈文强轻轻摆了摆手,窝回到椅子里若有所思。
一个多月的日本之行,在陈文强看来,最大的收获并不是新药的发现,也不是产品的光明前景,而是在人脉上的巨大突破。
先后八次参观大阪博览会,深有感触的张謇;参观大阪博览会,因会中竟有中国古钟在展,而愤感列强欺中国太甚的徐锡麟;博览会中国馆湖北省出品委员会候补道桑宝等官府中人;在东京由邹容介绍还认识了“军国民教育会”钮永建、龚宝铨等人……
或有意,或偶然,陈文强结识了方方面面的人物,当然也包括现在东京的两位重量级名人,孙中山和梁启超。一位是查理宋所托他携款转交的革命的北辰;一位是大师级的学问家,保皇改良派的领袖之一。
但陈文强在东京沸扬喧嚣的氛围中,受到了鼓舞,因为有那么多的热血青年在忧国忧民,可在另一方面,陈文强也意识到在狂热、激昂背后的浮躁和冲动。而在正确的道路确定之前,这样的浮躁和冲动令陈文强感到忧虑。
密尔曾说:“比起个人来,时代更容易犯错”。现在,陈文强对这句话有了更深的感悟和理解。虽然这句话未必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但如果只是跟着时代的洪流走,你就极有可能会成为受害者。在真正的能让陈文强心悦诚服,并愿意竭诚追随的领袖出现前,陈文强觉得跟这个时代保持一定的距离,可能更好。
换句话说,梁启超和北辰都不符合陈文强心目中的要求。固然要求可能严格,但在革命的认识上,连陈文强都不如的话,又怎么让他俯首听命?
在**战争后,尘封了数千年的国门不再只开个门缝而是完全开启。国内的各种新思潮开始涌动,从早期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再到实业救国,各种资本主义的思潮开始不断展开实践。大浪淘沙下,康梁变法所主张的君主立宪和孙中山主张的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是那个时代的主流。
对于君主立宪,陈文强所抱希望很小,尽管这种方式如果成功的话,国家、民族所花费的成本和造成的动乱可能最小。在那个时代,大多数国人未必反对有一个皇帝,却是不能容忍满人做皇帝。几百年前对汉人的屠杀,几百年对汉人的欺压,近百年来一次又一次的丧权辱国,激发了汉人的不满情绪——这大概就是满人的原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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