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谢洪尼耶遗风 作者:谢德林-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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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音前言
——谢德林和他的《波谢洪尼耶遗风》
米哈伊尔·叶符格拉福维奇·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是俄国十九世纪下半期杰出的讽刺作家。
谢德林生于一八二六年。这一年，沙皇尼古拉一世血腥镇压了十二月党人的起义。
谢德林卒于一八八九年。这一年，十九岁的列宁参加了费多谢也夫①组织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活动。
①尼·叶·费多谢也夫（1871—1898），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非常有才干的、非常忠于自己事业的革命家”（列宁）。
一八二六至一八八九年，是俄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时期。封建农奴制关系由鼎盛期走向危机期，终于为资本主义关系所取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谢德林晚年时，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工人革命运动应运而生，俄国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
列宁在纪念赫尔岑的文章里，论述了在俄国革命运动中的三代人物。按年龄算，谢德林是头两代人物的同时代人。四十年代，谢德林开始从事文学创作，那正是别林斯基和赫尔岑为俄国先进知识界开拓革命民主主义世界观道路的时期。五十年代中期，谢德林从发配地归来后，做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涅克拉索夫的战友，为革命民主事业呕心沥血，奋斗终生，成为革命民主派在文学界的最后一个巨人①。作为俄国革命运动中的第二代人物，谢德林已经预感到了革命的风暴，预言过它，期待着它，但他还只是“未来风暴的年轻舵手”，而不是风暴本身。他未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但马克思主义者对他并不陌生。他是马克思“特别推崇”的俄国作家之一②。列宁在对形形色色的敌人进行论战时，引用他塑造的人物形象为武器，达三百次以上。列宁还指示要“不时在《真理报》上回忆、引证并解释谢德林”的作品。
①《资本论。的俄译者丹尼尔逊将。波谢洪尼耶遗风，寄给恩格斯时，在信里称谢德林为“杜勃罗留波夫文学团体里硕果仅存的代表”。
②拉法格说：“当马克思已经五十岁的时候，他开始学习俄文……六个月以后，他已经能满意地阅读俄国诗人和散文作家的作品，其中特别是他给以高度评价的普希金、果戈理和谢德林。”
谢德林出身于贵族地主家庭。父亲曾在莫斯科档案馆任职，公余之暇，译点外国作品，写点诗，但他在文学上并无建树。母亲是莫斯科一个富商的女儿，精明强悍，酷好财势。父亲衰败的田庄，在她手里得到振兴和扩展。她既贪婪又吝啬，既愚昧又专横，对农奴的剥削和压迫，残酷至极，连自己的丈夫也被她作践得猥琐不堪。从《波谢洪尼耶遗风》中的“我”的父母身上，清晰地反映出作者本人的双亲的面影。
谢德林是吃农奴奶妈的乳汁并由农奴保姆带大的，最初教他认字读书的是农奴圣像画师和卑微无知的家庭女教师。谢德林在地主庄园里度过童年时代，他母亲的恶劣行径，以及农奴们的悲惨遭遇，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了终生难忘的深深的迹印。他父亲藏书颇丰，使他早年有机会接触一些文学作品。他年少时没有被农奴制的暴虐腐朽和尔虞我诈的商人气息的家庭环境所戕害和吞噬，无疑与这些因素有关。
十二岁时，谢德林被保送人皇村学校。这是一所为权贵子弟设立的特权学校，未来的高官显吏的养成所。在那里，从某些飞扬跋扈的纨绔子弟身上，他初步认识到沙皇政府官僚机器的专横腐败。在那里，他摹仿莱蒙托夫的作品写诗，对海涅的作品发生兴趣，泽过诗人的诗。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时期，他见到了别林斯基，读了后者的著作，又与彼得拉谢夫斯基过从甚密①，思想上受到他们很大的影响。
①彼得拉谢夫斯基是谢德林在皇村学校的同学，彼比谢早两年毕业。毕业后从事革命活动，与在校同学保持密切联系，曾打算吸收十五岁的谢德林合办一个杂志。谢德林在皇村学校毕业后。经常参加技所主持的进步团体“金曜会”的活动。
十八岁那年，谢德林在皇村学校毕业，被派到军政部任职后，仍经常参加彼得拉谢夫斯基小组的活动，阅读进步书籍，讨论解放农奴、改革司法等社会问题，并开始从事写作。
一八四八年，谢德林二十二岁，这年三月，他发表了他的第二部小说《莫名其妙的事》，对建立在压迫基础上的社会制度进行猛烈抨击。沙皇政府慑于法国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以及这部小说的革命倾向，逮捕了谢德林，并把他放逐到维亚特卡省，置于宪兵监视之下。这种放逐与当时发配西伯利亚去服苦役有所不同。被放逐者仍在地方政府任职，在物质生活上受到优待，还可以出入于外省的社交界。沙皇政府企图通过这种腐蚀办法，使那些不坚定的贵族青年逐渐习惯宦海生涯，从而挽救它的“迷途羔羊”。谢德林在外省放逐了将近八年，虽然感到痛苦，却并未消沉。在放逐期间，他常到农村去，利用自己的省府特派员的地位和职权，惩办地方上的贪官和地主，替农民说话，还为农民开办展览会。他曾长途跋涉，到乌拉尔和卡玛河流域一带去考察分裂派教徒①的状况。在几千里的行程中，他常常借宿在农民的小木屋中，和农民促膝谈天，了解他们的生活。没有一个旧俄作家有机会象他这样直接观察和研究各方面的生活，从省城里的上层人物至最低层的农奴；没有一个旧俄作家象他那样深入实际，既熟悉官僚、商人、地主、富农等各色压迫者和剥削者的底蕴，又了解被压迫被剥削的底层群众的疾苦。长期的放逐生活，不仅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更重要的是通过与人民的接近，使他“直接接触到人民的有生力量”，提高了认识，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确立了为人民谋幸福的人生观。也决定了他未来的创作的性质。
①十七世纪时，俄国教会因为修改宗教仪式问题发生反对官方教会的运动。这个运动反映出人民群众对于封建剥削的抗议，因此运动的参加者，即分裂派教徒受到沙皇政府迫害，不少人逃到了边远地区。分裂派教徒的活动继续了好几个世纪。
一八五六年初，谢德林重返彼得堡。放逐的八年，是俄国反动统治变本加厉的八年。这其间，别林斯基去世了（1848年），火热的语言一度中断。彼得拉谢夫斯基的团体遭到血腥镇压（1849年）。书报检查制度扼杀着一切进步言论。其后，随着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的发展，国内政治生活出现了活跃局面。战时的无尽征发，激起了农民的骚动，燃起了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的希望。战事的失败，官吏的腐败无能，引起了各阶层人士的不满。塞瓦斯托波尔一役，唤醒了人民的觉悟，增强了人民摆脱国内外压迫者，取得独立的向往。在这样的形势下，一八五六年秋，即回到彼得堡半年后，谢德林开始发表《外省散记》，无情地鞭挞贪官污吏、寄生贵族，为“贫苦的、肮脏的、被作践的平民”，“为被侮辱的、不敢开口说话的庄稼人说话”（谢市琴科）。《外省散记》的原稿正式发表前，遭到沙皇检查机关的“凌迟”，被删去了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发表后，反动势力视之若洪水猛兽，大肆攻击。革命民主派领袖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国波夫却写了长篇书评，满腔热情地肯定它的深刻政治意义，赞扬作者对人民的热爱。在谢德林的创作道路上，这部成名之作虽然揭示了产生社会矛盾的病因，但暂时还未能指出消除它的方法；在他后来的作品中才提出了人民必须起来进行斗争，以便把“过去的时代”埋葬掉。谢德林原姓萨尔蒂科夫，从这部作品起，他开始用谢德林做笔名。
谢德林结束放逐生活后，为了要亲自参加农村改革的实施，还断断续续在政府机关做过事。在此期间，由于他维护农民利益，“不让农人受欺负”，贵族地主恨他，恶意地称他为“罗伯斯庇尔第二”，”向大臣告密他，视他为乱臣贼子。一八六二年，谢德林愤而辞去公职，把全副精力投入编辑刊物和写作的艰苦劳动。
一八六二至一八六四年，谢德林在《同时代人》杂志编辑部工作。从一八六八年起，谢德林和涅克拉索夫一同编辑《祖国纪事》杂志。涅克拉索夫逝世（1878年）后，谢德林独力担任该杂志的主编，直到一八八四年，杂志被沙皇政府永远查封为止。在前后十八年的杂志编辑工作中，为了坚持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俄国文学事业的发展，谢德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工作和顽强激烈的斗争，写下了不少传颂后世的佳作。
六十年代初的“农村改革”，首先是把资本主义从妨碍其发展的农奴制桎梏下解放出来，而农奴们得到的所谓“解放”，其实质不过是由地主的羁绊中转移到资本家和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奴役下，他们仍然过着赤贫而屈辱的生活。“改革”后，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创造了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工业资本家、财政资本家。果戈理和奥斯特罗夫斯基笔下的宗法家长制的旧式买卖人，被渴望“文明”的“承包商”所取代。俄国出现了属于资本家承包商的铁路，出现了新兴的银行、交易所，资本主义式的投机倒把活动大大兴盛起来。资产阶级培养了为他服务的知识分子：工程师、经济学家、律师等等。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报刊也应运而生。英、法、比等外国资本的涌入俄国，使俄国劳动人民又多了一重压迫和剥削。
在七十年代，农民运动比以前更加频繁，更加激烈。大多数革命民粹派人士表达了这个时期的农民革命情绪。他们成立革命组织，“到民间去”——即到农民中去发动起义。但他们的政治纲领是乌托邦式的，认为可以越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认为农民是主要的基本力量，不承认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到民间去”运动失败后，民粹派，或者更确切地说，民意派转入暗杀沙皇和高官显宦的恐怖活动。尽管他们最初取得了某些成功，但也无法掩盖自己的软弱无力，以及他们脱离群众的致命错误。革命形势由于民意派的失败而告中断。
在这种形势下，最反动的地主阶级要求恢复农奴制，取消资产阶级性质的法院、自治局等设施，要求停办学校，取缔进步刊物，对革命青年处以极刑，对农民运动采取镇压手段。而自由派地主和新兴资产阶级则主张扩大自治局的权力，巩固法院组织，给资产阶级报刊更大的自由，企图用残缺不全的宪法来帮助沙皇专制政府对付革命。反动派和自由派提出的方案虽有不同，其目的并无轩轻：巩固贵族地主一资产阶级专制，消灭革命力量。
谢德林在这个时期所写的大量作品，深刻反映了当时的这种社会政治生活。其中最主要的有：《时代特征》（1869年）、《庆巴杜尔和庆巴杜尔莎》（1863—1874年）、《一个城市的历史》（1870年）、《塔什干的老爷们》（1869—1872年）、《箴言》（1872—1876年）、《戈罗夫略夫一家》（同前），等等。在这些作品中，谢德林愤怒地、无情地揭示“农村改革”的骗局，鞭挞沙皇官僚的残暴愚蠢，暴露新兴资产阶级“文明人”和“社会栋梁”的巧取豪夺，嘲笑自由派的虚情假意和为虎作伥，批判自由民粹派的迷忄吴。凡此种种，用谢德林自己的话说，为的是要“唤起读者心中的辛酸感”，让他们看到“他们四周的黑暗太浓”，并指出人民只有起来和黑暗势力斗争，才有出路，因为人民群众“是我们本身力量的唯一基础。没有他们的参加和关心，我们便会更弱”。
在七十至八十年代，马克思学说已开始在俄国先进分子中传播，工人罢工运动也一再爆发，但是由于谢德林未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他不可能从工人阶级的个别事件中判断俄国历史的新时代已经开始。因此，他虽然正确地批判了自由民粹派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无济于事的恐怖活动，却未能对于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新的历史力量——工人阶级予以应有的估价。
由于沙皇政府书刊检查机关的刁难和迫害①、对反动派和自由派的激烈斗争、繁重的杂志编辑工作，谢德林积劳成疾，不得不于一八七五年出国治病。在国外治病期间，谢德林实地观察了西欧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和政党活动。一八八○至一八八一年，谢德林写下了一本出色的讽刺特写集《在国外》。当时俄国自由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