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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

无出路咖啡馆-第15部分

小说: 无出路咖啡馆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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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妪说:“我想那件短款可能更配她。”   

  劳拉不以为然地看看老姐的推荐,说:“那件充其量只能去鸡尾酒会。”   

  老妪说:“对极了,心肝儿。第一眼我就知道你品位高雅。这套鸡尾酒会穿,再合适不过了。”   

  她不动声色地拍着马屁。   

  劳拉从一个分币大小的银色小盒里取出一枚白色药片,放进嘴里。再取出一粒,递给我。我也学她的样子把它搁入口中,一股薄荷的辛辣猛烈地充满我的口腔。劳拉把那个小银盒塞入我的皮包,告诉我,这些薄荷糖可以使我有个清洁芬芳的吻。一个年轻单身女人,要随时准备被人吻或吻别人,要做好深吻、长吻的准备。   

  老妪说:“对呀,我就一天到晚含着薄荷糖。”   

  我从镜子里迅速瞄一眼她那由脂粉塑出的面具,她的百分之八十五裸露的腿。这样的年纪仍怀着如此的希望,洁身自好,满口清香,以便那埋伏在命运中的吻突然袭来时可以沉着、自信地迎接,以使那样一个不含洋葱大蒜胡椒|乳酪气味的芬芳的吻引爆一次良缘。据说这和男性在钱包里备一两只避孕套同等重要。充满性遭遇的时代,一个负责的男人或女人该有些必要的自身准备。老女售货员在这个年纪还毫不大意地穿迷你裙,含薄荷糖,以免冷弹一样漫天飞的吻和艳遇打她个冷不防。   

  劳拉围着我转了半个圈,再转回来,然后前进两步,再后退三步,她慢慢点头说:“是件相当性感的鸡尾酒会服装。”   

  老妪说:“相当性感。一定会成为鸡尾酒会的注意焦点。”   

  劳拉说:“可惜不是去参加鸡尾酒会,”劳拉像个画家那样后仰着身子看镜子里的我,说,“这件衣裙最多到六点。”   



  我说:“啊?”   

  劳拉说:“服装的隆重程度是有规格的。最不隆重的是下午三点,一般这时候是下午茶;五点,鸡尾酒会;六点,晚宴;最高规格是九点。你需要的是九点的大礼服,你该看看我母亲看芭蕾、看歌剧的服装,从头到脚,从内到外,看上去简直气势汹汹,不可一世。那个庄重冷酷的样子,像是去壮烈牺牲,要不就是去杀别人。”   

  我想乐,但发现屋内两个人都没有逗我乐的意思。百万富翁的女儿劳拉让我大长见识:做个上流社会的女人真不易。   

  最后劳拉和女售货员玛丽决定,我今晚的服装规格非得“九点”。玛丽说她一生看过两次芭蕾一次歌剧,女人在那里个个杀气腾腾,你稍稍示一点儿弱,马上被杀下阵来。她以过来人的口气对我说:“一件衣服可能会改变你一生的命运。试着想想,一个参议员忽然看见一个装扮不同凡响的女人,心里说:哇,这个姑娘趣味不错,我得上去跟她搭讪搭讪。女人看芭蕾是为了被人看的。”   

  老玛丽又尖又长的红指甲在我身上划来划去,扯扯这里,整整那里。她一生的两次芭蕾一次歌剧全白搭了,这把岁数还得仰仗两条腿。那两条腿早年是有过好时光的,别看这时候它们已没什么露头了。   

  劳拉为我拿了主意,买下了一件五百九十元的黑色礼服。我还得再贴出几十元的购买税,和两百元的鞋钱。等劳拉走后,我只剩一张地铁票钱了。我手里提着价值三个多月房钱的行头,在地铁站里两眼空空地走着。过去了三四列火车,我浑身无力,什么念头都没有,只有一个单调的声音来回说:“八百六、八百六……”我这时的感觉近似一位刚进城的老乡,挨了歹人一闷棍后发现所有钱都给掏了个精光。   

  我两眼发直,又看着一辆火车开走。我等着自己定下神来,好好想想回芝加哥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还过不过了。我发现自己在拨阿书的号码。电话一通她就听出事情不妙。我告诉她:“要看芭蕾,因而安德烈资助了一笔买装费用。”她立刻问:“多少钱?”我说:“六百块”。她不再听我说下去,马上叫我站在原地别动,她立刻赶过来。我还想解释,她兴高采烈地摔下电话。她以为我有六百块要在今晚之前花掉,这事我一人办不到,非得她帮忙。   

  她见了我手上提的高档货色就说:“太好办了,你跟我来!”   

  我跟着她又回到商店,老玛丽正把我试过的二十来件衣服一件件往回挂。有件是从模特身上扒下的,她小心翼翼地将它套回去。   

  我生怕被她看见,尽量绕着道走。阿书却理直气壮,叫住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售货员。阿书把我手里的购物袋接过去,拎出那件黑礼服,说:“我们决定退货。”   

  女售货员一字不问,看看收据便办起手续来。我一直在盯着老玛丽,那具模特不好摆布,她半张着嘴,舌尖舔在两排门齿之间,因为她和模特的身高悬殊颇大,她不得不踮起脚尖,脚后跟从皮鞋里出来了,鞋跟却还立于地面。她那副专注的神态和体态竟十分稚气,十分可爱。   

  阿书把退货的款子交到我手里,叫我清点一遍。点完钱,我抬头便看见老玛丽悲愤地看着我。她忙了一个多小时,本以为挣到手的钱却眨眼间没了。她的灰眼珠里有股控诉,似乎是对一份巨大的背信弃义的控诉。她那萎缩得只剩一条细细红线的嘴却渐渐扭曲,扭出一个笑来。   

  她说:“怎么,刚才不是穿着很合身吗?”   

  我脸涨得滚热,说:“这样式太……太暴露了。”   

  她眼里的控诉更悲愤了,嘴上的笑却更加温婉、忍气吞声:“那我可以再帮你选几件保守些的。您看上去是个乖女孩,刚才我就觉得这衣服可能和你的乖模样有点儿矛盾,不过你的朋友那么喜欢它,我不好煞风景……来来来,咱们从头开始。”   

  我心虚理短:“等我吃了午饭再来……”   

  “吃了午饭那几件可能会被买走的!设计大师每件作品只有几件。”   

  我们俩人都是你死我活的。我的求饶,赔不是,老妪全看见了,她却偏偏不罢休,似乎我今天敲掉她一笔生意,她只有老命一条了。   

  “我这个朋友特别饿,”我指着阿书,“她等不及我试衣服了!”   

  阿书用中文恶狠狠地说:“不买就不买,哪儿跟她这么多废话!”她高傲地一摆下巴,说:“她不喜欢你们这儿的衣服。”   

  老玛丽眼中燃起灰色的火焰,呆呆站住了。   

  “可是她刚才说,她非常喜欢……”   

  “她刚从中国来,还没学会说‘不’。”阿书不仅高傲,已开始蛮横。她指着我对老玛丽说:“她是个留学生,知道吗?美国的赤贫者不叫赤贫者了,改叫留学生了。你忍心毁了她的学业、要她倾家荡产来买你这件衣裳吗?”   

  老玛丽说:“我没强迫她,是她自己刚才说,她特别喜欢这件衣裳。”   

  阿书沉默下来,眼睛看着老太太。她的沉默里明显有股危险。她长出一口气,表示要好好把这场官司打下去。然后她四下望一眼,问老玛丽说:“你们的经理在哪里?”   

  老玛丽马上收回目光,垂下皱纹密布的眼皮。直到我们走到电梯门口,她还站在原地,风烛残年的玉腿站成一个极其衰老灰心的姿态。   

  我们最终的购置是在一家大型连锁减价商店完成的。我花了二十元钱买了件长连衣裙,深蓝色,腰身宽出不只五英寸。阿书说这个好办。她在一个巨大的箩筐边和各种族人拥挤着,手在里面飞快地翻刨。多年前,她以完全同样的热情与凶猛劲头,在类似的大筐里翻刨较完整些的带鱼,少些疤瘌的苹果、梨、土豆。大筐里所有的东西全标价五块,不一会儿,阿书一股霉尘气地钻出人群,一手拎着一条大红宽皮带,另一只手上是双红皮鞋。皮带和鞋都有仿蛇皮的鳞纹。   

  “看见没有?”阿书大声叫喊,“一共十块钱,全解决了!”她一旦在公共场合讲中文,嗓门就很放肆。她指指另一堆人说:“那筐里全是皮包,咱们再给你配个皮包,再来点儿首饰,就齐了!保证花不了你五十块钱!”   

  试衣间是个大屋,里面无遮无拦地设了一百多面长方形挂镜,镜子之间是一根支出墙壁的挂衣杆。门口站着一支奇长的队伍,两个目光狐疑的女人朝这支队伍不断喊话:“不准超过八件!各人看好自己的号码,出门号码跟衣服的件数要相符!看好你们的钱包、首饰,若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只能是各位自己负责!……”   

  我们把东西递给两个女人中的一个。她阴沉地点数,不断抬起昏昏然的眼皮,去望那支不见缩短的队伍。她的目光绝望而疲惫,和边界上的移民局官员相仿:你们受得住,就受吧。她俩每天都在这样的恶劣情绪中,她们的坏脾气、坏情绪、坏命运全是这帮不屈不挠跑到美国境内的五花八门人种弄的。这些五颜六色的皮肤、头发、眼睛怎么这样源源不尽,怎么这样难以抵挡,不可挫败?你对他们拉长脸,明摆着一副找茬儿的架势,他们仍是这样源源不尽。流传几百年的移民信仰——“哪里有面包,哪里就是祖国”使他们拒绝受侮,使他们死乞白赖地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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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着各种肤色的身体被一百多面镜子成几何倍数地繁衍。每面镜子前都有三四个人、甚至五六个人,人们语言不通,在沉默的体谅中,迅速建立了秩序。每个人都效率极高,动作经济,毫不迟疑地脱衣,毫不羞怯地展现尺寸各异、色彩不等的Ru房和臀,一些人更不要命了,把|乳头和荫毛也抛露给这巨大的陌生集体。二十多年前,我们失去了自家的浴室,母亲带我走进公共大澡堂,我就感受过类似的目瞪口呆:一望无际的皮肉多么触目惊心,多么壮观!   

  阿书自己也挑了一堆衣服试穿。她手脚忙碌,却方寸不乱。不时抽空往我身上看一眼:“唉,错了,皮带钩钩反了!这副耳环是这么个戴法,你看!……”   

  红色的高跟皮鞋之所以只值五块钱,是两只鞋顺拐。阿书和我只得又回大筐边去开荒。二十分钟后找到一双银色皮鞋。我说这可不成,它们比我的脚足足大两号。阿书说:“五块钱你还想美观舒适呢?五块钱能买到‘不难看不受罪’,就凑合算了!”我说:“可这就是受罪啊!”她都没工夫教育我,下巴在空中划个弧度,说:“擦双皮鞋还要三块钱呢!大就大点儿,往鞋尖里塞两团面巾纸不就行了?想想你省下多少钱?省的钱不等于白捡?!” 

  我们完成采购已是下午四点,夜色从城市的四周涌起。楼房的阴影渐渐浓重。街上的人群也稠密起来,昏暗地匆匆挪动。我和阿书在地铁站内告别。我刚想上车,她却突然跑回来,说:“不行不行,那些标签儿……”   

  我问:“什么标签儿?”   

  她顾不上跟我讲清楚,只是动手将新买的衣服、鞋子、首饰上的标价牌一块块摘下来。摘得又快又仔细,一点儿损毁也没有。然后她把标签儿交到我手里,让我千万别丢了它们。   

  我说:“好的。”   

  她说:“等芭蕾舞看完了,你把它们再挂回去。”   

  我说:“挂什么回去?”   

  “喏,你看——”阿书示范道,“我特意只撕个小口子,这样,你一挂就挂回去了!”她见我有待进一步开窍,便说:“明天你乘车回来,把所有东西都退掉。明白了吧?”   

  “明白了。”   

  “明白个屁——你看,你明天把所有东西一退,你等于一分钱不花,就穿了这身衣服,懂了吧?”   

  “懂了。”   

  “懂个鬼!我告诉你,美国女人的礼服只穿一回;第二回你穿跟上回一样的礼服,人家就觉得你这人寒碜。所以这五十块钱,够你一辈子买了退退了买,至少折腾十件礼服,知不知道?”   

  “知道了,知道了。”   

  我想马上摆脱阿书,所以赶紧跳上车。阿书说她对我脑子里正想什么一清二楚。她说:“你在想,这个阿书可真能祸害人家的生意……”   

  “你可不祸害人家的生意。”   

  “我还不是为你好?再说,即便你买了退退了买,那五十块钱也是帮他们周转。你替他们难受什么?”   

  我表示我一点儿也不替这些靠吸移民的血发达的阔佬们难受。阿书这才把我往车门里一推,像是一个长辈终于看见她智力差劲的孩子出现一项突破性成长,累坏了的那一种宽慰。   

  剧场的灯暗下来,我旁边的座位仍空着。一张票的票价是一百一十元。十分钟过去,我不禁想到,五块钱没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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