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的权利-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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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能力去处理宗教上的事务，并拒绝越权去判决一项神学事件。无论如何，委员们宣称，在这棘手的问题上，他们一定要征求瑞士其它宗教改革教会的正式意见。这一要求是对波尔塞克的拯救，因为苏黎世、伯尔尼和巴塞尔在私下已完全作好准备，使他们狂热的日内瓦同事受到挫折，他们一致同意拒绝把波尔塞克的言论看作是渎神。市行政会判决被告无罪释放。加尔文对他的受害者搞不出什么名堂，只能以市行政当局明令波尔塞克必须离开日内瓦聊以自慰。

　　　　只有一项对异端的新的成功的控告，才能使人忘记加尔文在神学上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曾成功地受到非难。对塞维特斯的胜利可以补偿独裁者的失败而了结波尔塞克事件。而对付塞维特斯，成功的机会是巨大的，是更有可能的。塞维特斯是一个外国人。在日内瓦，他不象卡斯特利奥和波尔塞克那样有许多朋友、崇拜者和援助者。此外，几年来，改革的教士们处处遭到他对三位一体的大胆攻击，以及他挑战的方式的凌辱。把这个没有背景的局外人作为榜样是比较容易的。从一开始，审讯就是纯政治的；这是一个事关加尔文是不是继续统治的问题，是一场激烈的竞争，表明究竟加尔文是否有能力作为一个精神上的独裁者去实施他的意志。如果加尔文只想去掉私人的和神学上的敌手塞维特斯，那是非常容易的。日内瓦的审讯刚一开始，法国司法当局就派一名使者来，要求把那个流亡者交给维也纳。此人已在法国判刑，绞台已为他准备好。这对加尔文是一个扮演宽宏大量的角色、并去掉他所恨的仇敌的一个绝妙的机会。就日内瓦考虑，市行政会只要批准引渡，令人厌倦的塞维特斯事件就可以了结。因为几世纪以来，对独立的思想家判罪烧死所引起的公愤都归于天主教宗教法庭了。但加尔文反对引渡。对他说来，塞维特斯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目的，借助于他，他可以不容置疑地表明他自己的教义不可侵犯。塞维特斯将是一个象征，而不是一个人。因此，那法国密使只得怏怏回国。新教独裁者打算把审讯置于他的权限下进行，这样，所有的人就会相信，反对加尔文大师将会有何等的灾祸。

　　　　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朋友们，和他的敌人们一样，很快就认识到塞维特斯案件只不过是独裁者权力的一项试验。因此，自然而然地，朋友们和敌人们一样，尽他们一切可能阻止加尔文那样做。对那些敌对的政治家团体来说，那不幸的塞维特斯只不过是一个工具，一根可用作使那专制暴君坐不稳的橇棒。他们绝不会关心这根橇棒是否会断在他们的手里。那些塞维特斯最好的朋友们，帮了他们的被保护人的倒忙，因为他们所散布的那些不实的消息，只能使塞维特斯更加歇斯底里地得意。他们给犯人的秘密信件力劝后者要加强抵抗，那只能造成灾难。能使他们感兴趣的一切不外乎是尽可能使审讯轰动。塞维特斯越是为自己辩护，越是猛烈地攻击加尔文，就越好。

　　　　呜呼！实在没有必要去刺激塞维特斯，使他掉以轻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长期苦难的牢狱生活，使得这个本来就容易陷于神经过敏狂的人变得更加怒不可遏了。因为加尔文必然知道，塞维特斯已受到特别恶劣的待遇。几周以来，虽然塞维特斯自认为是无罪的，但他好象是一个定了罪的杀人犯那样，被关在一个寒冷潮湿的地牢里，手脚都上镣铐。他那褴褛不堪的衣服挂在他冻僵了的身子上，连衬衣都不给换。不考虑最基本的卫生要求。没有一个人会给他最低限度的帮助。在极端的窘困中，塞维特斯上书市行政会吁请较人道的待遇，他写道：“跳蚤正在吞噬我；我的鞋子破成碎片；我身上穿的全脏得要命。”

　　　　当市行政会打算改善塞维特斯的待遇时，一只秘密的手（我们只能猜测有人施加了压力）出面干预了。其结果，是让这位勇敢的思想家和具独立思想的学者，象一条蹲在粪堆上等死的癫皮狗那样，望眼欲穿地关在地牢里。在几星期之后发出的第二封信里，这个囚犯发出了更悲惨的哀号，他不加夸张他说，他快要在自己的粪便上闷死了。“我恳求你们，为了基督的爱，不要拒绝给我你们愿意给予突厥人或罪犯那样的待遇。你们下令说会让我保持干净，但是却毫无动静。我的情况比前更可怜了。我没有可能料理我身体的需要，实在是一种极端的残酷。”

　　　　但依然什么都没有“发生！当塞维特斯再次被从肮脏的洞穴里提到法庭上时，我们还会对他的勃然大怒感到惊奇吗？他被上了镣铐，恶臭的破衣满是泥污，但却勇敢地面对着法庭审判席上他主要的敌人；面对着穿着整洁的黑袍，无耻而冷酷，经过彻底休息，充分做好投入这场紧张搏斗的加尔文；面对着要同他思想对思想、学者对学者地进行讨论的加尔文；面对着辱骂塞维待斯是一个罪犯和一个暗杀者的加尔文。加尔文用最下流和最恶毒的问题，甚至用和性生活有关的纯属私人事务来嘲弄塞维特斯；后者，由于愤怒和备受折磨而无法再克制自己，他用痛骂回答那残暴的审问，粗暴地责骂那控告他的人，这难道是可避免的吗？连夜的不眠已使塞维特斯疲劳得无法忍受。而现在，害得他受这许多非人待遇的人，就得聆听他的一顿痛骂了。

　　　　“你能否认你是一个暗杀者吗？我要用你的行动来证明这一点。至于我自己，我是不怕死的。你象一个瞎子那样在荒野里呼叫，因为复仇的欲望在焚烧你的心。你继续不断他说谎，你是一个愚蠢的诽谤者。您怒火中烧，要把人逼死。只有把你全部巫术留在你娘胎里，我才有可能列举你的错误。”

　　　　在愤怒之中，可怜的塞维特斯忘了他自己地位的无力。他铁链锒铛，满嘴泡沫。他要求市行政会的法官们不要定他的罪，而把加尔文，那日内瓦的独裁者，判为破坏法律的罪。

　　　　“象他这样的巫师，你们不但应该揭发他的罪行，定他的罪，而且应把他从你们的城市里放逐出去，他的财产应赔偿给我，由于他的缘故，我蒙受了损失。”

　　　　那些可尊敬的委员们听到这样的话、遇到这样的场面不用说是吓得毛发悚然了；因为这一清癯、苍白、憔悴、胡须紊乱、目光炯炯，操着法国话的人对他们的基督教的领袖进行恶毒的诽谤。他们只好把他当作一个着了魔的人，一个受撒旦驱使的人。他们越听对塞维待斯越不利。审讯实际上已经结束，剩下来只是定被告的罪了。但是加尔文私下的那些敌人想把这案件拖下去，仍然尽其最大的努力，禠夺独裁者的胜利，而把他的敌手定罪。他们再次尽一切可能营救塞维特斯。象波尔塞克案一样，他们这次又去征求瑞士其它宗教改革会议的意见。在私下，他们希望这一次他们也能把加尔文教条主义的受害者从那狂热者的魔爪中救出来。

　　　　可是加尔文深知他的权威已受到动摇，很可能会倒台，对他来说，最主要的是避免受第二次挫折。他采取了相应措施，趁他的受害者还蹲在狱中受难，就派遣一个又一个的使者到苏黎世、巴塞尔、伯尼尔、沙夫豪森的宗教会议，对这些团体的意见施加影响。信使很快地到了界内各处，动员支持者们，告诫他们的同事们不要帮助如此邪恶的读罪者逃脱审判。由于塞维特斯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神学秩序的破坏者，又由于自兹温格里和布塞的时代起，这“无礼的西班牙人”就被欧洲的新教徒所憎恨，这就使得加尔文的阴谋容易得逞了。结果，瑞士的宗教会议一致宣布塞维特斯的观点是错误和邪恶的。但即使如此，四个宗教团体中没有一个直率地要求，甚至赞同处以极刑的，他们不过在原则上认可任何可能采取的严厉处分。

　　　　苏黎世方面的来信说：“这个人将受到怎样的惩罚，全由你们明断。”伯尔尼回答说，日内瓦的法官应“借用智慧和力量的精神”，这样就能更好地为自己的以及瑞士其它的教会负责，使他们从“这一灾祸”中完全解救出来。而提到是否要用暴力处理此事时，回信用较软的口气告诫说：“我们相信，你们决定采取的行动，将无悖于基督教市行政当局之所为。”加尔文与之磋商的，竟没有一个敢于公开主张通过死刑判决的。但是，由于那些教会批准对塞维特斯进行法律诉讼，加尔文认为他们也会批准那不可避免的结局。因为，正是由于他们装模作样，模棱两可，他们才给加尔文一个为所欲为的机会，而一旦他能为所欲为时，他就要坚决地、冷酷无情地打击。现在，当各处宗教会议的意见送来之后，那些要想秘密地帮助塞维特斯的人们，徒劳无功地在最后阶段仍进行努力，试图阻止定罪。佩林和其它一些共和主义者向最高当局二百人的委员会提出呼吁。但为时已太晚了，甚至加尔文的对手也认为再对抗下去是危险的。十月二十六日，作为高等刑事法庭的小市行政会以多数票判处塞维特斯活活烧死，这残酷的判决第二天在查佩尔高台上执行。

　　　　周复一周，塞维特斯与外部世界隔离，沉溺于过高的希望之中。他是一个很富于想象力的人，又被他的所谓的朋友们的小道新闻搞得晕头转向。他被错觉缠绕着，越来越趋极端，他相信他对他论点的判断是正确的。因此，他确信在几天之内，加尔文那个篡位者。将可耻地从日内瓦被放逐出去。二十七日清晨，塞维特斯醒来，极为恐怖地看到市行政会的秘书带着不可思议的表情走进地牢，郑重地展开一张羊皮纸，宣读判决。塞维特斯如被雷击。他听着，象是不解其意。判决通知他，今天他将作为一个渎神者而被活活烧死。有几分钟之久，他呆呆地站着，就好象是聋子，失去知觉了。接着，那可怜人的神经失去了控制。他开始哭泣、呻吟。最后，他用西班牙语喊道：“天啊！”在这些可怕的浪潮前面，他的傲慢失去了控制。他屈从于压倒之势的沮丧，几乎被消灭。那些跋扈专横的传教士们，也成为幻想的俘虏，他们相信，在对塞维特斯取得尘世的胜利之后，他们将同样取得一个精神上的胜利的时刻已经到来；相信由于绝望，这个囚犯会被迫公开自愿认错。

　　　　但不可思议的是，那可怜、沮丧和不幸的人一旦被要求抛弃他的论点，一旦他灵魂深处的信仰受到挑战，他又重新燃起了骄傲之焰。即使他的肉体将要被烧掉，但也丝毫不改变他的信仰。在这最后的时刻，这科学的游侠，上升到信念的烈士和英雄的高度。法里尔从洛桑赶回来，和加尔文一起分享胜利，但塞维特斯轻蔑地拒绝了法里尔的敦促，宣称一个尘世的法律决定，绝对不能作为一个人在有关神圣事务上正确与否的标准而加以接受。你可能杀害一个人但不能使他信服。虽然他肉体将被毁灭，但并非证明他思想有罪。法里尔无论是用威胁还是用许诺都无法从这用铁链锁着和已判决的受难者口中挖出一旬类似放弃信仰的话。塞维特斯仍然认为他自己不是异端而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的职责是同那些最凶恶的敌人和解，他甚至表示希望要见见加尔文。

　　　　与加尔文会见的唯一记录是由加尔文自己提供的。死人不会讲故事。加尔文记载的加尔文的行为，极妙地揭露了他的僵硬和严酷。那胜利的独裁者走下受难者寒冷阴湿和黑暗的地牢，不是向这个已被折磨得要死的人说一句兄弟般的或基督教徒仁慈的话，不是向他提供安慰。加尔文平静地、以实用主义的方式开始与塞维特斯交谈，他问后者为什么要他来。很显然，他希望塞维特斯跪下来，请求那全能的独裁者撤销判决，或者至少能够减刑。塞维特斯的回答十分简单。因此，任何人，只要他胸口还有一颗人心的话，一定会被记载所感动。塞维特斯要加尔文来的唯一目的是请求宽恕。受害者还表示与送来判决的宗教法庭提出和解。加尔文面容冷酷，他永远不可能将一个政治和宗教上的敌手当作一个基督教徒或一个人。

　　　　请读一读他冷酷的记载中的话吧：

　　　　“我唯一的回答是，我从来（那是真的）不对他有个人的恶意。”

　　　　加尔文不能也不愿理解塞维特斯那具有异常酷爱和平性格的最后姿态。加尔文说，他和塞维特斯之间不能和解。后者必须停止想他自己，直率地承认错误，承认他对上帝犯了罪——这个定了罪的人曾否认过上帝的三位一体的性质。理论家加尔文有意无意地拒绝承认这不幸的人是一个人或一个兄弟。今天这个人就象毫无价值的柴块那样被投入火中。加尔文这个僵死的教条主义者认为，塞维特斯只不过是一个拒绝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