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5年第4期-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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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不两立、那么怒火中烧。所以，尽管小贾的父亲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商人，但没有人歧视他们，他们自己也丝毫没有低人一等的不良感觉。
小贾的父亲天生就是一个商人，而且是一个精明绝顶的商人。在生活中，如果你看着对方不像商人，那肯定就是一个演技拙劣的坏人。小贾的父亲不，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商人。
当年的小贾就是一个小少爷。穿的也好，气色也好，白里透红，精粉面包一样。少年时就是一副福相。那时候他倒是不鄙视我们，只是有分寸地与我们来往。小贾的父亲是一个整天絮絮叨叨的山西人，鹰钩鼻子，瘦瘦的，似乎始终处在愤怒的状态之中，一生都在批判，一生都在挑剔，一生都在不满，一生都气鼓鼓的，而且敏感、易怒、说话旁门左道。总之，他别说话，一说话全是批评，挖苦，鄙夷，加上丑陋的漫骂。然而，非常有趣的是，大家并不讨厌他。坦率地说，毕竟那个时代值得批评的事情比较多，只是，别人都在伟大的理想与伟大的工作中幸福着，憧憬着，他却不，他不觉得幸福，他更不觉得满足，他也从未满足过。他觉得生活处处都在和他过不去，所以，他也和生活过不去。但是，他并不作宏观批判，那样子有点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嫌。他不是，他真的是挺爱国的，共产党作为这个国家的执政党，他没意见。他批判的，全部是微观的，小事情，吃喝屙撒，柴米油盐，针头线脑。总之，他总有许许多多不满之事。
这么多年过去，我逐渐地读懂他了，老家伙毕竟是个商人哪——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五六十年代，他一直挣不着大钱，政策也不让他个人干买卖挣大钱。他只是个国营菜市里一个普通鱼摊上的、浑身是鱼腥味的售货员——卖鱼的。的确，只要他回来，从柳街上这么一过，整条街都弥漫着那股浓烈的鱼腥味。鼻子尖的人，还能嗅出他从菜市场带回来的是什么鱼，是海鱼还是江鱼。要知道，两种鱼的体味是不一样的，前者有点像老烟叶的味道，后者则水腥腥的，有一种喝了腐水似的不踏实的感觉。
小贾父亲的女人是二房，大媳妇在山西老家。在他闯关东之前就结婚了。那时候他还是个小孩儿，一个有心眼的小孩儿。但是，有心眼的小孩儿也是小孩儿。解放以后，国家施行的是一夫一妻制，大媳妇他就不要了，也不允许他弄俩媳妇。两个人分手之后，大媳妇好像跟了一个革命军人结婚了，然后跟着丈夫南下了。二媳妇很年轻，但非常怕他，什么也说了不算，对丈夫没有任何约束力。这样，他才可以整天地满嘴跑火车，肆无忌惮地批判。
小贾这一家人不大与外人来往，只有小贾偶尔到柳街上去转转。那时候小贾在念书。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书读得也就那么回事。整个柳街上的孩子书都念得马马虎虎。
柳街是一条不求上进的街。
柳街是一条土道，两边是样子彼此差不多的平房，家家都有一个栅栏院。每家至少有一到两个问题青年、少年和儿童。不过，早年的问题青少年，仅仅是追求行为上的自由而已，都不够拘留、教养的。与现在的砍砍杀杀，无恶不作的黑社会性质的流氓团伙不同。区别他们的一个重要的、形象的标志，就是，前者，任何一个老人对他们都有震慑力，说话好使，训斥也好使。而后者，老人见了他们也害怕，绝对不敢倚老卖老，或者滑稽地摆出一副长者的风范，幼稚地跟他们讲大道理。
尽管如此，小贾跟我们还是一个若即若离的人物。我们没有一起做过任何坏事情，仅仅是认识，知道他的家在铁道线那儿。
在生活当中，彼此认识的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密切起来，这是无法预料的。那时候我已经有了固定职业——刚刚从学校毕业，是一名无轨车司机了。我开的那条线路正好从他岳母家的住处经过。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中午，他站在榆树饯街站台上等车，他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穿得板板的，上身是一件浅灰色的三开领青年装，脚上的皮鞋擦得锃亮。薄薄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当时正是“文革”当中（大约是1971年左右）。70年代青年人的打扮基本上是黄军装。因此，他的这身“文革”前的打扮的确与时代不大相衬，有点另类。可他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因此，谁也奈何不了他，况且他打扮得并不流气，红卫兵小将瞥了他一眼就过去了。
他一看见是我开车过来了，就钻到驾驶室里来了。见了面我们都很高兴，加上年轻，加上天气好——好天气对邂逅重逢有造势作用，就像气氛对小说有益一样。不过，两人相比，他显得更兴奋一些，不停地说话。我仍有所保留，毕竟我们不是……
他告诉我，他的岳父岳母家就在附近，他就住在那里。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女人的照片，一脸喜色地告诉我，这是他妻子。我感觉他好像刚结婚。但是，照片里的女人好像比他的年岁大些。一问，果然，大三岁。不过长得还行，暄暄的大白脸，眼神儿多少有点发飘，傻兮兮的，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好女人。小贾告诉我，他的岳父岳母就这么一个女儿，他算是倒插门的女婿。而且岳母对他非常欣赏，在他们结婚之前，天天上小贾家去，一心要把女儿嫁给小贾。所以，柳街上的人说，姜还是老的辣……
交了车班之后，我提议，找个啤酒店我们喝两杯，他说，好啊。
在啤酒店我们聊了起来——说实话，如果是少年时代的朋友，到了任何一个年龄段，彼此仍保持坦诚相见的交流态度。
小贾说他很怀念柳街，他说，你们活得太自由了，我非常羡慕。就是我老爹管得太严。
我说，我也很怀念柳街。不过，再也没有柳街那样自由自在的日子了。喝啤酒吧。
小贾告诉我，他的父母都已经死了。我心里算了算，觉得从岁数上掂量也差不多，人生百年，总有一死。很自然吧。
他说，他的父亲在“文革”刚刚开始不久，就被关进了监狱。
我很吃惊，觉得不可能，他不过是一个小商人，不至于被抓到监狱里去啊。我们柳街的人那么闹，那么不守规矩，也没见谁被关进监狱里去呀。
小贾说，他父亲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双料的。跟咱们柳街上的那些小打小闹的人不一样，到火车道线偷两桶煤，搞个破鞋。那算什么呢？哼。喝酒。
——他说这话的时候，似乎多少还有一点自豪感。
我说，我还是没太搞懂。
小贾放下啤酒杯说，“文革”开始不久，有一天，他父亲去菜市场的党支部有什么事，党总支办公室外面走廊里没灯，黑乎乎的，他就愤怒地说，“我哪次来党支部，哪次都这么黑暗……”当时党支部已经被造反派接管了。妥了，就这么一句，让人家给抓住了，立刻打成了现行反革命，送进了监狱。接着再一查，老爹的个人成份又不好，奸商！再加上他个人历史上还有好几个地方说不清楚，比如跟日本人，跟宪兵队做过买卖什么的，而且又娶的是二房姨太太。这是什么样的人物啊？就判了个无期徒刑。
我问他，那你是哪个老婆生的？
小贾笑了，小老婆呗。我母亲的家庭出身是地主。在造反派来抄我家的途中，老妈就死过去了。造反派一看，真死了，几个人相互望了一眼也就算了。家抄了一半，就都走了。有一个人还直咳嗽，一直出了院子还咳嗽呢。这点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说，说死就死了，不会吧？
小贾说，老太太有心脏病，都多少年了。你想想，我爸那个脾气，谁嫁给他不得心脏病啊？再加上我家在火车道线旁边，火车三更半夜的又拉笛又喷气的，多好的身体也折腾完了。更何况我母亲天生就胆子小，地主出身，又是二房，小老婆。刚解放时被贫协抄过一次家，这又这么来一家伙，铁心脏也承受不了啊。
我问他，也是。那剩下你一个人怎么生活呢？
小贾说，街道办事处帮我找了一个工作，在一家国营的大工厂。意思我得有个事做，有经济来源，得让我活呀。估计也是怕我学坏了。我去了那家工厂，先是学徒，电焊工，一个月十八块。我干了不到一个星期就辞职不干了。
我大叫起来，那可叫国营工作啊。
小贾说，厂劳资科的人听说我要辞职，以为听错了，我当时非常神气，不干了，我辞职。
然后呢？我小声问。
小贾突然问我，我听说你爱写小说，我讲这些用不用加点景物描写？那个工厂附近的风景挺不错的，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周围全是苞米地……
我打断了他的话问，那你爸是怎么死的呢？
小贾说，大年三十儿死的。白天，派出所管片的民警骑个破自行车上我家来了。那年雪很大，他说，妈了个巴子的，大雪天骑车子费老劲了……
我说，我知道，我知道。那后来呢？
小贾说，当时，我正打算上同学家过年去呢。我的生活没有问题，家毕竟只抄了一半儿，还有些底儿，我就靠卖家里的存货过日子。老爹大小也是个商人，老妈大小也是个地主的女儿，能没点存货吗？而且他们都经历过土改，会藏东西。冬天烧煤也不愁。你知道，我家靠火车道线，烧煤能愁吗？
我问，管片的民警怎么说？
管片的民警让我赶快去道里监狱，说我父亲死了。这事儿闹的，大过年的。我就去了。到了监狱，大铁门，壁垒森严，知道不，先是开了一个小门，里面的人说话贼横，好像我是来劫狱似的。我就说我是谁谁谁，什么事。我爹死了。他好像火了，问，你爹叫啥？我说叫啥叫啥。小铁门吱嘎一声开了，我进去后，去了收发室还是办公室搞不清楚。一个警察先问了我的个人情况，然后，叭一下扔过一个黑皮的本夹子，说，你父亲死了，签个字吧！我拿过本夹子，在家属栏签上了名字。我写字的姿势相当牛，一挥而就。那小子都愣住了。然后，我跟那个警察去了院子，当时天还下雪呢。大年三十儿下雪，瑞雪兆丰年哪。在院子的一角有一个担架，上面盖着一条日本军毯，黄色的，是我父亲从家带去的。光复那年，老头子从日本军需库弄了不少。那种毯子的质量相当好了。
我说，我知道，我知道。你接着说。
小贾说，我哈下腰，掀开一角，一看，是我老爹。脸儿瘦成一小条了。我父亲进去的时候就说过，他不能遭监狱这个罪。我想，老头子可能私藏了金砖，吞金自杀了。当时，旁边停着一辆嘎斯51，那种苏式的卡车，苏联电影里常能看到，方鼻子头的，跟解放车不太一样。有两个犯人过来帮助把老爹抬上车去，关上大厢，还特意替我把副驾驶那边的车门打开。我摆了摆手说，我不去了。他们一听全愣了，不去了？那骨灰呢？我说，不要了。犯人毕竟是犯人，都是经风雨见世面的人，听我这么说，也没说什么，冲我眨了一下眼，就上车走了。
去火葬场？
对。我跟着车后面走了一段，算是送送老爹吧。然后，我就上我朋友家过年去了。
没哭？
没哭。也没必要。既然是反革命家属，那还哭啥。我就想给他们留个牛皮的印象。
……
那天，我们聊到了很晚才离开那家啤酒店。
后来，小贾常在榆树饯街站台那儿等我的车，上车跟我聊天儿。他没工作，一天没什么事儿，就是闲逛。我也去过他家。他岳父、岳母对我的态度非常冷淡。他们找了这么个姑爷闹老心了，什么活也不干，就这么住老婆家（自己先前的房子卖了），吃老头老太太的养老金。开始，他们以为找这么个没爹没娘的孤儿当养老女婿多好啊。结果，麻烦了，弄不走了。不过，女儿还挺喜欢这个丈夫的，觉得他挺有风度，还能白话，讲什么都有声有色的，天天穿得板板的，一尘不染，见了邻居伯父大娘还非常有礼貌，可会说话了。她瞅着心里高兴。
那一段时间，我们常出去一块玩，天天在街上逛。他认识的人的确不少，商店卖东西的，电影院的，洗澡堂子的，他都能聊上，而且还是个百事通。总之，和他在一起就是两个字：放松。一天天过得特别愉快，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柳街。我甚至感觉他有点像日本的寅次郎。柳街自由散漫的“传统”我没继承，他到继承下来了。惟一的不足，就是他口袋里从来没钱。但这不是问题，大家都喜欢他，他回到柳街上去，人人愿意请他吃饭。他几乎成了柳街上的代表人物了。
后来，我离开了无轨厂，去了一家新单位，有好几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