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商业巨子 txt-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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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陈光甫当时财薄力微，根基尚浅，社会声望还不算高，在当时上海金融界的地位，还不及一个洋商买办。上海银行开业之初，不但没有官办银行或资本雄厚的银行可作押借款的道契，也未取得像钱庄那样与洋商银行进行业务往来的资格。　　　　
　　审时度势，上海银行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在外商银行与钱庄及国内大银行之间的夹缝中寻求生路。　　　　
　　当时由于国内政局不稳，变故频繁，内地的官僚、士绅等有钱人，多把资财转到上海，存入租界内的洋商银行，凭借外国银行在租界内享有的特殊权利，寻求对财产的安全保障。同时，一般中产者及广大百姓，尚有许多闲散资金。陈光甫对于这些情况早已了如指掌。因而，他拿定主意，想通过大量吸收储蓄存款的办法，迅速扩大银行资本，开拓出一条可供通行的路。　　　　
　　为此，光甫明确提出“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抵制国际经济侵略”的口号。他把这一战略性口号，作为上海银行的经营方针，并作为行训，要求全体行员必须遵守。　　　　
　　陈光甫提出“服务社会”这一举措，受到各界人士的称赞。　　　　
　　上海银行在业务方面，通过庄得之和陈光甫的社会关系，征得一定数额的存款。同时开展往来存款业务。　　　　
　　上行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特别注重小额储蓄存款的吸收。当时钱庄对于小额存款持轻视态度，根本瞧不上眼。特别是对于银元存款，一般不付给利息。陈光甫则有金融企业家的独特见解。他认为，当时银两与银元并用的局面应该改变，也终将改变，因为货币的混乱，对工商金融业造成许多不便。他看到银元的使用范围必将日渐扩大，而小额储蓄又有比大额存款更加稳定的特点。因此，陈光甫力倡银行开办小额存款，不嫌麻烦，务求广为开展。这在当时的金融界是少有的。　　　　
　　紧接着，陈光甫又提出一元钱即可开户的规定，这在当时金融界可以说是一花独放。　　　　
　　此举引起了各界的不同反响。一般平民从心里欢迎上行这一举动，欣赏它大众化的特点。但金融界中也有人对上行此举不以为然，并且故意难为陈光甫。据有关资料记载，有这样一件事，颇能说明此举的影响。　　　　
　　有一天，上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位绅士怀揣一百块银元。趾高气扬地声称要开立一百个户头。　　　　
　　银行的雇员们热情地接待了他，不厌其烦地为他填写储蓄存单。雇员们热情与彬彬有礼的行为，使这位绅士心悦诚服。　　　　
　　上海银行“一元开户”的举动，初时虽曾遭人讽刺，后来却备受欢迎。　　　　
　　　　　　　　　　　　　　　　不断创新　　　　
　　“凡私人所有的工业、金融机关、大企业等等，请牢牢地记着‘我是来服务的’这句话。否则，它们的灭亡，无论如何是逃避不了的。”　　　　
　　此时已是十八年后，陈光甫正在办公室里看报，无意中从一本美国杂志上看到这段话。他兴奋不已，没有想到，自己倡导的“服务社会”的银行宗旨，会从太平洋彼岸获得新的印证。这是在不同国度，由互不相识的人各自的从业经历中得出的共同认识。　　　　
　　三十年代初期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中国的金融界，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陈光甫“服务社会”的业务新举措是多方面的，每项新举措都体现着他的勇猛创新精神。　　　　
　　在他的倡导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及其各分行，逐步开办了活期储蓄、定期储蓄、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储金、养老储金、礼券储金等等，多姿多彩，五花八门。另外还开办了定活两便储蓄，付给储户比活期存款较多的利息；私人运用支票存款，方便储户，存取自由；婴儿储蓄，专门为有孩子的家庭开办的一种长期定额储蓄，每当有新开户的存款者，由银行赠送一元银币以表贺意。　　　　
　　上海银行还发行了礼券，更是独出新裁。社会之上。无论达官贵人、富商巨贾，还是平民百姓，婚丧嫁娶，红白喜事，家家户户，都在所难免。遇见此类事情，出于礼仪，亲朋故友之间馈酢之举，势所必需。　　　　
　　有鉴于此，陈光甫创办了适应人们这种特殊需要的新颖储蓄方法，发行储金礼券，受到人们的欢迎。　　　　
　　这种礼券，有红色与素色两种。红色礼券，供人们用于婚娶嫁迎或者弄璋弄瓦、小儿满月周岁、成人金婚银婚、老者高年寿诞等等喜庆欢娱的场合，素色当然仅供奔丧吊孝的场合应用。　　　　
　　礼券款式大方，印制精良，备有相应的封套，购存高雅，礼赠不俗，而且革除陋习，避免浪费，提倡节俭，有利于用户。　　　　
　　礼券金额分为一元、二元、五元、十元、五十元等多种，购买时只需交付与票面相同的币值，不收印制礼券的工本费。因而适应了不同经济水平各阶层人士的购求需要。　　　　
　　用礼券兑取现金时，不分地域，可以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总行或任意一个分支机构办理兑现。如果存期较长，银行还要付给持券者相当于活期存款利率的息金。　　　　
　　由于有上述种种优点和惠利用户的方便条件，所以储金礼券颇受人们的青睐。鼓乐喧阗、宾来客往的热闹时节，或者哀声四起、碎瓦执绋的祭奠场所，往往都会看到上海银行发行的或红或素的储金礼券出没其间，为事家增添几分喜气洋洋或者悲风戚戚的气氛。因陈光甫深受洋人和大银行的冷慢和白眼之苦，所以特别重视上海银行的眼务态度。他对行员时刻强调“顾客永远是正确的”，“顾客是衣食父母”，要求全体行员服务周到，态度和气，仪容整洁，礼待顾客，决不允许冷待顾客。另外他觉得外商银行往往建造得高大轩敞，豪华阔气，甚至金碧辉煌，耀眼夺目，使人望而生畏，临而却步，因而要求上海银行及其有关分支机构，做到门面朴素，勿求奢华，以消除一般顾客的疏远感。　　　　
　　上海银行还不惜工本，印制年历，制作皮夹等赠送顾客，以便联络感情，广为招揽。顾客对上海银行增加了亲近感，因此乐于与之往来。　　　　
　　陈光甫特别重视在青年学生心目中树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形象。自一九一六年起，他就在上海银行成立了学校服务处，一方面吸收学生储蓄，一方面代替学校收取学生的学费、膳食费和住宿费。他认为学校服务处储蓄业务不是最主要的，因为学生没有什么钱，老师们多数为低收入者，也没有多少钱可以储蓄。但学校服务处的工作，既可以为学校代劳，受到校方的欢迎，又可以使学生们在学习期间就对上海银行留有深刻印象，将来学生们毕业走向社会，必然会使上海银行影响更加扩大。　　　　
　　此外，上海银行还开办了代收电灯费、电力费、自来水费和代发工资等业务，不避繁杂，为顾客提供广泛的服务。代厂方向工人发放工资，有的发给现金，有的发给储蓄折。此举既方便了工人，又省却了厂方许多繁琐的工作负担，上海银行本身也可以从中获取存款利益。尽管这种利益有时显得微小，但从长远看，上海银行在公众中获得的好感，却是金钱所买不到的。　　　　
　　当然，上海银行决不会轻视大额存款。上行的各位股东，通过各自的关系，各展神通，尽力争取上层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广泛吸收存款。　　　　
　　陈光甫另一项著名的新举措，是首倡银元与银两并用。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币制还没有统一，社会上银两与银元并行流通。　　　　
　　当时中国政府历年向国外借款，皆以银两为单位。中国的关税、盐税由外商银行经管，所收税款就是银两，用以抵押中国所借的外债。外汇牌价也由外国银行以银两作本位定价。国内货币虽银两、银元并行于世，但以银两作为计值单位，计值办法沿用一九一０年清政府颁行的“币制则例”。该则例规定，政府标准银两“库平”七钱二分为银元单位，各地其他成色、重量不同的银两，如海关的“关平”、天津的“行化银”、北京的“公砝银”、汉口的“洋纹银”、南京的“二七宝”等，均依据“库平”八九归元的本位制相应加以折算。　　
　　当时各地银钱业与商家往来，无论收付的是银元还是银两，都要折成银两记帐。而银元折成银两的兑换率，由钱业公所依照市面需求量的大小随时定订牌价，加以公告，名叫“洋厘”，钱庄惠得洋厘差额。其时民间往来交易，用银元很普遍，用银锭、银块、元宝的渐次减少。但银钱业收付银元时，每元要收取二毫半的手续费，而以银元存款，却不付给利息。由于币制不统一，不仅造成折算收付的诸多麻烦，不利于流通，而且也使用户蒙受损失。　　　　
　　陈光甫认定中国的币制终将统一，并积极与有共识的同业人员吁请政府早日统一币制，废两改元。早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业的前一年，北洋政府曾经颁布国币条例，规定一个银元等于银两七钱二分，并且铸造发行上有袁世凯头像的大头银元，摆出统一币制、废两改元的架势。但由于军阀各自为政，滥铸辅币，加之外商银行、本国钱庄从自身利益出发，反对废两改元，因而统一币制的政策未能颁行。　　　　
　　但陈光甫、张公权等新式银行干才及一些青年行员，则极望政府早日统一币制。一九一七年上海总商会曾呈请北洋政府废两改元，一九一八年以陈光甫为副会长的上海银行公会再度呈请政府实行统一币制，同时在以陈光甫、张公权等为委员的中外修改税则委员会上，多数委员提议早日施行废两改元。　　　　
　　此议因遭到当时操纵中国税务大权的英国人赫德极力反对，直到一九三二年，中国政府才正式公布了废两改元的法令。　　　　
　　在废两改元的愿望未得到实现的时期，陈光甫为便利顾客，在上海银行首倡银两与银元并用，顾客可以用银两按八九归元开户，也可以用银元进出。就是同一个顾客同时在上海银行用银两和银元开户，银行也准许。　　　　
　　这种业务的开办，顾客感到十分便利，而且不必损失洋厘差额和手续费，因而深受欢迎。上海银行则舍弃了以上两项收益，而且增加了许多工作量，还必须保有银两、银元两种准备金。陈光甫不避烦难，以“服务社会”的精神，推行这种业务。　　　　
　　同时，他注意到上海与无锡两个商业码头的不同之处。上海为银两码头，无锡为银元码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收进银元之后，在上海不容易运用。陈光甫于是决定在无锡设立分行，把上海收进的银元，转而投放无锡的工商业，以对物信用的办法，开办押款押汇，使上海银行的业务范围又获拓展。　　　　
　　陈光甫舍小利而求大成，既显出民族实业家的挚诚，也显出金融企业家的精明。嗣后，两、元并用的业务，也被其他银行仿行，一度成为上海金融业的惯例。　　　　
　　为了方便顾客，上海银行还积极开办汇兑业务。汇兑方式多种多样，有票汇、信汇、电话汇款、小额家用汇款等，不拘一格。上海银行后来在国内各地及香港设有分支机构，这些机构为汇兑业务的开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可以广泛吸收各地的工商汇款及个人汇款。个人小额汇款，免收汇费，而且即便收款人所在地没有上海银行的分支机构，也要通过就近地区的分行、支行或办事处派人专程送达。上海银行把汇款视为另一种方式的存款，是一种可以为银行短期利用、而且不需要付给利息的存款。基于这种实惠，上海银行的汇兑业务发展很快，三十年代该行在国内的汇款总额度居于全国各家银行之首。　　　　
　　为适应银行业务在新形势下的发展，陈光甫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内设机构，作出有别于其他银行的创意安排。　　　　
　　陈光甫非常重视国内外商情信息及与此相关的政治、经济、军事、自然等方面信息的捕捉与调查。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属于私营银行，处于与中外大小银行、钱庄竞争业务以求生存和发展的地位。陈光甫深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作为一个金融企业家，自己所要了解的“彼”，不仅是各家中外公私银行，也不仅是华夏风云，而且是寰球烟雨。为了审时度势，及时决策，他在上海银行内设置了国外部，并租用路透社的电传机。世界各地的商业情况、经济新闻、市场动态、金融信息，每天从海外遥遥传至上海，陈光甫可通过国外部随时了解这些情况。　　　　
　　为加强国外经济信息的搜集与传报，上海银行总行特在纽约设立通讯处，派专门人员负责调查了解国外的投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