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午后-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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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在睡觉，我们认为这是抽空到毛罗太太家去串门的好机会。我们应该去一趟，向她要储藏室的钥匙；另外，这也是礼节的需要。但我们迫不及待地去拜访她的真正动机却是让她听听我们的抱怨：她事先不做任何说明，就把这么一个蚁害严重的住所租给了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我们想看看房东太太是怎么对付蚂蚁的。
毛罗太太的别墅带有一个延伸在山坡上的大花园。参天的棕榈树枝叶纷披，扇状树叶已经发黄。一条小路曲曲弯弯，通向雄踞在山巅的别墅：这是一座有许多阳台和阁楼，屋顶安了一个鸡形风标的建筑物。锈迹斑斑的风标发出吱吱咯咯的声音，艰难地转动着；它的反应比棕榈树叶要迟钝得多：微风一吹，树叶就瑟瑟作响，仿佛在低声呻吟。
我和妻子沿着小路往上走，不时倚着路旁的护栏，眺望下方的一切：那座对我们来说还很陌生的新居，庭院中那片杂草丛生的荒地，雷吉瑙多家那个跟仓库的内院相似的小花园，还有勃劳尼家那个方方正正、和墓地相仿的小花园。只有在这时，我们才可以暂时忘记那些地方蚂蚁成群；只有在这时，我们才可以假设那些地方没有日夜不停地困扰着我们的蚁害；只有在这时，离得远远的，我们才觉得那些地方像天堂一样美丽。我们越往上走，心里就越懊恼：我们竟会住在那种地方。在那种庸俗、烦人的地方生活，整天只得为解决一个又一个庸俗、烦人的问题而大伤脑筋。
毛罗太太年纪不轻了，人很瘦，个子挺高。她在一间阳光照不到的屋子里接待我们，端端正正地坐在一把高靠背椅上，旁边摆着一张小桌，桌上放着针线和文具。她浑身着黑，只有上衣的男式领于是白色的。她的脸庞瘦削，扑了薄薄一层粉，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她马上就把钥匙给了我们，这是她头天就答应的。她没问我们是否住得挺舒服；我们认为，这表明她心里明白，我们是向她诉苦来了。
“太太，下面那些蚂蚁……”我妻子说道，她这时的口气温顺谦恭，一反往常。我真希望她别用这种声调讲话。她是一个性格倔强、嘴不饶人的女人，但有时也谨小慎微；每逢这种时候，我就感到不高兴。
我赶紧给她撑腰，用一种深受委屈的口吻指出：“太太，您租给我们的那所房子……坦率地说，如果我们知道有这么多蚂蚁……”我没往下讲，心想这已经够清楚了。
太太连眼也没抬。“那所房子长期投入住，”她说，·有几只阿根廷蚂蚁不足为奇，这种蚂蚁到处都有……房子经常打扫，蚂蚁就会绝迹的，可是您，”媳的眼睛盯着我，“拖了四个月才给我答覆。如果那时您马上搬来住，现在就不会有蚂蚁了。”
“这么说，”我妻子插了一句，她的话中含有嘲讽语气，“您这里准没蚂蚁吧？”
毛罗太太撇了撇嘴。“没有。”她斩钉截铁地说。稍后，她见我们不大相信，便做了一番解释：“我们这里打扫得一尘不染，光洁如镜。蚂蚁刚从花园中爬进屋里，就会被发现。我们立刻便采取对策。”
“什么对策？”我和妻子异口同声问道。我们感到好奇，充满了希望。
“很简单，”太太耸耸肩，“把它们撵走，用笤帚把它们扫走。”刚说到这里，她那故作镇静的表情忽然起了变化，她仿佛体会到一种难以忍受的痛楚。我们发现她坐得不是那么端正了：腰部扭向一边，全身的重心也明显地朝那边偏移。如果她刚才没有用如此肯定的语气讲出上面那几句话，那我一定会发誓说，准是有一只阿根廷蚂蚁钻进了她的内衣，在她身上叮了一口。一只，或者好几只蚂蚁在她身上乱爬，使她感到奇痒难忍。她竭力不在椅子上扭动身躯，但她显然无法像刚才那样雍容大方地坐着了。她神色紧张，表情越来越苦恼。
“我们房前的庭院里全是蚂蚁，黑压压的一片，”我匆匆说，“屋子打扫得再干净，也免不了会有几千只蚂蚁爬进来……”
“有道理，”太太说，她那只癯瘦的手紧紧抓着椅子扶手，·有道理。庭院荒着，荒地里会繁殖出几百万只蚂蚁来的。我本想四个月前就在那块地里种上庄稼，可您让我等了这么久。现在您自作自受了。不仅您吃了苦头，大家也跟着倒楣。蚂蚁朝四面八方爬去……”
“也爬到您这里来了吗？”我妻子问道。她差点笑出声来。
“没有！”毛罗太太立刻否认。她的脸色苍白，右手一直紧紧抓着扶手，肩膀转动了一下，胳膊肘轻轻擦着腰部。我终于明白了，除了矢口否认事实的自尊心和这所宽敞、阴凉、考究的别墅外，毛罗太太并没有什么抵御蚂蚁的对策。当然，她在蚁害面前表现得比我们要坚强得多。不过，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一切，包括正襟危坐在椅子上的她在内，都被蚂蚁叮着、咬着，这是显而易见的。这里的蚂蚁也许比下面的更无情，它们像某种非洲蛀虫，能把所有东西啮食一空，最后只剩一个空壳。太太的别墅中似乎只有那条褪色的地毯和那几块积满灰尘的窗帘还没有受到蚂蚁的侵袭，其他东西仿佛转眼间就会变成粉末。
“我们上您这里来，是要向您请教如何摆脱蚂蚁……”我妻子说，她的神情泰然自若。
“屋子经常打扫，地里种上庄稼：没有别的办法。干活，只有干活才能摆脱蚁害。”她骤然站了起来，再也不能端坐在椅子上了。她的全身下意识地颤抖了一下。我们决定立即告辞。她镇静了下来，苍白的脸上浮现出一个轻松的微笑。
我们沿着小路往下走，回到我们的庭院。我妻子说：“但愿他还没醒。”我也在惦念着孩子。然而，我们还没跨进家门，就听见了他的哭声。我们连忙跑进屋，把他抱出摇篮，千方百计地哄他重新人睡。可是他仍然尖着嗓子，嚎啕大哭。一只蚂蚁爬进了他的耳朵。他没命地哭着，怎么哄也不管用。我们费了半天劲，才弄清事情的原委。其实我妻子一开始就猜到了。“准是蚂蚁！”但我却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哭个不停，因为周围并没有蚂蚁。我们脱光他的衣服：身上没发现有被咬或搔痒的痕迹。但我在摇篮里看见了几只蚂蚁。我虽然把摇篮放在离墙很远的地方，但没想到包迪诺先生在地板上涂了糖浆，蚂蚁被这位蚂蚁人的糖浆所吸引，沿着地板爬进了摇篮。
孩子的哭叫和妻子的嚷声把几位女邻居吸引到我们家里。雷吉瑙多太太对我们关怀备至，勃劳尼太太为我们忙这忙那，还来了几个以前从未见过的女人。大家争先恐后出主意：往耳朵里灌温热的橄榄油；让他张开嘴，使劲擤鼻子；还有一些别的法子，我记不得了。她们高声说话，喊嘁喳喳，虽然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是一种安慰，但说实话，忙帮得不多，麻烦倒添了不少。她们在孩子身边忙碌，起到的主要效果是激起了大家对那个蚂蚁人的义愤。我妻子对他——包迪诺——破口大骂，把所有过错都安在他头上。邻居们全都认为，他最好还是回家抱孩子去，他在这里的工作只是为了使蚂蚁繁殖得更快，这样他才不会失业；他工作得很出色，助蚁为虐，与人作对。她们讲的话过了头，但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我也很激动，加上手里还抱着个哭哭啼啼的小孩，所以也和她们一道骂了起来。如果包迪诺那时就在跟前的话，我真不知道会对他干出什么事情来。
一只小蚂蚁随着温热的橄榄油从孩子耳朵里流了出来。他止了哭，傻乎乎地拿过一个赛璐珞玩具，晃了几下，塞到嘴里吮吸着，再也不理我们了。我这时和他一样，希望一个人待着；我要放松一下神经。邻居们还在咒骂包迪诺，她们告诉我妻子说，他现在大概就在附近的一个庭院里，那里有他的仓库。我妻子说：“哼，我去找他，到那里去找他算账。”
马上形成了一支由我妻子领头的小队伍，我当然走在她身边，尽管我不认为这种举动会有什么用处。唆使她这么做的女邻居们跟在她后面，有时抢先几步，给她带路。克劳迪娅女士主动提出留下给我们看孩子，她在栅门边送别了我们。后来我发现阿格劳拉女士也没来，虽然她刚才唾沫四溅，仿佛是包迪诺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跟我们两人一块出发的只是那几个以前没见过面的女人。我们沿着一条宽阔得像院子一样的道路前进，两旁相继闪过小木房、鸡圈和堆满垃圾的菜园。几个刚才嚷嚷得最凶的女人走到自己家门口后，停下了脚步；她们热情地告诉我们应该往哪边走，然后就回家喂老母鸡去了，或者喊过在街上玩耍的浑身是土的子女，把他们拉进家门。只有两三个女邻居跟我们一起走到包迪诺所在的那个庭院门口。不过，等我妻子敲开门后，我们发现进去的只有我和她两人。女邻居们有的趴在窗口注视着我们，有的在鸡圈里看热闹，有的一面在门外扫地，一面继续鼓动我们。当然，她们的声音很轻，除了我们以外，旁人听不见。
那个蚂蚁人站在仓库中。这是一个小棚子，四分之三已倒塌，仅存的那堵木板墙上贴着一张发黄的纸片，上面赫然写着“与阿根廷蚂蚁作斗争局”几个大字。地上堆着一叠叠放糖浆的小碟、各式各样的木盒和空罐头。这里像是一个垃圾堆，破纸、鱼骨和其他废物应有尽有，人们马上就能想到，这是当地所有蚂蚁的大本营。包迪诺先生面带愠怒和询问的神色朝我们走来，他似笑非笑地咧了一下嘴，我们发现他的牙齿已经所剩无几。
“您！”我妻子犹豫片刻后对他开了火，“您应该感到羞耻！您到了我们家，弄得到处一塌糊涂，用糖浆引来了蚂蚁。一只蚂蚁还爬进了我孩子的耳朵。”
她冲着他的脸挥拳头。包迪诺先生像受惊的动物一般躲开了，但嘴角的笑容并未消失。他耸耸肩，眨眨眼，朝周围环视着。他的视线最后落在我身上，因为附近没有别的人。他的目光似乎意味着：“她发疯了。”但他说出口的话却只是无力地为自己辩解：“不……不……怎么能呢……”
“大家都说，您不是给蚂蚁下毒，而是给它们喂补药！”我妻子嚷道。包迪诺先生溜出棚子，来到那条像院子一样宽阔的道路上。我妻子一直跟在他后面骂个不停。他开始对附近小木屋里的女人们耸肩膀和挤眉弄眼。我觉得她们此时在悄悄扮演着两面派的角色：一方面接受他的目光的含义，同意他的看法——我妻子是在胡说八道，与疯子无异；另一方面，当我妻子的视线投向她们的时候，她们又频频颔首，或者挥动笤帚，鼓励她继续向那蚂蚁人开火。我避免介入。我应该如何是好呢？当然不能像妻子那样出言不逊，更不能对节节败退的包迪诺大打出手，我妻子的这通脾气已经够他受的了。但我也不应该劝妻子息怒，因为我不想袒护包迪诺。我妻子越来越愤怒，刚嚷了句“您在坑害我的孩子！”，便一把揪住他的衣领使劲摇晃。我怕他们打起采，正想奔过去把他们拉开时，忽然发现包迪诺先生并不还手，只是用越来越像蚂蚁的动作转动了几下身子，挣脱了她，滑稽地跑开了。他在不远处停下，理好衣服，耸耸肩，嘟哝道：“什么哟……谁会那样……”然后便走开了。临走前，他朝小木屋里的居民们摆了几下手，意思似乎是“她发疯了”。我妻子朝他扑去时，小木屋里的居民们发出一阵含混不清的喧哗声；那人挣脱后，喧哗声随之沉寂；而等那人离开了这里，人们看着他的背影，又开始纷纷议论起来。这回她们讲得很清楚，每句话的意思都很明白：不是抗议或威胁，而是抱怨，表示同情，以及提出要求。她们的声音很响，仿佛是在发表一篇自豪的宣言：“我们会被蚂蚁活活咬死的……床上有蚂蚁，菜盘里有蚂蚁……白天有蚂蚁，夜里有蚂蚁……我们本来就吃不饱，可是还得喂蚂蚁……”
我拽过妻子的手臂，但她还不时扭过身去喊道：“没这么便宜！
我们知道谁是骗子！我们知道应该找谁算账广她还讲了另外一些怒气冲冲的话。这时已经没有人附和她了：我们从那些小木屋门前经过时，家家户户立即关上门窗；邻居们宁愿和蚂蚁和平共处，她们不想招惹是非。
回家的路上冷冷清清，这其实也在我的预料之中。尽管如此，看到女邻居们的那种表现，我实在感到痛心。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愿看见那些只会口头上到处抱怨深受蚂蚁之害的女人。我一辈子也不会像她们那样耍两面派手法。我倒想仿效毛罗太太，独自关在家里，高傲地忍受痛苦。不过，她是个阔老，而我们一贫如洗。我找不到出路，想不出法子，不知道怎样在这个城镇里继续待下去。但我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