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我的大学-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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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查字典，再写篇感想交给他。挨逑的！”柳大荣说至此腼腆地笑了。我和齐森也会意地笑了。
柳大荣性格豪爽，当着我的面毫不避讳地告诉齐森：“你！以后跟着白露多学着点！”我满脸惭愧地摆着黑手表示不敢当，他拍拍我的肩膀：“不是我吹，顶多三个月的劳动关，你绝对会抽回中队来。”
所以，在收工后或礼拜天，老毕带着全体犯人去干什么杂活时，我经常被以各种理由留在文化室。柳大荣自豪地说：“这几年改造环境变了，哪怕犯人不干活，也不能把学习上课这些思想改造方面的东西落下。老毕他管不住我！要是以前？学个逑的习了！管生产的兼着学习委员应付一下检查就行了……”
但是，有一项集体活动我无法避免。那就是：剃头。
《规范》有规定，罪犯一律留寸发或光头。寸发那是大油们的象征，我们一铲全是光头。在号子里剃头时用手推子，犁过后脑袋上常有一道道的头发垄，在这儿我们用剃头刀，就是小理发店里刮脸用的那种。
每个中队都有四五把剃头刀，由积委会主任保管。每月刮两次头。到月中、月底，老毕便会把刀和磨石拿出来，由各组稍懂点剃头的来掌刀。其实完全不懂也没啥，这是剃光头，不管你左一道右一道，只要最后刮光即可。有个笑话说人的胡子最硬，这话说得对：胡子茬、头发茬确实很硬！崭新锋利的剃头刀刃，刮两个头下来，便会被这些毛茬打出小缺口。党很人道很周到地为我们配备了磨刀石，可是，一个井下中队一百多犯人，谁有那时间和耐心去磨刀呀！所以，剃头的犯人磨一次刀，就得刮十多个头，我们这些板油理所当然地排在最后了（中队的几把刀都旧了，再磨也磨不很锋利，值星员这几个排在最前面的，也好不到哪）。当中间布满十多个小缺口的刀刃划过头顶时，感觉象有十向个尖锐的小钉子在头皮上拉。我实在受不了这种尖锐的痛楚，眼里不知怎地就涌出了泪。等脑袋全刮完后，我的头皮疼得象快要爆炸的样子。可是让别人看，也没有血口，只是布满了一道道的红印子。头皮不能碰，手摸一下，生疼生疼，洗头时也就不能打肥皂了，只在凉水管下不停地冲，感觉才好一点。头发的碎屑嘛，有就姑且有着吧，过两天再好好洗。老犯人们说，谁也疼啊，每刮一次就得疼两三天，不过多刮几次就习惯了。确实是谁也疼，我看他们在刮头时也疼得满眼生泪，任一向多嘴多舌满不在乎的硬骨头阿金也扛不住，刮头过程中不停地骂着操刀的这人。但是，更为痛苦的是在出工的时候：干活时头上出的汗中的盐分渗入头皮中的伤口，头顶的感觉象一首歌的名字：《火在烧》，虽然用防尘水冲一股会好一点，但是咱得把帮呀，别人不都是在忍着痛干活么。于是，我又咬牙抡起了大板锹……疼痛的唯一好处就是让我格外清醒，疼得让我不由自主地睁大了小眼睛，看什么东西也似乎比平时清楚。收工洗澡时，唉！再疼也得把凉墨水往头顶上撩呀，再疼也得用两遍洗衣膏和一遍肥皂来洗头呀！唉！那个疼呀……现在想起来我仍心有余悸。站在乌黑的水池里我真想抱着头落荒而逃，可是，能逃到哪？胆敢翻墙越狱是会被击毙的；我也想冥冥之中突然有人伸出手把我拉出苦海，可是，没有，那就麻木地熬着吧；我还想家，想爸爸，想妈妈，想哭，可是，有用吗？没有，就用痛苦把自己麻醉吧。仇恨在我心中蔓延。这不是熊熊燃烧的烈火，而是渗入肌体每个细胞中的不可逆转的除非我死掉才能被摧毁的仇恨……
荫矿不双休。但是，从周六下午早班收工后开始，柳大荣就会把电视打开，一直放到晚上十一点左右，太晚了会有内看队来查（有时有了好节目，等把组员们全撵回去后，积委会几人会悄悄把电视打开接着看）。周日，电视会从早上一直开到晚上十一点。
无论在哪个中队，我发现最受犯人们欢迎的还是中央六台的电影频道。其实六台也就是拿些旧电影翻天覆地地在放，于是犯人们虽然深知每部影片的每个情节，但仍乐此不疲津津乐道。中间插广告时，经常会有几人跟着电视高声背诵那些快把耳朵磨出茧的广告词，引起一阵哄笑。文化室里弥漫着可爱的暖暖的气氛。没办法，我们只能看电影。它不象电视剧需要每天跟着看（在晋普山十七队时他们曾每晚跟着看《英雄无愧》），也不象新闻那样枯燥。我们没人看新闻，都知道那是骗人的：所有电视报纸的新闻报道，除了日期是真的，其它都有可能是假的。我们也不看天气预报，地面无论严寒酷暑，下了坑把开帮都一样。况且，家乡的阴晴冷暖与我逑相干！别人都把我遗忘，我干嘛要去牵挂他们！不如就看几部旧电影，哪怕能背下故事情节来，也能瞎开心一会，在简单中麻木，在重复中沉沦。
偶尔也有几个大油在周日上午要看《东南西北中》。这是个综艺节目，女主持人有时穿得不多，女演员们有时穿得更少，还很紧，举手投足间勾勒出饱满的胸、纤细的腰、肥硕的臀，看看这些五彩缤纷花里胡哨春色无边，就能晚上做个春梦跑一马了，就能提醒自己还是个男人。
我很少看电视，有那时间还不如多睡一会补补觉。
二 十 四 唱歌，接见，意外的风波
第二十四条 一律着囚服，佩戴统一标记，不准私自改变囚服的式样、颜色和标记，夏季在监舍内可穿标记明显的背心或汗衫。
快“十一”了。
监内要举行每年一度的以中队为参赛单位的“迎国庆歌咏比赛”，每个中队必须唱三首。其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好”是必唱的，第三首可以从“歌唱祖国”、“长征”、“横断山”等等之中选一个。段指导的意思是：重在参与－－我也不会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你们犯人里面也没有这种本事，咱就选个最简单的歌唱祖国，再把这三首歌唱齐，唱响，就行了。
于是我们在繁重的体力劳动后，休息时间全被用来唱歌、背歌词。这是一项重要的改造任务，谁若敢稍有懈怠便会看到电警棍飞舞的蓝色小火花并近距离地感受一下它的温暖与快感。每个犯人都把歌词抄在政治作业本上（段指导要求：抄歌词便是一篇作业），出收工路上经常能听到有人哼唱——不是为了陶冶情操，实在是怕背不下来后挨打。出碴钉道时，漫天飞舞的岩尘中，时不时会有个平素沉默寡言的把二帮的犯人突然站起身大声问：“建设了敌后根据地后面那句是什么吃多了吧？”旁边哄堂大笑：“吃逑！光你妈想了个吃！是实行了民主好处多！”于是他继续弓腰埋头抡板锹把帮。原来这位蔫瓜也怕电警棍戳呀哈哈哈。
背歌词这些对于我很容易。歌咏比赛给我带来的唯一不便便是我的休息时间又少了点——合唱就得大家在一起排练，就算怕瓦罗地来了，他也得站在队列中间与南郭先生们一起纵声高歌。每天收工后得练，周日也得练，可恶！
教育科有给各中队发下的简谱。段指导哼出过门后告诉我们在哪儿可以开始唱。但他不认识简谱，两首必唱哥好说，牵头驴过来也能唱出过门，因为太深入人心了，但“歌唱祖国”前面的骚——骚骚骚法眯瑞刀，他就拼不出来。虽然也知道5是骚，但站在我们队列前的椅子（冒充指挥台）上骚了半天，老是感觉不对味。他抬头四顾，管学习的柳大荣和齐森惭愧地低头不敢与之对视，老毕干活是把好刷子但接近于文盲（初中毕业证是在劳改队混的）。段指导又把目光投向他老乡王权力，因为王年轻，看上去要机灵一点：“你！会不会？”
王权力哼哧地说：“我，呃，只会打拍子。”
“滚！打拍子就是手一上一下，随便拉个组员出来也能打拍！”段指导火了，中队委以重任用来辅助干部对犯人进行思想改造的积委会这几个成员，居然——唉！
“白露！”
“到！”我一激灵赶忙应了一声。我太累了，排练时我总是站在队列中闭眼眯一阵。睡不着？养养神也好啊。身边乱糟糟随他们吵去，我只在该唱的时候张张嘴哼几声就完事了。我眼睛小，又有镜片遮挡，低头眯一会一般不会被干部发现。但是这一声，的确把我吓出一声冷汗，下意识地“到！”一声后，睁大惊慌的小眼寻找声音的来源。
“你会不会简谱？”噢段指导是问这个呀，看来不是说我偷懒睡觉。于是我心释然。
“呃，会一点。”我心虚地说，因为我也仅仅知道1234567是刀瑞眯法骚拉西而已，至于节拍、音符这些，委实不太懂。
“过来！看看这个过门咋唱了是！这么难！”可爱的段指导在为自己做辩解。
“是！”我应声出列，小跑到段指导身边，接过印着谱和词的八开纸，在心里大概哼了一下，告诉他：应该是骚……
段指导恍然大悟，摇头晃脑用脚踩着拍子骚了半天后宣布：“好了，你们听着，在这儿你们就开始唱……”
我低头准备回队列中时段指导叫住了：“别走！你指挥着唱一下，我看看怎么打拍子，别让比赛时我和乐队合不住。”段指导又一次展现了他可爱的坦率。
我开始指挥组员们歌唱祖国。积委会几人很会察言观色地站进队列中跟着唱。看着他们，再看看自己又脏又黑的双手，还有黑眼圈，以及下坑后的大板锹，我心中没有丝毫暂时凌驾于人之上的得意，而只有苦笑——我算个鸡巴什么东西，也配站在这儿指挥大家。
劳改队的歌咏比赛，有花样就比花样，没花样就比嗓子。唱歌又不是写字，尽管扯直喉咙就是了，没有难度。于是我经常听到阿金尖利的跑了调的南方口音很不和谐地飘浮于别人的合声之上：“我们勤劳，我们勇敢，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现在我分析，阿金似乎是起调起得高了）。
由于本着“重在参与”的指导思想，我们在此次歌咏比赛中夺得了第三十名的好成绩（荫矿共四十二个中队，有两个队只有编制没有人员，还有两三个中队犯人太少，没参赛）。
爸爸曾给我来信，说过了国庆来看我。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这天我出中班，上午在文化室上课时，接见室电话打到中队通知白露接见（外地籍犯人，如果出工后有家属来接见，会把电话打至坑口调度，再打到其工作面通知此人上坑洗澡接见的。党的人道可见一个斑）。
我早就打听好了，犯人的工种调动，有的中队指导员说了算，有的中队是中队长说了算，而二十三中队属于后者。老犯人们还告诉我，这儿的接见室是隔着玻璃打电话的，干部在旁边监听，不敢乱说话。于是一听到要接见，我马上用圆珠笔在左掌心写了“中队长 王”这四个字。我想父亲看到后能明白我的意思。
时间很紧，我本来还想用肥皂香皂尽量把眼圈、手背上褶皱里的煤屑洗掉些，以免爸爸看了心酸，但是干部已经在下面催了。
接见室离中队不太远，出门左拐走一小会就到了。经过狱政科的犯人检查后，我被带上二楼接见。
接见室真大！中间的一道顶到房顶的玻璃隔开监内监外两个世界。玻璃两侧的台子上放着一对一对的电话。这比晋普山先进多了。
我终于又看到爸爸慈祥的面孔和慈爱的眼神了。想起这近一个月来每天超强度劳动后的疲惫，想起每天那乌黑潮湿的窑衣和肮脏发凉的洗澡水，想起工作面的炮烟、岩尘、大板锹，想起累得要死的把帮，我不寒而栗，真想大哭一场！哪怕默默流泪也行啊！
但是，我不能。我笑着向父亲点点头。
电话机上的指示灯亮了，表示干部已经在监控室接通电源开始监听了。我和爸爸拿起电话机：“爸，最近还好吧？”……
爸爸应该是第一次见我如此狼狈：虽然儿子依然挺拔，但面容有掩饰不住的憔悴，虽然儿子依然谈笑风生，但镜片后的黑眼圈和握着电话听筒的手上的黑色煤屑，说明在这儿受了多大的苦。
“你信上说，现在，下坑了？”
“嗯，不过已经习惯了。”
“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