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伦理原则分析-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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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故事：楚汉相争时，刘邦在外带兵打仗，丞相萧何在那里治理后方。这个萧何据说是一个很廉洁奉公的人，就有些话传到了刘邦的耳朵里。他们说，哎呀，这个萧丞相真是不错，后方的老百姓都说萧丞相很伟大，他威信很高啊。

　　刘邦一听就很不高兴。萧何一听也吓坏了。他马上就觉得，这说法对他是个威胁。于是，他马上就变，抢了许多老百姓的土地，欺男霸女，做了很多贪婪之事。于是，民众对萧何的埋怨就传到刘邦耳朵里了。他们说，哎呀，这个萧丞相不行，很贪财，你看看，他什么都想要，这个人很龌龊等等。刘邦一听就放心了：原来他不过是这么一个人，我控制得了的！

　　我们还知道，早在这之前，秦朝的一个大将叫做王翦，他带兵去伐楚。大家知道，秦统一六国，最大的敌手就是楚。秦军第一次伐楚失败了，第二次伐楚，秦王、就是后来那个秦始皇就使用了王翦。王翦说，楚很厉害，不给我六十万军队，我是不能承受这个任务的。于是秦始皇就把这六十万军队，这几乎等于秦朝的全部精锐，都交给他了。然后就说，那你还有什么要求啊？王翦就提出了一堆要求，他说，你还得给我多少百亩地，多少多少金子，否则我就不去打这个仗。皇上笑着答应了。下朝后有些人就对他埋怨说，哎呀，你怎么在皇上面前表现得那么猥琐，你现在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什么荣华富贵没见过？你还向主上提出这么自私的要求，你不怕皇上对你有看法吗？

　　王翦说，我哪里是希图这些钱财。但如果我不这样说，主上怎能放心我带那么多兵在外啊。大家知道，这个话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他就是这么个自私的人，那么，秦始皇认为他是可以控制的人。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他认为他控制不了你。你就很危险。因此，我只是说，这就不光是事实判断了，这是个价值判断。我以为，这可以叫做嫉善如仇。不是嫉恶如仇。这个嫉善如仇啊，老实说，就是专制的逻辑。

　　如何对付“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的霸道者

　　像这样的一种东西，和我们讲的经济人理性截然不同。那么，所谓经济人理性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说，一种可行的规则，只能以某种底线为前提。如果你在这个底线之上做得更好，那当然不错，没有人会妨碍你做得更好，但是，如果你不能做得更好，那么我们也可以有一条底线。

　　你不做慈善家，但是，你至少不能抢劫。讲的简单一点，就是这样。如果你不能做慈善家，又不准你抢劫，那你只能怎样？你只能跟别人交换。如果你想从别人那里得到好处，你只能跟别人交换。也就是说，人人利他、为公、无私奉献，这当然很好，这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如果有人利己怎么办？我们的制度安排能不考虑这一点吗？因此，可行的制度安排一定要考虑这一点。

　　毛主席以前曾经讲过一段话，这段话其实是刘少奇先讲的。刘少奇有一次讲，现在我们有一种风气不好，有一些人特别霸道，“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毛主席有一次引了这句话，然后，《毛选》在这段话后面有一个括号：（大笑）。毛主席讲了这句话之后就哈哈哈大笑起来。

　　这句话后来被收进《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语录》出版的时候是1965年，到了1966年，毛主席就把刘少奇打到了。这段话原来有“少奇同志说”什么什么，就被删掉了。但是，那个页码不好办。因为，当时大家都要背毛主席语录的嘛，某条某条语录是出于哪一页，大家都必须记住的，页码一变这功夫就黄了。怎么办呢？于是就单独把这一页重新排了一遍，把字排得很稀疏，因为要把这一段语录删掉嘛。其他页都不动。大家看看1967年以后出版的毛主席语录，这一页就比其他页排的要稀疏，原因就是这个。

　　但这段话其实很有意思：假如这个社会中出现这种状态，有些人很霸道，“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那么，你说应该怎么办？毛主席“大笑”了一通之后说这样自私要不得。按照他的意思似乎是说，我们大家应该提倡一种相反的精神：“你的就是你的，我的也是你的”。这是一种无私的精神。可是，老实说，如果有一个人主张“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那么，大家都说对对，你的就是你的，我的也是你的，那暴君还不高兴死了！

　　如果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办？

　　恐怕只能规定“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吧？对。作为规则，就应该确定，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我的不是你的，你的也不是我的。如果你要从我这里得到好处，当然我可以施舍。但是，如果我不愿意施舍，你也不能抢我。你只能和我交换，这就是所谓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会禁止慈善吗？你们听说哪个市场经济禁止慈善了？像比尔？盖茨那样，把他的财产捐出来做公益，大家会说他是大傻瓜吗？法律会禁止他吗？不会的。老实说，要做雷锋，在美国要比在中国顺当的多。但是，我如果要安排一个制度，我不能假定你们都是雷锋。

　　中国古代有一个儒家思想家，就是明末的黄宗羲。大家可以读读他的《明夷待访录》。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早先那个圣人的时代啊，是“人各得而自私也，人各得而自利也”。大家要注意，黄宗羲绝不是提倡大家自私自利。他只是说，在那个圣人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考虑，为自己牟利的。因此，只有什么样的人能够当圣人呢？就是那些愿意无私奉献的人。如果有人无私奉献，大家就非常佩服，把他推举为君。可是后来就坏了，他说的后来就是指秦以后，大家可能都知道，传统的儒家有一个概念就是“三代”，就是夏商周那时候是很美好的时代，三代以后就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就堕落了。那么，按照黄宗羲的说法，三代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一个专制君主上了台，他就剥夺了所有人的权利，用黄宗羲的话讲，叫做“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见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道》）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你们所有的人都不准为自己，只准为国家。而国家是谁呢，国家就是朕，朕即国家。所有的人都必须为国家，这个国家又是专制的，实际上就是所有的人必须为我。其实就是为了满足皇帝的极端自私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大家觉得这可怕不可怕呢？难道这只是西方人认为可怕吗？我们东方人就不认为这可怕吗？

　　当然，一个好的制度就是要考虑到，每个人都有权利为自己考虑，有权利并不是说应当，更不是说一定要这样做。只是有权利。所谓权利，就意味着他是可以奉献的。我的一毛是我的，我就可以为天下舍出来，只要我愿意。但是，如果不是我的，老实说，那就根本不存在奉献不奉献的问题。

　　所以，这个经济人预设是制度设计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如果你自愿的舍己利他，行慈善，实行我的也是你的，那当然应该赞赏。可是，谁也没有权利强迫你这样做，尤其是当权者更不能强迫你这样做。否则，黄宗羲讲的那种灾难就会出现，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呢？

　　为什么“一个人做点好事也很难”？

　　所谓自由主义主张性恶论，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自由主义者并不认为人必定自私，更不认为人应当自私。而且，我们可以说，许多自由主义者本人的利他和自我牺牲精神并不亚于其他主义者。比如比尔？盖茨，他可以把自己的东西捐献出来。但是，自由主义认为，你不能把别人的东西抢过来归公。

　　西方人提倡志愿者、慈善和义工精神也不遗余力。大概是2002年吧，联合国搞了个“国际志愿者年”，就是提倡大家去做义工。当时，北京电视台的“第七日”这个节目，可能大家都知道，那个主持人叫袁园，所以又叫“园园说话”。她主持节目就提到一件事。在那个志愿者日，有两个很热心的人就想去做好事。做什么好事呢，他们想到某个街道去给孤寡老人洗衣服、做家务。然后，他们就到了北京的很多街道、居委会，他们说，你们这里有没有孤寡老人啊？我们要给他们做好事。结果，据说是在北京跑了整整一天，没有一个居委会愿意接待他们。于是，他们就发了感慨：毛主席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他们说，现在看起来，一个人做点好事也很难哪。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过去“学雷锋做好事”都是组织上安排的。组织上可以拔你一毛，乃至许多毛，可是没听说你自己可以献出来。难怪居委会狐疑：做好事？你哪个单位的？拿介绍信来！没有？谁派你来的？没人派，你自己来的？怎么会有这种事？谁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别说我们不会给你介绍什么孤寡老人，就是你自己找到了，那些老人也不会让你们进门的，谁知道你想干什么？

　　显然，那些居委会根本就不相信居然有人会主动“做好事”。而在现代的西方，国家不会垄断“做好事”的资格，也不会强制公民“做好事”，但“我之一毛我做主”的国民“利天下而为之”的热情，却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像这样的一种文明，其实并不是认定人必定是自私的，更不认为人应当是自私的。但是，他们对人性的局限有深刻的理解，明白慈善可遇而不可强，利他精神可以自律，但不能律人。你利他当然很好，但你无权要求别人。人人都利他，是不能指望的。强迫人利他，不仅做不到，而且是不该做的。因此，这个制度安排就是先小人后君子，以人有可能自私作为预设。

　　从这种预设出发，政治上就要强调权力制衡。所谓强调制衡，不是说我们就不希望或不相信我们的领导是一个好人。现在有人说，中国的政治是贤人政治，说西方的政治是能人政治。据说西方人好像对他们的领导没有道德要求，是个能人就行，哪有这回事啊？恰恰相反，那里是领导人不能要求国民高道德（只能是“要求守法，提倡道德”），国民对领导人的道德要求却很高。老百姓私生活上的事政府不能议论，但总统的私生活却被老百姓盯得很紧，他的隐私权实际上小于平民，即便老百姓的议论有误差，总统可以解释，但很难指责百姓“诽谤”。

　　所以，政治上强调制衡，尚贤但不迷信人贤，则不贤者亦无法害人。经济上肯定交换，慕义但不强求人义，则不义者也不能抢劫。对于那些奉行“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原则的那些人，就是要绑住他的手脚，让他明白你只有你的那一份，别人的你都不能动。这些做法，先小人后君子，是不相信大家能够成为君子吗？是希望大家都当小人吗？当然不是，这样的制度安排，正是为了保护君子不受小人之害，真君子不受伪君子之害，正是为了尽可能的使君子变得更多、更真。

　　因此，我们才能理解像斯密这样的人，一方面写了《国富论》，另一方面他又写了《道德情操论》。大家知道，斯密是苏格兰人，他的坟墓在爱丁堡。我有一次在爱丁堡的大街上逛来逛去。不知道怎么回事，在一条小巷里面，看见有一片墓地，一看，就是他的坟墓，很不起眼。这个墓碑上写着：这里长眠着《道德情操论》的作者亚当。斯密。这是斯密自己写的墓志铭。可见，他自己认为《道德情操论》这部著作要比《国富论》更重要。也就是说，斯密本人是个非常注重道德的人，但是，这和经济学这门学问的经济人预设是完全没有矛盾的。



《经济学与伦理原则分析》系列文章之三

　　利他者的讨价还价：关于“君子国”的讨论

　　经济人这个预设和人们做君子没有矛盾，这里的一个证明是前几年发生的一场有趣的争论。

　　大家知道，明代有一位小说家叫做李汝珍，他写过一部小说叫做《镜花缘》。《镜花缘》中描写了一个人人都利他不利己的“君子国”。据说这个君子国啊，里面的人做买卖，经常吵的不可开交。卖东西的人都说，我这个东西值不了几个钱，只值两块钱，你要给我三块我就不卖。而买东西的人都要力求买得贵。哎呀，你这个东西，明明值一百块钱，你却只卖五十块钱，那样我就不买了。于是，这些人就吵起来了。卖的人拼命要卖的便宜；买的人拼命要买的贵。于是，他们就争的一塌糊涂。

　　有一次，我们一个被认为是右派的朋友，就是茅于轼先生，他就评论说，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