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李敖:胡适评传-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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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评传



关於「胡适评传」
「胡适研究」前记
播种者胡适
李敖给胡适的一封信
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
胡适是个〃寂寞的人〃
李敖的笔　胡适的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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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於「胡适评传」

　　民国四十六年（一九五七）的叁月一日，我在「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六千多字的文章　「从读『胡适文存』说起」（现收入「胡适研究」，改题「关於『胡适文存』」）。文章发表後一年一个月，胡适从美国回来，约我到钱思亮的家里，跟我说：「呵，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着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

　　那时我已有给他写本传记的意思，但是我一直没跟他提起。我只提到几部批评他的书，像李季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叶青（任卓宣）的「胡适批判」谭天的「胡适与郭沫若」等。对谭天的「胡适与郭沫若」，他根本不知道有这本书；对叶青的「胡适批判」，他回忆说：「二十多年前叶青写完了这部书，寄了一套给我，要我答覆，我本来写好了一封信答他，後来一想：叶青在书里说我不必盖棺，论就定了，在他眼中，我已是死掉的人了，死人还能说些什麽呢？所以我一直没有理他。」

　　如今，七年过去了，胡适之从生龙活虎转入墓草久宿，从声容笑貌变成一棺孤骨。但是，每当我在南港的高压电线底下，走上了胡适的坟头，我都彷佛听到一种熟悉的声音在向我感叹：「我已是死掉的人了，死人还能说些什麽呢？」

　　於是，我又捡起七八年前的心愿，想给胡适写部传。不过这回不再是一本了，我决定给他写一部十本的大传记，我要用这一百二叁十万字的大传记，让「死掉的人」重新「活过来」，让他重新「说些什麽」（注一），也让我们「说些什麽」。

　　我所以发愤由我来写这部传记，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看到别人迟迟不肯动手，或做得实在令人不满意。在胡适生前，我读过胡不归的「胡适之先生传」；在胡适死後，我看过毛子水的「胡适传」。这些简陋的传记都出於胡适的学生之手，基本的姿态都是维护他的，或是只有颂扬没有批评的，同时在史料处理方面又过於粗疏，难免有很多错误。

　　十多年来，我遍读有关胡适的一切着作，深觉不过是两类而已：一类是近於酷评的（diatribe）；一类是过度颂扬的（eulogy）。　两类共有的毛病　，是不能用严格的方法训练去接触史料、解释史料。於是，旌旗开处，胡适一出场，喊打与叫好之声此起彼落，胡适一方面被骂得天诛地灭，一方面又被捧得缩地戡天。结果呢，双方的感情因素是满足了，可惜被搬弄的却不是真正的胡适之！

　　英国的大政治家克伦威尔曾骂给他画像的人说：「画我须是我。」（Paint　me　as　I　am）　这句话，可以给任何想给别人「画像」的人做为警戒。胡适之不是轻易被了解的人，所以他也不容易被论断，没有受过严格的方法训练和史学训练的人，没有学会呼吸新时代空气的人，是没有办法给他「画像」的。

　　做为一个对方法训练和史学训练稍有所知的人、做为一个对新时代空气稍曾呼吸的人，我现在自告奋勇地来做这件大工作。我的目的不仅是「画」胡适之的「像」，并且还要画这个时代的像，我要画出这个时代里的大舞台、画出它的喜剧和悲剧、画出剧里的主角和配角、画出它的场地的布景、画出布景後面的众生相，也画出戏台前面的千万只眼睛。　

　　所以，可以这麽说，这部「胡适评传」，不该单是胡适之个人的评传，它是时代的评传，它是以胡适为主角之一的时代的评传。

　　所以，很可能的，许多人看了这部评传会感到惊讶骇异，从正文来看，它可能是文学的；从脚注来看，它可能是历史的（注二）；从夹缝来看，它可能是无孔不入惊世骇俗的。它的结局是：君子既不喜欢它，小人也不喜欢它，只有跟李敖一个调调儿的，才会喜欢它。

　　但这都没关系，这都不影响这部评传的方向和进度，一个载浮载沈的传主，被一个乱蹦乱跳的作者来写他、昼他、捧他、？？他，这该是中国传记文学史上的新尝试。？？？？只有在新时代里才能肯定这种尝试，只有这种尝试才能延伸另外一个新时代。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四日胡适死後二周年的深夜

　　注一：我热烈希望凡是和胡适有关系的人，都能帮助我这个使他「说些什麽」的计画。这意思就是说，凡是知道或保存有关胡适的言行、文件、信札、图片、稿本等材料的人，都欢迎能够提供、惠借，好使这部评传增色。在传记文学不发达的中国，在这个动乱的时代，试问能有几部一百二叁十万的传记来收入你所知道或保存的材料？所以请你不要错过这个广布流传的机会。

　　注二：我尽量不在正文里掺入繁琐的历史考订，我的目标是「正文轻快，脚注详细」。这种做法是一种费力不　讨好的工作。我所以不能放手写文学式的正文，而要兼顾历史性的脚注，乃是因为有关胡适的基层史料　工作还没有人做好，所以我不能自自在在的走史特拉齐（Lytton　Strachey）、莫洛亚（Andre　Maurois）等人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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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研究」前记

　　胡适先生死在五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在他死的那天晚上叁点钟，我写下了这几段文字：「别看他笑得那样好，我总觉得胡适之是一个寂寞的人。」

　　在「播种者胡适」里我写过这麽两句话。今天傍晚，这个「寂寞的人」到底走向永恒的

　　寂寞：他看不到捧他的脸孔，也听不到骂他的声音。在天路的历程中，他转入了苦难的炼狱，　他是一个战斗的人，那才是他战斗的地方！

　　我想到去年十月九号给他的信。有一段说：

　　「我觉得你有点老惫，虚荣心与派系观念好像多了一点，生龙活虎的劲儿不如当年了，对权威的攻击也不像以前那样犀利了。」

　　在我这封信前两天，他写信约我去南港「玩玩」；在我这封信後二十天里，他先托姚从

　　吾先生带了一本小说送我，不久又转给我一封信。可是他没收到我的覆信，也没见到我去「玩玩」，他就倒下了！

　　两年十个月来，我一直没见到他，当然再也不会见到他，一个最能播种的人儿，如今再

　　也不能播他的种子了！

　　这几段文字写好後，我并不打算发表，所以我改写了一篇「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发

　　表在叁月一日的「文星」杂志里。

　　＊　＊　＊

　　胡适先生走进「地狱」後，眼看就快两年了。两年来，真可说是一个既「冷漠」又「吵

　　闹」的局面。

　　何以说「冷漠」呢？这是专指胡适生前围绕在他周围的人说的。他们这批人，在胡适生

　　前俨然是他的畏友、良朋、门生、乾女婿，是「蟠龙大花瓶」的赠送者，是生日酒会的拜寿者，是「胡适合会」的「标会」者，……可是在胡适倒下以後，几乎在「尸骨未寒」的当儿，他们就变成了「不认得耶稣」的「彼得」。「新约」路加第二十二章里，有这样的故事：

　　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的跟着。

　　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

　　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耶稣）那人一

　　夥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

　　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

　　人！我不是！」

　　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夥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

　　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麽！」

　　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　

　　日鸡叫以前，你要叁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这真是一个含义深长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耶稣死後一千九百年，居然在台湾来了一出全

　　新拷贝胡适的亲爱的「彼得」们，纷纷露出了他们的嘴脸，他们和当年彼得不同的一点是：彼得还会羞惭痛哭，还会在日後做个传布耶稣思想的使徒，可是他们呢？他们都不会，他们只会在胡适的生日忌日里来一番「告朔饩羊」，对遗照叁鞠躬以後，一哄而散，坐车回家。

　　记得胡适死後不久，胡虚一先生在「民主潮」第十二卷六期（五十一年叁月十六日）里，翻译了一篇「民主政治的两种观念」，他在译後记里有这样一段话：

　　这几年来，别以为有那麽多人围在他的身旁搅什麽献花祝寿的热闹事，也别以为有那麽多的男记者女记者把他当作「花边新闻」的采访对象，而我却体会到胡先生的心之深处，一直是孤寂的！一直是忧愤的！为什麽？这可从胡先生这些年来的处境想像得到的。近几年来，胡先生固然是个人自由主义的象徵，但他也日益成为一个所谓「自由民主」的可悲人物！他的声誉，也是渐渐地为点缀这点可怜的所谓「自由民主」糟蹋得不成样子了！君不见许多怀抱自由民主理想的青年人，在他们的谈话中，充分流露出他们「对胡适的失望」。虽然如此，可是「围剿胡适」之浪潮，却仍是一波一波地涌过来。而更可「悲」者是，「桃李满天下」的胡先生，他的门生高足，际此「围剿胡适」的风暴声中，竟都只会为他开祝寿会，除了一个不相干的「青年小子」李敖君挺身出来说几句外，很少有人挺身出来为「胡适思想」做一是非辩的！你想：胡适先生怎麽会不觉得心灵孤寂而忧愤呢？胡虚一先生这段感叹，还只不过是专指胡适临死前的一段日子而言。现在胡适死了快两年了，在这两年里头，胡适的「门生高足」更是安静得可爱了，他们安静地看着，看着那个「不相干的『青年小子』李敖君」来开创一个「吵闹」的局面。　

　　＊　＊　＊

　　所谓「吵闹」，应该从头说起。

　　民国五十年的年底，我应「文星」杂志编者的邀请，为他们写了一篇「播种者胡适」。

　　这篇文章带来了大是非和大麻烦，进而酿成了一次大笔仗，後来这次笔仗分成了两个圈圈，一个圈圈是「关於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一个圈圈是「关於播种者胡适的论战」，前者的主要对手是徐道邻先生和胡秋原先生；後者的主要对手是叶青（任卓宣）先生和郑学稼先生，大家打做一团，十分热闹。

　　在「播种者胡适」发表以後，赞同或变相支持我这篇文章的人很多，例如香港「自由

　　报」的社长雷啸岑先生（马五先生），「中国学生周报」中的若兰先生，「展望」杂志中的孟戈先生，台湾「作品」杂志中的苏雪林先生，「民主中国」杂志中的牟力非先生，「文星」杂志中的王洪钧先生、东方望先生、田尚明先生，……都是形诸文字的例子。此外在口头上面、书信方面，我也得到了不少的支持和同调。

　　当然相对的，反对我的浪潮也就澎湃而来，它们的大本营就是我所谓的「叁大『评论

　　』」：「政治评论」「民主评论」和「世界评论」。在这些刊物上，我陆续遭到许许多多的攻击和谩骂，可是我实在懒得理他们。对「播种者胡适」的问题，我只写过一篇「为『播种者胡适』翻旧帐」的文字，来答覆叶青先生和郑学稼先生，其他不入流的人和那些不入流的文字，我一概不理。即使叶、郑两先生，我也只答覆一次，当他们第二次向我使出回马枪的时候，我也懒得辩驳了。

　　我为什麽不再答覆叶青先生和郑学稼先生？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觉得对这两位

　　先生，从文字上枝节上跟他们辩论是没有用的，也是不能了解他们的。要了解他们必须从　他们的「基本思路」（primordial　motives　and　images）上一刀扎下，从「基本思路」上来探讨他们写文章时的理论背景和「心理运作」（mental　operation）的过程。当我对两位先生过去的历史有所了解之後，当我恍然大悟他们的「前期快感」（fore…plea—sure）是什麽主义以後，我不禁阻止我自己说：「算了罢！放他们去罢！」

　　＊　＊　＊

　　谈完了「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