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拯救中国经济-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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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的社会保障是高福利国家的零头。由此造成的局面是，企业与居民宏观税负过重，社会保障迟迟无法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的尊严遭到预算外收入的破坏，规费①常常成为部门争利处，缺乏宪政的严肃性。
正因为制约乏力，只能诉诸于强制性的行政管理办法，审计署的责任因此加重一层。但审计署只是提供审计信息的政府机构，不具有相关政府机构与法律部门的约束权，长此以往，审计署的严格审计同样会异化为政府资源的浪费。
人均税费重只是硬币的一面，硬币的另一面则是税费分配的不平衡。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呈现爆炸式增长，从1999年的1万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5万多亿元，这还不算各种预算外、制度外收入。2000年国家财政收入是万亿元，2006年达到了万亿元，是2000年的3倍，而2006年的GDP仅是2000年的两倍。2007年前三季度，全国税收收入累计完成37 161亿元，比2006年增长，接近2006年全年税收收入，2008年全年财政收入达到万亿元。国家税务总局计划统计司司长舒启明说，这个增长率创下了近年同期最高水平。
如果把政府视为一个整体，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分享中国总收入的三大群体，那么自1995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三者中只有政府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仅以2008年上半年财政收入而言，国家预算收入同比增长。企业收入不能与之相比，居民收入增长更是落后，根据相关部门公开的数据，只增长10％左右。
公共财政体制是公平的市场改革的基础（2）
窥行政管理费用居高不下这个“斑”，可以推知公共财政体系这个“豹”。预决算的审核流于软约束，上亿财政拨款取决于发改委、财政部关键部门官员的一纸批文，民众既无从得知哪些是随着政府管理功能的增强必须支付的行政成本，哪些属于资源浪费，当然根本谈不上进行有效监督。财政部主管金融与政府贷款审批官员的落马，恰恰说明财政部官员位过高权过重，政府对公共财政的使用自由裁量权过大。
2008年以后，中国动用财政储备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但公共财政制度的缺失，导致我国财富积累外强中干，难以应付经济下行周期刺激经济和增加社会保障的双重考验。财政储备底气不足，在拨弄箱底时，截至2008年总量达到万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居民储蓄总是被拿出来说事儿，作为最后的防线，作为提振居民消费的保障。但这笔钱不仅在不同的收入群体间分配不均，还是居民投资的储备资金，是社会保障机制不完备情况下的教育钱、养老钱、活命钱，不顾事实预花这笔储备显然脱离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最终会导致大灾难。政府与居民手中可以动用的真实财富并不多，如果以人均数来看远低于发达国家。
不仅如此，中国的财富以种种匪夷所思的方式流向国外，中国买什么什么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据报道，澳大利亚2008年前十大富豪基本上都跟中国有业务关联，首富手上只有一个矿的开采证和矿的储量多少的证明，他们只要跟中国某钢厂签订高价供货协议，一点矿没挖直接挂牌上市，然后股价暴涨，就变成了澳大利亚2008年的首富。这是中国财富梦的澳大利亚真人秀。而中国居民手中拥有的财产性收入，主要是商品房与股票，一共40万亿元的房地产，以及经过2007年下半年开始急剧缩水之后的10万亿元的股票，而这些股票中一大半是以低价获得的大小非。
在经济非常时期，皇帝的新衣已经脱下。财政部提交给全国人大审议的2009年财政预算报告显示，财政赤字达到创纪录的9 500亿元人民币，达到新中国建国以来的最高额度。从财政支出的分配来看印证了保持经济稳定的初衷―包括基建投资在内的中央政府公共投资占比将近10％，总数大概在7 600亿元的水平，超过以往财政预算编制；2009年财政预算方案已经确定农林水务、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文化、粮油物资储备、灾后重建、交通运输等15个支出项目，各项目支出的增长比例基本上都在10％以上。
财政赤字占GDP比例约，离3％的公认警戒线虽不太远，但加上地方隐性债务负担、社保基金缺口等，我国整体负债形势不容乐观。如果2009年财政收入能够与支出同步增加，甚至收入大于支出，财政赤字还能保持在警戒线内。从过去两年的实践看，我国财政收入增加值已经接近临界点，继续增加必然意味着企业与个人的沉重负担，而社会保障支出与行政成本还在增加，两者不对称上升。政府财政收入从2009年开始不仅难以增高，反而会随着经济冷却、土地市场低迷而下降。2009年2月16日，财政部公布了2009年1月的财政收入情况，当月财政收入6 亿元，比2008年同月减少1 亿元，下降，创下2004年以来单月财政收入的最大同比降幅。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此前就曾表示，2009年的财政收支压力很大，最艰难的情况可能出现在第四季度。
政府在经济下行周期弥补以往公共产品投资的不足，两项困难的选择在不恰当的时期集中到一起，中国将面临经济长期欢愉之后最痛苦的时光。
撕不掉的政策市标签（1）
众所周知，资本市场是国有企业脱困的工具。股改前后的事实还证明，资本市场不仅是国有企业脱困工具，还是货币调控的辅助工具，宏观经济的调控工具。2007年，沪综指一路向上，最后高悬于6 124点，中国股市处于“一泡独大”的恐惧症中，股市大涨被视做通货膨胀的元凶罪首，其时，作为大宗商品的风向标的国际石油期货交易市场价格上窜至破天荒的每桶120美元，政府的首要工作就是“防过热、防通胀”，打压股市成为冷却经济的必然之举；到2008年下半年，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在美国道指、标普、日经、香港恒生等指数大跌的背景下，沪综指下跌到2 000点左右止跌，再次成为稳定经济的定海神针，提振资本市场信心、与积极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交相辉映，股市的宏观调控作用再次走到前台。
如果仅仅把政策市理解为国有企业脱困，显然过于狭隘，在国有企业与大型国有金融机构脱困目标基本完成之后，资本市场有了更为高远的目标，即通过资本市场改革公司治理结构，使国有企业走上市场之路。
资本市场作为改革的重要工具，正在试走一条前人从未奢望能够走通的路，在不改变控股关系和产权结构的基础上，通过股权多元化，建立公司制度，建立信托责任体制，这是渐进式改革之路体现到极致的表现，不希望伤筋动骨，不希望改变产能，却希望得到市场的竞争体制与产权明晰的成果。虽然百余年前的招商局等国有招股公司并未取得成功，但历史轮回中，我们再次选择了同一条路。以政府信用为上市国有企业托底，而后这些公司在资本市场注入市场信用，获得高额溢价之后反哺政府。
投资者只能采用妥协手段，在股改之后的牛市阶段，他们不仅欢迎，而且强烈呼吁国有大型企业在A股上市，或者从海外资本市场回归，这并非投资者愿意与市场化作对，而是基于以下事实：目前中国的主要经济资源集中在国有大型企业手里，如果这些公司都在海外上市，A股市场被边缘化势不可免。
对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痼疾，投资者与监管层心知肚明，他们的态度非常矛盾：一方面欢迎海外上市的大型国有企业回归，另一方面又忧心忡忡指出国有大型上市公司存在严重的非市场化倾向―证监会主席尚福林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中国公司治理报告（2006）：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治理》作序，该报告罕见地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指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存在“三强五弱”：强政府，弱市场；强内部人，弱董事会，弱外部股东；强审批，弱监管，弱执法。“三强五弱”现象，严重阻碍了公司治理改革进度，也降低了证券市场的运作效率和监管效力。因此，国有企业控股上市公司治理需要尽快完成从形式到实质的跨越，其核心是公司治理的现代化。这份报告的潜台词很清楚，从公司治理结构上来说，目前的国有企业控股公司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公司。
而李荣融等国资派代表坚持认为，国有企业能够通过上市实现市场化。2004年6月，李荣融在新加坡访问时表示，国企的未来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规范董事会是最核心的问题。央企外部董事要占一半以上，不能内部人占多数，要独立公正发表意见，要能独立承担责任，落实经济责任”。在中国资本市场举足轻重的大国有企业宝钢、建设银行都建立了董事会制度，聘用了深孚众望的外部董事，希望能够成为搅动市场的鲶鱼。这些鲶鱼在初期确实起到了作用，比如有国际上著名的银行家在成为中国某大型金融机构的外部董事后，要求参加党组会议，因为他听说“党组会议非常重要，决策往往影响股东利益”。这让银行方面哭笑不得，同时不得不正视习以为常的问题，打起精神以正确而不影响邦交的理由回复国际友人。
撕不掉的政策市标签（2）
监管层和投资者对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矛盾心理的体现，正是中国经济矛盾的体现。从长期看，如果国有股一股独大不能解决，中国资本市场就不可能真正市场化。有人担心，大非解禁、国有股的抛售会引发严重的市场问题，如果设想国有股抛售之后，上市公司估值大幅下挫，由此找到市场主人，未尝不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幸事，前提是低价股只能抛售给国内股民。
是资本市场改造上市公司？还是国有控股公司改造资本市场？取决于国有上市公司能否接受资本市场的约束。
股改前的第一个回合，国有控股公司完胜，证明资本市场的软约束性质从未更改，股市跌到998点的惨痛记忆，正是资本市场定价彻底扭曲的代价。股改后的第二个回合到笔者写作时为止，正在进行中。随着国有资产体量越来越大，我们不得不祈祷，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能够与资本市场同步完成改革，否则将是中国社会无法承受之重，一句话，大众与市场都已经被绑架。
历经艰辛奠定股改成功基础之后，政府力推大盘蓝筹股上市、培育国有控股的机构投资者。这些国有企业与机构天生具有利用政府信用的癖好，在上市之前，政府以剥离注资等方式、或者以赋予专营权的方式提供这些企业上市条件，是政府信用的第一次透支。
以巨大的体量与市场长子地位成为股市定海神针的大盘蓝筹股，背后赖以支撑的正是政府的信用，不仅在上市之前向市场各方展示的优势暗藏了政府信用，上市之后的定海神针架势同样展示了这一点。资本市场的技术依赖于对人性的把握，当优惠与偏袒给予了投资者强烈的心理暗示，投资者难免形成对于政府信用的无所不在的依赖，一旦这些大盘股与机构有些风吹草动，投资者当然不会以市场方式寻求解决之道，转而诉诸于政府监管部门。以往股市中常见场景已经上演，无论急涨、暴跌全都要求政府“维持稳定”，一些认沽权证的购买者集合到一起，通过行政部门的行政复议、法律程序，在2008年走到了北京监管当局门口。
政府对于大型国有企业的“父爱主义”贯穿始终、泛滥成灾。
为了让大型国有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实行市场化，A股一级市场结构畸形，中石化境内上市发行的公众持股不到5％，股改后全流通发行的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人寿、中信银行等进一步降低到只发行2％~3％的公众股，即使根据我国《证券法》对大企业大大放宽的规定，公众持股比例的下限也是10％，这些特权企业公众股之低已经超出了法律所许可的范围。这些巨无霸企业稍有减持可获大利，而流通股股东却对公司很少有置喙余地，矛盾一旦爆发，冲突便趋激烈。因此，这些大型公司即使有了上市公司的躯壳，但投资者根本不具有管理权甚至红利权，到底是否属于公众公司，是可以打上一个大问号的。把境外流通的部分也算成公众持股量，这是对A股投资者利益的蔑视。
正因为大蓝筹乃人为制造而成，导致股市发行制度不可能有根本变化，虽然从审批制过渡到核准制，表面上是有所放松，事实上仍处于严格控制之下。由此，带来联动的负面效应，上市公司退市不畅，除主板市场外其他市场发育迟缓，再融资受到严格的行政控制，本应成为主要投资市场的债券市场由发改委、央行、证监会三分天下，严格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