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新唐书(上)-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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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尝以幞头起于后周，便武事者也。方天下偃兵，采古制为翼善冠，自服之。又制进德冠以赐贵臣，玉綦，制如弁服，以金饰梁，花趺，三品以上加金络，五品以上附山云。自是元日、冬至、朔、望视朝，服翼善冠，衣白练裙襦。常服则有袴褶与平巾帻，通用翼善冠。进德冠制如幞头，皇太子乘马则服进德冠，九綦，加金饰，犀簪导，亦有绔褶，燕服用紫。其后朔、望视朝，仍用弁服。
显庆元年，长孙无忌等曰：“武德初，撰《衣服令》，天子祀天地服大裘冕。按周郊被衮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与大裘异。《月令》：孟冬，天子始裘以御寒。若启蛰祈谷，冬至报天，服裘可也。季夏迎气，龙见而雩，如之何可服？故历代唯服衮章。汉明帝始采《周官》、《礼记》制祀天地之服，天子备十二章，后魏、周、隋皆如之。伏请郊祀天地服衮冕，罢大裘。又新礼，皇帝祭社稷服絺冕，四旒，三章；祭日月服玄冕，三旒，衣无章。按令文，四品、五品之服也。三公亚献皆服衮，孤卿服毳、，是天子同于大夫，君少臣多，非礼之中。且天子十二为节以法天，乌有四旒三章之服？若诸臣助祭，冕与王同，是贵贱无分也。若降王一等，则王服玄冕，群臣服爵弁，既屈天子，又贬公卿。《周礼》此文，久不用矣，犹祭祀之有尸侑，以君亲而拜臣子，硩蔟、蝈氏之职，不通行者盖多，故汉魏承用衮冕。今新礼，亲祭日月，服五品之服，请循历代故事，诸祭皆用衮冕。”制曰：“可。”无忌等又曰：“礼，皇帝为诸臣及五服亲举哀，素服，今服白袷，礼令乖舛。且白袷出近代，不可用。”乃改以素服。自是鷩冕以下，天子不复用，而白袷废矣。其后以紫为三品之服，金玉带銙十三；绯为四品之服，金带銙十一；浅绯为五品之服，金带銙十；深绿为六品之服，浅绿为七品之服，皆银带銙九；深青为八品之服，浅青为九品之服，皆鍮石带銙八；黄为流外官及庶人之服，铜铁带銙七。
武后擅政，多赐群臣巾子、绣袍，勒以回文之铭，皆无法度，不足纪。至中宗，又赐百官英王踣样巾，其制高而踣，帝在籓时冠也。其后文官以紫黑施为巾。赐供奉官及诸司长官，则有罗巾、圆头巾子，后遂不改。
初，职事官三品以上赐金装刀、砺石，一品以下则有手巾、算袋、佩刀、砺石。至睿宗时，罢佩刀、砺石，而武官五品以上佩韘七事，佩刀、刀子、蛎石、契苾真、哕厥针筒、火石是也。
时皇太子将释奠，有司草仪注，从臣皆乘马著衣冠，左庶子刘子玄议曰：“古大夫乘车，以马为騑服，魏、晋朝士驾牛车。如李广北征，解鞍憩息；马援南伐，据鞍顾眄。则鞍马行于军旅，戎服所便。江左尚书郎乘马，则御史治之。颜延年罢官，骑马出入，世称放诞。近古专车则衣朝服，单马则衣亵服。皇家巡谒陵庙，册命王公，则盛服冠履，乘路车。士庶有以衣冠亲迎者，亦时服箱。其余贵贱，皆以骑代车。比者，法驾所幸，侍臣朝服乘马。今既舍车，而冠履不易，何者？褒衣、博带、革履、高冠，车中之服也。韈而镫，跣而乘，非唯盩古，亦自取惊蹶。议者以秘阁梁《南郊图》，有衣冠乘马者，此图后人所为也。古今图画多矣，如画群公祖二疏，而有曳芒屩者；画昭君入匈奴，而妇人有施帷冒者。夫芒屩出于水乡，非京华所有；帷冒创于隋代，非汉宫所用。岂可因二画以为故实乎？谓乘马衣冠宜省。”太子从之，编于令。
开元初，将有事南郊，中书令张说请遵古制用大裘，乃命有司制二冕。玄宗以大裘朴略，不可通寒暑，废而不服。自是元正朝会用衮冕、通天冠，百官朔、望朝参，外官衙日，则佩算袋，余日则否。玄宗谒五陵，初用素服，朔、望朝颛用常服。弁服、翼善冠皆废。
唐初，赏硃紫者服于军中，其后军将亦赏以假绯紫，有从戎缺骻之服，不在军者服长袍，或无官而冒衣绿。有诏殿中侍御史纠察。诸卫大将军、中郎将以下给袍者，皆易其绣文：千牛卫以瑞牛，左右卫以瑞马，骁卫以虎，武卫以鹰，威卫以豹，领军卫以白泽，金吾卫以辟邪。行六品者，冠去綦珠，五品去鞶囊、双佩，幞头用罗縠。
妇人服从夫、子，五等以上亲及五品以上母、妻，服紫衣，腰襻褾缘用锦绣。九品以上母、妻，服硃衣。流外及庶人不服绫、罗、縠、五色线鞾、履。凡裥色衣不过十二破，浑色衣不过六破。
二十五年，御史大夫李适之建议：“冬至、元日大礼，朝参官及六品清官服硃衣，六品以下通服绔褶。”天宝中，御史中丞吉温建议：“京官朔、望朝参，衣硃绔褶，五品以上有珂伞。”德宗尝赐节度使时服，以雕衔绶带，谓其行列有序，牧人有威仪也。元和十二年，太子少师郑余庆言：“百官服朝服者多误。自今唯职事官五品兼六品以上散官者，则有佩、剑、绶，其余皆省。”
初，妇人施冪釭以蔽身，永徽中，始用帷冒，施裙及颈，坐檐以代乘车。命妇朝谒，则以驼驾车。数下诏禁而不止。武后时，帷冒益盛，中宗后乃无复冪釭矣。宫人从驾，皆胡冒乘马，海内佼攵之，至露髻驰骋，而帷冒亦废，有衣男子衣而鞾，如奚、契丹之服。武德间，妇人曳履及线鞾。开元中，初有线鞋，侍儿则著履，奴婢服遥溃颗潞浜蟀猜簧椒矗笔币晕Α！�
巴、蜀妇人出入有兜笼，乾元初，蕃将又以兜笼易负，遂以代车。
文宗即位，以四方车服僭奢，下诏准仪制令，品秩勋劳为等级。职事官服绿、青、碧，勋官诸司则佩刀、砺、纷、帨。诸亲朝贺宴会之服：一品、二品服玉及通犀，三品服花犀、班犀。车马无饰金银。衣曳地不过二寸，袖不过一尺三寸。妇人裙不过五幅，曳地不过三寸，襦袖不过一尺五寸。袍袄之制：三品以上服绫，以鹘衔瑞草，雁衔绶带及双孔雀；四品、五品服绫，以地黄交枝；六品以下服绫，小窠无文及隔织、独织。一品导从以七骑；二品、三品以五骑；四品以三骑；五品以二骑；六品以一骑。五品以上及节度使册拜、婚会，则车有幰。外命妇一品、二品、三品乘金铜饰犊车，檐舁以八人，三品舁以六人；四品、五品乘白铜饰犊车，檐舁以四人；胥吏、商贾之妻老者乘苇｛厶大｝车，兜笼舁以二人。度支、户部，盐铁门官等服细葛布，无纹绫，绿暗银蓝铁带，鞍、辔、衔、镫以鍮石。未有官者，服粗葛布、官施，绿铜铁带，乘蜀马、铁镫。行官服紫粗布、施，蓝铁带。中官不衣纱縠绫罗，诸司小儿不服大巾，商贾、庶人、僧、道士不乘马。妇人衣青碧缬、平头小花草履、彩帛缦成履，而禁高髻、险妆、去眉、开额及吴越高头草履。王公之居，不施重栱、藻井。三品堂五间九架；门三间五架，五品堂五间七架，门三间两架；六品、七品堂三间五架，庶人四架，而门皆一间两架。常参官施悬鱼、对凤、瓦兽、通栿乳梁。诏下，人多怨者。京兆尹杜悰条易行者为宽限，而事遂不行。唯淮南观察使李德裕令管内妇人衣袖四尺者阔一尺五寸，裙曳地四五寸者减三寸。
开成末，定制：宰相、三公、师保、尚书令、仆射、诸司长官及致仕官，疾病许乘檐，如汉、魏载舆、步舆之制，三品以上官及刺史，有疾暂乘，不得舍驿。
志第十五 历一
历法尚矣。自尧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其事略见于《书》。而夏、商、周以三统改正朔，为历固已不同 ，而其法不传。至汉造历，始以八十一分为统母，其数起于黄钟之龠，盖其法一本于律矣。其后刘歆又以《春秋》、《易象》推合其数，盖傅会之说也。至唐一行始专用大衍之策，则历术又本于《易》矣。盖历起于数，数者，自然之用也。其用无穷而无所不通，以之于律、于《易》，皆可以合也。然其要在于候天地之气，以知四时寒暑，而仰察天日月星之行运，以相参合而已。然四时寒暑无形而运于下，天日月星有象而见于上，二者常动而不息。一有一无，出入升降，或迟或疾，不相为谋。其久而不能无差忒者，势使之然也。故为历者，其始未尝不精密，而其后多疏而不合，亦理之然也。不合，则屡变其法以求之。自尧、舜、三代以来，历未尝同也。
唐终始二百九十余年，而历八改。初曰《戊寅元历》，曰《麟德甲子元历》，曰《开元大衍历》，曰《宝应五纪历》，曰《建中正元历》，曰《元和观象历》，曰《长庆宣明历》，曰《景福崇玄历》而止矣。
高祖受禅，将治新历，东都道士傅仁均善推步之学，太史令庾俭、丞傅弈荐之。诏仁均与俭等参议，合受命岁名为《戊寅元历》。乃列其大要，所可考验者有七，曰：“唐以戊寅岁甲子日登极，历元戊寅，日起甲子，如汉《太初》，一也。冬至五十余年辄差一度，日短星昴，合于《尧典》，二也。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入蚀限，合于《诗》，三也。鲁僖公五年壬子冬至，合《春秋命历序》，四也。月有三大、三小，则日蚀常在朔，月蚀常在望，五也。命辰起子半，命度起虚六，符阴阳之始，六也。立迟疾定朔，则月行晦不东见，朔不西朓，七也。”高祖诏司历起二年用之，擢仁均员外散骑侍郎。
三年正月望及二月、八月朔，当蚀，比不效。六年，诏吏部郎中祖孝孙考其得失。孝孙使算历博士王孝通以《甲辰历》法诘之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七宿毕见，举中宿言耳。举中宿，则余星可知。仁均专守昴中，执文害意，不亦谬乎？又《月令》仲冬‘昏东壁中’，明昴中非为常准。若尧时星昴昏中，差至东壁，然则尧前七千余岁，冬至昏翼中，日应在东井。井极北，去人最近，故暑；斗极南，去人最远，故寒。寒暑易位，必不然矣。又平朔、定朔，旧有二家。三大、三小，为定朔望；一大、一小，为平朔望。日月行有迟速，相及谓之合会。晦、朔无定，由时消息。若定大小皆在朔者，合会虽定，而蔀、元、纪首三端并失。若上合履端之始，下得归馀于终，合会有时，则《甲辰元历》为通术矣。”仁均对曰：“宋祖冲之立岁差，隋张胄玄等因而修之。虽差数不同，各明其意。孝通未晓，乃热南斗为冬至常星。夫日躔宿度，如垂阝传之过，宿度既差，黄道随而变矣。《书》云：‘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孔氏云：‘集，合也。不合则日蚀可知。’又云：‘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既有先后之差，是知定朔矣。《诗》云：‘十月之交，朔月辛卯。’又《春秋传》曰：‘不书朔，官失之也。’自后历差，莫能详正。故秦、汉以来，多非朔蚀。宋御史中丞何承天微欲见意，不能详究，乃为散骑侍郎皮延宗等所抑。孝通之语，乃延宗旧说。治历之本，必推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自此七曜散行，不复余分普尽，总会如初。唯朔分、气分，有可尽之理，因其可尽，即有三端。此乃纪其日数之元尔。或以为即夜半甲子朔冬至者，非也。冬至自有常数，朔名由于月起，月行迟疾匪常，三端安得即合。故必须日月相合与至同日者，乃为合朔冬至耳。”孝孙以为然，但略去尤疏阔者。
九年，复诏大理卿崔善为与孝通等较定，善为所改凡数十条。初，仁均以武德元年为历始，而气、朔、迟疾、交会及五星皆有加减。至是复用上元积算。其周天度，即古赤道也。
贞观初，直太史李淳风又上疏论十有八事，复诏善为课二家得失，其七条改从淳风。十四年，太宗将亲祀南郊，以十一月癸亥朔，甲子冬至。而淳风新术，以甲子合朔冬至，乃上言：“古历分日，起于子半。十一月当甲子合朔冬至，故太史令傅仁均以减余稍多，子初为朔，遂差三刻。”司历南宫子明、太史令薛颐等言：“子初及半，日月未离。淳风之法，较春秋已来晷度薄蚀，事皆符合。”国子祭酒孔颖达等及尚书八座参议，请从淳风。又以平朔推之，则二历皆以朔日冬至，于事弥合。且平朔行之自古，故《春秋传》或失之前，谓晦日也。虽癸亥日月相及，明日甲子，为朔可也。从之。十八年，淳风又上言：“仁均历有三大、三小，云日月之蚀，必在朔望。十九年九月后，四朔频大。”诏集诸解历者详之，不能定。庚子，诏用仁均平朔，讫麟德元年。
仁均历法祖述胄玄，稍以刘孝孙旧议参之，其大最疏于淳风。然更相出入，其有所中，淳风亦不能逾之。今所记者，善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