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纪实文学文库-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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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透明度
袁庚常常对人说：“基度山伯爵报复仇人的办法还不够厉害，最厉害的办法是给他很大的权力而不监督他，让他自己烂掉。”他用这种给人以强烈印象的语言强调监督的重要。这是他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积几十年政治生活的经验而发出的肺腑之言。失去监督的权力腐蚀人的历史教训，多么惊心动魄呵！
因此，他提倡监督，包括对自己的监督；呼吁批评，包括对自己的批评。《蛇口通讯报》收到指名批评他的文章，总编辑向他请示，他叫原文照登，只建议把“袁庚先生”改为“袁庚同志”。他主张宪法范围内的言论自由，多次强调只要不是反对共产党和人身攻击，任何人可以对任何领导干部公开批评，绝不允许打击报复。
有一次，一个干部从香港回来，违反海关规定带了黄色刊物，海关查出，罚款、批评。袁庚很生气，在内部会议上也点了这位干部的名。这事传了开来，有两位同志在一个会议上说：袁庚想整人了，一场政治风暴又要开始了，但是用不了十年八年，又得为人家平反。
应当说，这两位同志对袁庚的批评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但他们是在正式的会议上讲出来的。袁庚看了会议记录，内心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在1985年9月10日蛇口教师节大会上讲话时，公开表扬了这两位同志，说他们“能够鲜明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肝胆照人”，“这里不是评价他们当时的讲话内容是否正确，而是肯定他们这种光明磊落，不畏‘高官权贵’的精神，这是非常可贵的品质。”他进而提出，要提倡肝胆相照，提倡政治的透明度，使所有的同志免除发表政治意见的恐惧心理。“罗斯福四十多年前提出，要使人民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今天对我们仍然是适用的。”
从此，“政治透明度”成为蛇口人很自豪的一个词。
《蛇口通讯报》是一张四开周报，篇幅虽小，却办得尖锐泼辣，生动活泼，议政、议经、议文，时有高见，批评意见是家常便饭。对袁庚本人的批评议论多次见诸版面。笔者便是这张小报的热心读者之一，认为它比许多板起面孔的大报可亲多了。
领导班子内部自然也有矛盾，也有同志对袁庚有这样那样的意见，有人说他是政治家而不是企业家，有人说他用人不当，如此等等。袁庚不一定完全同意和接受，他也会对别人提出批评。但这一切都是在党的组织原则之内进行的。他不搞以人划线，对干部该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他手里既没有帽子也没有小鞋，保险柜里也没有。
党委副书记虞德海，对某些干部的看法和袁庚不一致。但当深圳市委要蛇口推荐一位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的时候，袁庚毫不犹豫地推荐了虞德海。他对李灏同志说：“虞德海忠实可靠，担任常委兼组织部长最合适了。”
我也听袁庚讲过：“在蛇口的领导层中，虞德海的家庭最艰苦。他儿子有重病，经济负担很重，但也从来没有向组织伸过手。真是一位好同志。”
“试管”的新发展
1986年，袁庚在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亚洲研究中心作了一次精彩的演讲，题为《蛇口——中国开放与改革的试管》，引起强烈反响。一位台湾来的博士先生，与国内派往香港的人员素无来往，听了袁庚的演讲，主动上前与袁庚握手，并合影留念。
“试管”一词，从此不胜而走。它形象地概括了蛇口的一切试验。“我们希望人们把蛇口看作一根试管。一根注入外来有益的经济因素对传统式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试管。大家知道有‘试管婴儿’。六七十年代，世界出口加工区盛行的时候，也曾出现过‘试管经济’这个名词。”“蛇口，弹丸之地，又是由一个企业开发的，如果着眼于它每年创造了多少经济价值，那何足挂齿。如果把它看作一根试管，也许会引人关注。如果孤立地研究这个区域的经济模式，未免小题大做。如果把它放在周围开放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里来考察，那就有所不同了。”
在所有的改革试验中，袁庚最看重的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他认为，没有政治民主，一切都是空话。即使有人因此批评他“是政治家而不是企业家”，他也毫不动摇。
当蛇口这个“试管婴儿”年满八岁的时候，政治体制的改革又迈进了一步。群众议论已久的蛇口工业区管委会改为董事会的问题，经过将近半年的准备，1987年5月付诸实施了。
工业区领导机关，由最初的指挥部变为管委会，如今又变为董事会，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而是真正实质性的改革。这次改革，使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监督权与执行权分开，更加强化了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的企业化形象，特别是工业区七名董事的民主选举，意义深远。
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十一名，四名由香港招商局集团指派，七名由工业区民主选举。
民主选举的一个星期，是今年以来蛇口工业区这个“试管”最活跃的时期。首先由选民无记名投票选出十四名候选人，然后候选人与工业区干部群众直接见面，发表竞选演说，接受质询，进行答辩。演讲答辩会场场爆满，气氛热烈。
蛇口的民主选举，引起国内外的广泛注意。美国权威性杂志《新闻周刊》载文评述蛇口的民主尝试说：“他们以真正民主选举候选人的身份在蛇口出现作政治演说，在一系列答辩会上回答选民们的问题。……队而成为自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批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地方官员。”“中国首次涉猎民主的尝试发生在深圳特区的蛇口绝非偶然。在整个国家，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及其产生的繁荣和矛盾，同时也加深了对政治变革的欲望。这种动力在深圳尤其明显。蛇口的职工都很年轻，所受的教育程度较高，经济宽裕，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正如当地的官员熊秉权所说：所有这些条件，创造了一个理想的加速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
这里说的是上一次管委会的选举。用来观察这一次董事会选举，同样适用。
董事会诞生之后，交通部长钱永昌来到蛇口。他参加了在蛇口举行的招商局集团本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之后，5月23日下午在助理经理以上干部大会上讲了话。
“过去的一年，是招商局集团经济效益全面提高的一年，是向新的方向扩展的一年，也是历史上发展变化较大的一年，整个集团正在向多元化、大型化、国际化发展。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革，是一个质的飞跃，连香港的一些大企业也不能不对我们刮目相看。”“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效，是因为我们有明确的方针，统一的部署，团结、勤奋、勇于改革的班子和一大批干部，说明我们的工作是符合中央精神的，是跟上和适应了中央关于香港工作的步伐的。”
这是很恰当的总结。
党的十三大就要召开了。这次大会将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诞生，必将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极大地激发人们的改革热情。
快快升起来吧，十三大的太阳！
“巧克力大厦”的脉搏
作者：计泓赓
——记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北京，建国门立交桥畔，一座深棕色的29层大楼。楼正面，叶剑英元帅的亲笔——“国际大厦”4个金色大字，在阳光下分外耀眼。夜间，楼顶上“CITIC”霓虹灯英文字母——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缩写，远近可见。外商送给它一个亲昵的称呼：“巧克力大厦”。
它是北京目前最高的建筑，也是第一幢主要供外商办公的写字楼。下4层，是中信公司办公的地方。5层以上，有98家外国商社、银行办事处、驻京的各类公司等在这里办公。由此，又有“小联合国”的美称。
众多的汽车，围着大楼穿梭。中国人、外国人在大楼门口进进出出，……在许多人眼里，它蒙上了几分神秘的色彩。那么，就让我们窥视一下它的“奥秘”吧。
“由你负全责！”
一个有胆识的决策正在作出。一个新生儿在孕育。
1979年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荣毅仁等几位原工商界著名人士。他以亲切的语调，对荣毅仁表示了这样的希望：摆脱一些社会活动，围绕开放、创汇，“出山”来发挥自己的作用，或主持某一方面的工作，或搞点什么别的。
小平同志点将，使荣毅仁激动、感奋。
“十年，整整闲了十年啊！宝贵的光阴被‘四人帮’糟蹋了。今后，十年要当它二十年来于！”一向闲不住、喜欢做事的荣毅仁心潮起伏。
搞些什么好呢？谈话之后，荣毅仁在思索这个问题。搞个什么部吗？也许不成问题，因为中央领导同志透露过这个意思。不，我不想当官，还是当我的企业家。
荣氏有400多亲属分布在世界各地。有很多是热爱祖国的工商界、科技界知名之士。粉碎“四人帮”以后，荣毅仁利用自己的影响和在海外一些亲友的渠道，为我国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做了不少穿针引线工作。“实业救国”的荣家传统，对外开放的清新空气，出国考察的所见所闻，清亲好友的有利条件……他头脑中谙于商品经济的思维活跃了起来！好，就搞个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吧。
信托投资（Trust and Investment），是外来语，是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筹资、融资、发展经济贸易的方式。建国以来，谁也没有搞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先例。
“荣毅仁真傻，放着部长不当，却去搞这有‘风险’的新玩意儿，他的苦头还没有吃够呢！”有人这样说。
年逾花甲的荣毅仁没理会这些。他专门从上海请来了几位原工商界的旧相知，把中央的期望和自己的一些想法谈了。
“我看可以，不妨一试。”七十多岁的王兼士思想也是“解放牌”。
“今生不幸当了资本家，好不容易告老回了家，何必再冒这番险。”有人嘀咕。
“再搞这种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东西，弄不好能说得清楚？”有人怀疑。
荣毅仁明白，这是双关语。他们这伙人，曾被打成“小集团”，当时还没平反呢。他说：“冤假错案也不止是我们这些人，不都在平反吗？这事我们可以提出申诉。现在我们是为对外开放出力，有中央支持，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现实与历史，理智与感情在交锋。多年被压抑的才干在催动。“大不了再挨斗呗！”“荣老板，既然你领头，我们就到北京帮你一段吧。”
荣毅仁邀请到了八九位原工商界人士，还有几位年轻人，他们把自己的设想起草向党中央、国务院打报告，提出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宗旨是引进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加速四化建设。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都一一圈阅同意了。陈云同志还为他们作了周全的考虑，为便于在国内外开展工作，提出中信公司办成国务院直属的国营企业为好。1979年6月，国务院正式发出通知，批准成立这家公司。
荣毅仁又一次见到小平同志，谈到公司的事，小平同志说：“人由你找，事由你管，由你负全责！”小平同志还一再告诫：“要排除干扰，不要搞官僚主义。”
1979年7月8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正式公布，中信公司筹备组同天宣布成立。
筹备之初，国家拨款尚未下来，荣毅仁自己拿出了一些钱，垫作开办费。荣夫人杨鉴清又把一大笔款子的存折交给现任副总经理王军。王军说等款于下来后定当加利奉还。荣夫人连连摆手：“不要考虑这些，不要考虑这些。”
10月，公司正式开张。叶剑英委员长和王震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
发债券，姓“资”？姓“社”？
“信托投资”是啥东西？许多人不懂。开初，常有人打来这样的电话：“你们那里有旧电视机、旧家具卖吗？”噢！被人误解为委托商行了。
外商来的不少，但试探的多，谈的多，成的少。头一二年，提成的中外合资项目为数有限。
公司的用武之地在哪里？内部有人半开玩笑地说：“咱们不妨先当个‘假洋鬼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