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纪实文学文库-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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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造成的等级观念，无孔不入。有一次我问方毅同志是否有过这个笑话，他笑而不答。这个笑话说，方毅坐上海牌轿车到北京某大饭店去，服务员认定高级官员不会坐上海牌，就出来挡驾，‘您找谁？’‘我是方毅。’‘翻译又怎样？首长也不行！’可笑吗？可笑，但笑着眼泪要往肚里流！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用个煤气罐也要看谁的脸色。在香港，你只要有工作能力，不必拍谁的马屁。一位船王和我开玩笑，‘我们讲钱，你们讲权’，是呵，产品经济，有权就可以不等价交换……”
袁庚的话记忆犹新，刚好印证了梁宪的话。
梁宪继续说：
“一个社会，政府官员不是社会精英，文化低，行政官不懂行政管理，你让他放权是很难的。让他发展商品经济也难。”
这已经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了。经济体制改革呼唤政治体制改革，理所当然。当年的洋务派如郑观应，顺着历史的潮流，尚且演变为维新改良派，今天的改革者岂能固步自封。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改革是不会停滞不前、更不会倒退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已经呼之欲出了。
“一百多年前打出的‘招商’二字，给轻商观念以冲击，实在很有意思。使社会承认商品经济的价值，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招商’一词，翻成英文是‘中国商人’，搞一座‘中国商人大厦’是很够威的。中国商品经济出现很早，春秋战国时已出现重商派，但是由于封建传统的强大，儒学的影响，商品经济始终不能发展，明朝商品经济已相当发达，但商人的地位在人们心目中还是低下的。所以，在国家危难之际提出招商，值得大书一笔。中国的商船队历尽沧桑，没有形成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条件，发展不起来。香港60年代发展为世界航运中心和金融、贸易中心，世界三大船王香港占了两个，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施展拳脚的机会。由于我们的企业受指令的限制，丧失了按商品经济规律运作的职能，错失了良机。
“在西方封建时期，‘市民’即商人也是被瞧不起的。莎士比亚笔下的商人都是讽刺对象，唯利是图，如《威尼斯商人》，从无正面形象。后来市民发展为资产阶级，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才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扫清了道路。
“招商的经验说明：一个年轻的企业可因错误决策毁于一旦，古老企业顺乎潮流则能焕发青春。这个潮流就是商品经济的潮流，一切企业必须按商品经济的规律办事。
“长期以来，人们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之间划上等号，形成极其顽固的观念。一次在蛇口，我接待一位人民大学教授，他问我：‘你是不是经常做这个工作？’我没理解他的意思，说：‘我算不得蛇口的开荒牛。’他说：‘不是的，我问你是否经常向参观的人作这种介绍？’不等我回答，他又说：‘我想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再和社会主义挂钩？’我为之气结：‘也许当局者迷，我们做实际工作，从袁庚到下边，从开始到现在，都认为蛇口工业区是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一部分。’后来同志们说我缺乏急才。‘你应当说：马列的书中从来找不到一段，说海面漂着逃亡者的尸体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现在这个繁荣兴旺的样子是资本主义。’学究们先给你定性，扣上帽子，再打棍子。我们的企业不是社会主义的？我们这些人是资本家、坏分子，在这里无恶不作？恐怕只有某些权威才会反对它，你能找到当地居民反对它吗？把它定成资本主义对你有什么好处？”
这位书生激动起来，好像我是他的对立面一样。
“商品经济这个幽灵，把许多人吓破了胆，他们吃尽了苦头也不肯面对现实，好像一承认商品经济，他们的马列主义纯洁性就有了问题，他们就靠着这点顽固性维持自己精神的平衡。真是可悲的教训！
“就说航运业吧。现在世界航运不景气。最景气是战后资本主义经济恢复时期，航运业的增长幅度惊人，那时石油、矿石消耗量很大，需要庞大的船队。香港船王就是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时日本造船业的大发展中形成的。70年代达到了高峰。后来石油开采分散化，英国、墨西哥开发了油田，世界工业结构趋向小型化、轻型化、微型化，空运发展迅速，这些因素导致了航运的减少。包玉刚看到了这一点，及时摔船上岸。他的船队最多时两千万吨，现在只剩下七百万吨，大量购置了物业，如九龙仓，又搞航空公司，多种经营。
“不是曾经有人拿‘以航运为中心’反对我们搞多元化、特别是开发蛇口吗？船王包玉刚尚且不肯吊死在航运这一株树上，我们也不那么蠢！要是死抱住航运中心不放，不搞多元化，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市场规律是无情的，多元化就是按市场规律办事的标志。我们搞了多元化，并没有削弱航运业务，恰恰相反，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航运体系。去年是世界航运艰难的一年，也是招商好过的一年。
“这就是商品经济、市场规律的作用。过去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完全正确。再说具体一点呢？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只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才能富国。”
我聚精会神，生怕漏掉了一个字。真乃画龙点睛。
从北京看招商
香港七日，匆匆而过，还有许多该访的人未访，该看的企业未看，不过与“香港七日游”的收获大不相同。
国家经委体改局局长王乐梅到香港的考察，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在广州、在蛇口乃至在香港看招商的感觉，我都体验过了，那么她站在北京的高度看招商，尤其是亲自到招商考察过之后，有何观感呢？要写招商，这是不能不了解的。
今年六月初，我借到北京出差的机会，访问了她。她正在北京中医院住院，知道我要写招商，牺牲了一节理疗的时间，在病房接受了我的采访。
“你写招商，我完全支持。太值得写了。”
交谈中知道，她1960年毕业于人民大学，学过法律又学过经济管理，在银行工作过8年，到日本实习过，又到苏联等国考察过。既是领导又是专家，她的意见应该是权威的。我还感到，工人的外表与学者的内涵，在她身上统一得很好。
“招商远远超出了交通的范围，大集团，符合潮流。1981年我到日本考察过，松下电器、通用汽车、三菱三井，都是跨国财团。发达国家的企业都是多种经营的。这样互为补充，少担风险，服务面广，余地很大。招商是航运、工业、金融、服务、旅游，门类齐全，工业又有重工、轻工、化工。它的发展速度特快。前一百年没大发展，这几年发展了许多倍。这很惊人，国内企业少有，世界也不多见。我到过苏、美、日、德，招商崛起的劲头不比他们差，有极大的生命力。
“最大区别是有自主权。内地因袭传统，管得很死，大小事报请审批。他们只管用人、指标，企业自已经营。利润企业可留70％。上头交通部开明，钱永昌叫不要管。这样下边积极性就高了。仓码公司下边有个贸易公司，只有几个人，却信息灵敏，能量很大。他们来看我，听说国内马口铁缺，就说为什么不进口？可以以货换货，山东大蒜出去，他们买马口铁进来。他们就这样一心想着国家的需要，四化的需要。这在招商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没有这种劲头打不进国际市场。
“招商作为窗口，起着巨大的作用。它在香港站住脚，逐步扩大，是国家在港经济成分的骨干力量。应在全国推广他们的经验。大企业都像招商，打进国际市场，我们国家就不像现在这样了。一汽、二汽就没它办得好，不然早出口汽车了。
“1985年我到苏联访问。他们不进口，彩电、收录机都不进口。保护民族工业是对的，但是重工业占75％，轻工业占25％，军事工业为主，现在他们搞不下去了，也要改革了。改革也是世界潮流。”
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王乐梅站在国家经委机关的高度，把招商和国内大企业比，和国外企业比，招商的价值就看得更清楚了。
“您对袁庚的作用怎么看？”
我知道，对袁庚的看法是有分歧的。1984年我在蛇口采访过一位退居二线的领导同志。他主张“要退大家一起退，袁庚也退”。在他的办公室里，他以老政工干部的严肃性，极其认真地对我说：“蛇口有今天的成就，第一归功于三中全会路线和党中央的英明决策；第二归功于省市委的正确领导；第三归功于全体干部工人的团结奋斗；第四归功于蛇口地区农民渔民群众的积极配合。至于个人的作用嘛，就不必多说了。”滴水不漏，完全正确。但那言外之意，我是听得明白的。
王乐梅直截了当地说：
“帅是主要的。招商没有袁庚不会这样。他有远见，有头脑，谦虚，是个企业家。我们国家多一些这样的企业家就好了。”
“蛇回收入最高的人”
我在蛇口，偶然听说郑奕成了“蛇口收入最高的人”，颇感意外。
郑奕就是我在《热血男儿》中写的那位“年轻的总经理”。当时他24岁，我感到他既有朝气又有傲气，就说他是个“优点和缺点都很突出的人物”，也写下了袁庚对他说过的话：“我们对你，既信任又不信任。信任你，所以叫你当总经理；不信任你，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当好，所以要监督你，考察你。”
后来，郑奕领导的“海上世界”参与了倒卖汽车的活动，发了点不义之财，他因此而下台。下台后，和袁庚有过一次谈话。袁庚在一次支部书记和助理经理会议上是这样说的：
“我们的干部的成长是有个过程的，不经过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就不能很好地去接受经验和教训，不能很快地成长。我和郑奕同志在一次谈话中，他问我：袁庚同志，你年青的时候犯过错误吗？我说犯过，但起码我还能作点检查，在党的领导下我愿意改正。在‘文革’期间坐牢时，有人让我写材料，揭发我生平的情况，记得我写了一句话：屡错屡改。专案组的人说我要滑头。其实我是向古人学来的。古时有位将军，老是打败仗，皇帝要杀他，他就写表章给皇帝道：‘臣屡败屡战。’皇帝一看，龙颜大悦。如果写屡战屡败就保不住命了。希望大家共同关心那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不要看不起他们，应该更加热情地帮助他们，使这些同志在什么地方摔倒就在什么地方爬起来，站起来，有错就改，继续为党工作。”
郑奕说过，干部真正能上能下，是一种改革。轮到他来实践这种改革了。
他从“海上世界”的总经理变成了外国石油公司的小车司机，可以说“一橹到底”了。没想到，给美国人开车，却使他成了“蛇口收入最高的人”。美国人付美金，他车开得好，又会英语，美金当然给得多。人家是不管你什么级别的。
不过，有关方面也说，不能者让他开车，准备派他去香港酒店实习，将来仍叫他管理酒店。
听到这一切，实在为郑奕高兴。一次在工业区办公室遇到他，我说：“听说你成了蛇口收入最高的人？”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别听他们瞎说。”“咱们约个时间谈谈，好吗？”“好。”接着说了他的新住址。
由于各自都忙，约了两次，未能谈成。不过凭着短暂的接触，我感到他身上的傲气已经不易觉察了，更像个普通的青年人了。这值得祝贺。
年轻经理的错误，使袁庚想得很深很远。他在一次培训中心全体师生会议上，再次强调了他曾经强调过的观点。
“现在内地一直在说要给厂长、经理松绑，我说不完全是这么回事，现在经理的权力特别大，我主张要削弱经理的权力。因为，一个企业是谁的？全民的！但权力却是个人的。按理说，有绝对权力就有绝对责任。香港谢利源金铺是个有50多年历史的大企业，一旦宣布破产，老板吃150多片安眠药自杀了。还有个妙丽集团宣布破产后，不仅老板自己，连老婆、孩子、全体家属都不知所终。为什么？因为财产不是全民的，是个人的，因而权力也是个人的，他对公司拥有充分的权力，但他也负有绝对的法律和经济责任，破产了用生命补偿。我们也这样能行吗？不行！我们的经济法规远不健全。有些年轻同志当上经理，简直威风八面，权力相当大，但亏本的时候，他工资照发，责任负得很小很小。所以我说，经济立法很重要，没有这个�
